仔细阅读徐永光对中国内地记者发表的谈话，不难发现漏洞。
例如，今年3月27日徐永光对香港《文汇报》记者说：十多年来，人们尊称我是“慈善家”。《明报》报道一出，人们大感意外，怎么“慈善家”变了味，成了下海商人，成了“投资家”。而且是一个坑掉了不少善款的失败“投资家”，人们有一种被欺骗、被愚弄的感觉，又因希望工程的纯洁，那种愤怒可以想象……这是我们的尴尬和无奈，在中国，只有做“投资家”，才能当“慈善家”，否则慈善机构的“家”就无以“养家糊口”……让“慈善家”去做“投资家”本已很无奈；这个“投资家”还必须万无一失，更是过分苛求。
这段话可真是漏洞百出、苍白无力。
其一，徐永光怎么能算慈善家？慈善家，是用自己的钱去投资，赚取利润，然后从自己口袋里、把属于自己的利润（或是积蓄）拿出来捐给慈善事业的人。徐，不过是受万千捐款人之托，“代管”希望工程工作的秘书长。
其二，徐永光“黑箱作业”十多年，此次明报一披露，徐的“角色”当然变换快。既然徐永光承认“人们（因此）有一种被欺骗、被愚弄的感觉，又因希望工程的纯洁，那种愤怒可以想象”，那么明报的揭露报道，何罪之有？人们的愤怒和抨击，何罪之有？
其三，谁授权、谁逼迫徐永光去做“投资家”了？难道中国民政部今后批准某人出任非营利、公益性基金会负责人，还必须附加如下条款：“有五年以上投资企业、大获成功之记录，方可出任大型基金会之秘书长”？
对香港文汇报记者，徐永光又说：在中国……投资活动只遵循一般的市场规则，并不会因为你是（拿的）善款就给你单独订一条规则。相反，对基金会投资还有一些限制性条款，如“购买股票不得超过所投资企业百分之二十”，“基金会不得直接经营企业”等。就是说，既要你去搞投资，又不让你参加管理，这就增加了控制投资风险的难度。
大家看，这不是在推卸责任么。徐永光的潜台词是：我违规投资虽然失败，但主要原因是国务院法规“太差劲”，“增加了控制投资风险的难度”－－徐永光这样胡说八道，可以理解，记者一味跟着徐永光的指挥棒转，这合适吗？
类似的奇谈怪论，信手拈来有许多：
－－“这十多年来，我精力的80%都放在了这（挪用捐款、违规投资）上面”（ 3月23日接受《北京青年报》记者曾鹏宇采访）；
－－“我们非常担心，（如果希望工程巨额投资的情况）一旦公布，其后果会怎样，公众是否能够接受”，（顾晓今，接受三联周刊记者采访）；
－－因为是慈善机构，投资项目“做得不好，我就想把它装在一个好的项目里，用一个好的投资把这个（亏损）项目给消化掉”（徐永光接受三联周刊记者采访）；
－－我们投资是“九个赢利、一个亏损”、投资“有盈有亏，但总的效果是盈大于亏”；（徐永光接受北京青年报记者采访，注意，谈及盈亏，徐的前后说法不一样）……
新闻记者的素质可真是良莠不齐，内地有些记者写东西似乎不动脑子。倘若国家审计署今后公布审计结果，认定徐的投资是“五个赢利、五个亏损”，甚至倒过来是“九个亏损，一个赢利”，或者国家审计署认定徐永光“消化亏损”的做法属于“作假帐”，那些糊涂记者的脸面该往哪里放呢？
讲到这里，我想给中国内地的记者们提个醒。徐永光是很知道“笔杆子”的重要性的，因此，专门跑中国青基会、希望工程这条“线”的记者（内地记者往往分“线”采访），他们的姓名还经常出现在希望工程的领款单上，因为新闻发布会后，徐永光立刻把记者们的“签到簿”改成“补贴签收簿”。记者只知道是签字表示“到会”了，但我们宣传部则奉老徐之命，每次会后都把记者的“签到”改成“签收”，补上收到人民币若干这一项。记者的“待遇”又有所不同，文字记者一般每次“签收”200元；电视台的记者则每次“签收”2000元。要知道，徐永光一年召开的希望工程新闻发布会，常常会超过20次呢。
南方周末驻京记者方先生曾问我：“记者们是不是真的领到了这些钱？”我说：是的，记者确实是拿到了车马费，但签字的时候，他们都被蒙在鼓里了。
电视界的“大腕”杨澜女士，“签收”更多。记得有一次她将《凭海临风》的稿费捐给希望工程20万元，但第二天，青基会就和杨澜签协议从我们那里又领走同样数额（20万）的“工作经费”。老徐给出的理由是：“希望工程的劝募工作很辛苦，这笔钱是给她作为活动经费的”。名人言行，令人难忘：我清楚记得杨澜此后又以同样方式，多次从青基会财务部领取过希望工程的大额工作经费……或许是我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这次徐永光遭遇麻烦，杨澜立即为老徐做了专题片，积极帮老徐说话。
中国内地新闻记者的职业道德，让我忧心！当然，采访了我的南方周末、三联生活周刊、中国经济时报以及中央电视台“新闻调查”等单位的许多记者，不在其列。
除了批评和提醒中国少数记者，我还要说：中国内地的某些报社、通讯社、著名网站，有可能成为徐永光的“帮凶”。中国青基会的遭受“恐怖袭击”的《声明》，是通过新浪网首先发布的；新华社以及中国青年报、北京青年报等新闻单位，又在随后的新闻稿中把我称作“恐怖分子”和“犯罪分子”。
可是，希望工程怎么能够等同于徐永光呢？
我揭露的是徐永光，并没有“袭击”希望工程；我站出来揭发徐永光，正是因为我比徐永光更爱中国的希望工程。徐永光气急败坏、气势汹汹地把我列为犯罪分子，其理由不过是指责我在辞职“前后大量窃取中国青基会的内部文件，（然后又以这些文件）作为要挟和攻击中国青基会的‘炮弹’”。
徐永光联手中国部分新闻单位对我的“诬蔑”，不禁令我浮想联翩。
我记得，今年3月14日，徐永光在中央电视台《东方时空 / 时空连线》节目中说，他赞成“慈善事业应该做成透明的口袋”。一个简单的逻辑问题立刻摆在了上述新闻单位的领导人面前：一家慈善机构，有什么资格制定不能对外公开的“秘密文件”或“内部文件”，慈善机构的财会人员把本单位领导违规投资、作假帐的确凿证据公布出来，提交给全体捐款人、全社会审查，那么我不仅无罪，而且有功。因为依据我国《会计法》和《公益事业捐赠法》的有关规定，勇敢地站出来揭发本单位领导弄虚作假的财务人员，理应受到中国法律和新闻传媒的保护。
鉴于此，我将保留对上述诬蔑我的新闻单位以及徐永光提起诉讼、要求赔偿的权利。
我还记得，徐永光前两天曾公开表示：他愿在电视上和任何人公开辩论希望工程腐败案。我呢 ，也在这里做个公开表态：我愿意接受徐先生的这一“挑战”。
众所周知，徐永光，曾是个喜欢接受中外记者采访的风云人物，是个喜欢不断召开新闻发布会的侃侃而谈者，但我估计：今天的徐永光，大约不敢接受我的这一“应战”或者是点名挑战，他不敢和我同时面对公正的电视摄像镜头，更不敢和我站在一起，同时面对值得信赖的捐款人和社会大众。
此文结尾，我愿引述全国人大代表、人大外事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宋清渭在今年两会上的一段公开讲话，宋代表指出：铲除腐败，关键在建立健全反腐败的法律机制，抓紧研究制定中国的《反腐败法》……并且要“给新闻工作者更多的舆论监督权”。
我希望，中国内地能有更多像南方周末那样坚持真理、爱党爱人民的报纸；能有更多像方进玉先生那样认真、正直、勇敢的真党员记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