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身为大法弟子和领导干部以自己的所能与条件为全县人民无私奉献。他淡泊名利、清正廉洁。他身居要职不收红包、拒吃请、不揩公家油的事迹在当地群众中广为流传，有口皆碑，赢得众多赞誉。
然而正当他准备为全县人民做更多贡献的时候，1999年7月20日法轮功在中国遭到了铺天盖地的无端迫害。在高压面前他只能在背地里修炼，内心苦恼万分。耳闻目睹了江泽民及其邪恶的政治流氓集团对大法与大法弟子一桩桩残酷迫害的事实，特别是江泽民一伙自导自演“天安门自焚事件”栽赃陷害法轮功，作为一名以“真、善、忍”为准则的修炼者，他幡然醒悟了。讲清真相，揭露邪恶是大法弟子义不容辞的责任，不能让罪恶再延续了。他毅然走出来散发法轮功真相资料，向被谎言所毒害的世人讲述法轮功遭受迫害的事实。
2001年10月6日他在重庆市铜梁县城发放真相资料时被绑架。开始被非法关押在重庆市公安局，后转移到铜梁县看守所，在非法关押期间，他直面高压迫害，不向邪恶屈服。即使在他身心遭受严重迫害的情况下，他仍向能接触到的一切人讲真相、揭露江泽民一伙的邪恶，坚定地维护着“真、善、忍”宇宙法理，其金刚不动的坚定正念令邪恶胆颤心寒。在2002年6月这最后的一个多月里，邪恶之徒对其迫害不断升级，使他身体遭到严重摧残，手已不能写字。在他请人代笔转交给家人的最后一封信中，亲属发现他将有被迫害致死的可能，于是于7月3日赶到铜梁县看守所。
在亲人强烈要求下才得以看到被非法关押8个多月之久的他。当时看到张方良是由看守所的四个犯人抬出来接见的。他四肢浮肿，不能站立，行动不便，手不能写字，但思维清晰，能大声说话。亲属以张方良生活不能自理为由提出取保候审的要求，通过据理力争，铜梁县政法委副书记刘安学说，我们已电话向市里报告此情况，市里等我们报书面材料。在家属的催促下，刘安学说当晚将书面材料发传真到市政法委，要求亲人等候通知，因为7月6号、7号两天是周末要休息。7月8日，张方良的亲人再次到铜梁县政法委等候答复时，早有预谋的邪恶之徒已将张方良转移到铜梁县医院，给身体已被严重摧残的他带上手铐，并强行注射不明药物。当家属赶到医院时，张方良已神智不清、精神恍惚，对其在场的亲人已不能辨认，连自己的妻子都不认识了。看到这种惨状，其妻悲愤地对铜梁县政法委“610”的人说：“我的人出了问题，你们要负责任”。在场的铜梁县政法委副书记刘安学心虚地表白说：“你们可以去查处方，我们用的是‘最好’的药”。在药物还有部分未输完的情况下，铜梁县政法委“610”的人急忙拔掉药瓶，慌忙催促其家属把人接回家去，并前后警车监控跟随。到荣昌县城后，荣昌县政法委书记王臣志出面交接后，双方人员匆匆离去。
张方良被接回家后，思维有过短暂清醒，能分辨家人，但呼吸困难，只说耳鸣厉害，且说话困难。家人见其呼吸困难逐渐加剧，于当晚11点钟左右将其送往荣昌县人民医院抢救。次日早晨7点在输液过程中张方良慢慢停止了呼吸。医院出具的死亡诊断证明结论是：肺部感染、心力衰竭、呼吸衰竭。
其妻在万分悲痛中将情况告诉荣昌县县长李启松，要求主持公道，调查解决此事。但得到的答复是：“炼法轮功的，我们不管”。随后紧接着县委派人出面做工作，要求尽快火化，并要求将灵堂设在县殡仪馆，不能设在县计生委（其妻所在单位家属院内）。而且还在当日电话发出通知副局级以上干部不准去悼念张方良，并且在灵堂外有公安人员监视把守，使人们不敢前去悼念。荣昌县有关部门还蓄意制造出张方良是“自杀而死”的谣言。
此事个中包含的迫害阴谋欲盖弥彰。经历了多次政治运动的群众是心知肚明的，当地老百姓都在说：没想到一个好人，抓进去几个月就遭整死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