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下条件最容易培育攻击型扩张型的好战爱国主义：
１、曾有过傲视天下的强盛和君临天下的虚荣；
２、遭受过长期外辱的历史和雪耻赶超的民族情结；
３、巨大的人口和资源的匮乏所造成的生存压力；
４、当下国力军力的不断增强；
５、从未间断的仇恨教育和强制性的舆论误导；
６、摇摆于极端自卑和极端自傲的恶性循环之间的民族心理；
７、能够使以上条件发挥综合作用的独裁政权。
好战爱国主义的形成和泛滥，第七项条件尤其重要，可以说是整合其他诸条件的核心。如果没有政治上的独裁，其他几项条件，不但无法形成统一的国民心理，还会在自由社会的和平宽容环境中，逐渐淡化并最终退出历史舞台。换言之，独裁政权是这一切条件得以凝聚和发酵的核心。邓小平时代和江泽民时代的中国，正好满足了以上所有条件。
在邓小平时代，实用主义代替了乌托邦妄想，发展经济代替了阶级斗争，裁军代替了扩军，民生经济代替了军营经济，防守型爱国主义代替了好战型爱国主义（伪国际主义）。在对外关系上，邓小平抛弃毛时代的三个外交支点：以意识形态画线、做第三世界的领袖和随时准备迎接第三次世界大战，而代之以超越意识形态的利益优先，重点发展与发达国家的关系，尽量争取和平的国际环境且裁军百万。
八十年代的民间，国人急切渴望摆脱了贫穷和恶斗，封闭的国门突然打开，政治改革成为热点，外面世界的富裕和多彩凸现了自身的落后和贫乏，民族耻辱、赶超欲望、对富足西方的嫉慕和坚守古老文化的自傲，同时并存。尽管爱国主义越来越成为官方新意识形态的核心，尽管在“中西文化大冲撞大论战”中已经出现了“２１世纪将是中国世纪”的预言，但那时毕竟还有以自由化为标志的开放心态和西化思潮，可以制衡民族主义情绪的泛滥。现实落伍以及自卑情结所激发的主流情绪，还不是对外仇恨和扩张，而是向往、学习西方。
六四之后，西方国家一致制裁中共政权，世界舆论一致谴责大屠杀，使中国和西方的关系陷入低谷。为了稳定政局和转移目标，中共又祭起了寻找外部敌人的毛泽东策略。对内，把八九运动指控为海外反华势力插手甚至遥控的颠覆阴谋，是“西方资本主义特别是美国霸权主义亡我之心不死”的最新证据，反自由化反和平演变成为意识形态的核心任务。在外交上，中共陷于新一轮的国际孤立，而中国的经济发展又离不开发达国家的资金和技术，加之前苏联“９·１８”政变的失败和昔日红色帝国的解体对中共政权的冲击，由此，邓小平奉行现实低调的对外防守态度，使“韬光养晦决不当头”的外交战略主宰了整个九十年代。
但是，一个独裁政权做出“决不当头”的外交承诺，在道义上是下流的，因为这种实用主义外交战略，没有任何道义诉求而只着眼于既得利益，仍然奉行为达目的不择手段的无赖道德，骨子里的称霸心态或天下心态并没有改变，相信“三十年河东，四十年河西”轮流坐庄乃霸权转移的必然规律。在实力不足时忍辱负重、卧薪尝胆，以图东山再起。一旦中华之振兴成为现实，强大的中国将在未来的国际舞台上重演“报仇雪恨”的吴越春秋，再次成为“天下中心”。
事实上，这种下流的“韬光养晦”之策，也并非邓小平的专利，早在上世纪五十年代，毛泽东就用此对付过斯大林时代的苏联。无论在冷战时期还是在冷战结束之后，中俄之间从来没有过基于道义的盟友关系（像二战后的西方盟国那样），即便５０年代初的中苏蜜月，也不过是两个野心勃勃的极权者之间基于利益优先的相互利用而已，斯大林需要中国充当他称霸世界的东方炮灰，毛泽东需要苏联的帮助摆脱孤立、巩固权力和重建废墟。其盟友关系是建立在共产极权秩序内部的“主奴关系”之上的，一旦处于“小老弟”地位的极权者，也想充当“老大哥”，极权者之间的你死我活的冲突必然爆发且不可调和。从六十年代开始，中苏冲突的剧烈程度已经远远超过中美冲突。
当年，斯大林接见中共要员时，每一次都声称绝不干涉兄弟党的内部事务，而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高岗等人，每一次面对斯大林的故作姿态时，皆以谦卑的口吻乞求斯大林对中国革命的指导（参见《斯大林与中国》）。狂妄得看不起所有政治枭雄的毛泽东，在斯大林面前的韬光养晦，竟然到了不惜颠倒黑白地自我贬损的程度。我在中央电视台播放的历史专题片中，看见过这样一个片断：国人举行抗美援朝的盛大游行，抬着一副斯大林和毛泽东握手的巨幅画像，画像上的斯大林以高大魁梧的形象俯身倾顾着身材矮小向上仰视的毛泽东。而众所周知，现实中两人的身高恰恰相反。
一旦毛泽东自以为羽翼丰满，就公开觊觎共产领袖的地位，就强调自力更生，就由“决不当头”变成“争当霸主”，稍有龌龊就恶语相向，大骂苏修及其霸权主义，拥苏就是反革命，甚至不惜兵戎相见。
所以，“韬光养晦”，不过是信奉实力主义和强权政治的独裁者的缓兵之计，而绝非基于人类道义和长远利益的外交战略。韬光养晦与遍布网络的好战爱国主义的区别，只是表面的，即官方的外交辞令和民间的流氓俚语之间的区别，其内在的民族心理皆是下流的、阴暗的。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大陆民族主义的第一次大爆发，由１９９３年北京申奥失败引发。这一失败使中共的体育外交破产，也重挫了国人的民族自尊。而民族自尊的受挫，恰好为中共急需修补政权合法性提供了绝佳时机和民意资源，中共自然不会放过－－如果国人不相信八九运动是西方反华势力全力介入的结果，不相信武力镇压是为保护民族利益和国家利益而不得已采取的决策，那么现在西方反华势力对中国申奥的破坏就摆在眼前，不由人不信。于是，百年外辱的延续和反华势力的颠覆，又有了新的例证，国内掀起了改革以来的第一次激进民族主义思潮，它的主流情绪是怨妇式、控诉式、谴责式的：以歪曲甚至编造历史的方式，蓄意历数百年来西方人在中国土地上犯下的罪恶和对中华民族的侮辱。
但是，这种以诉苦指控为主的怨妇式民族主义，已经透露出在新世纪占据爱国主义主流话语的好战化流氓化倾向，其大众化版本的代表就是《中国可以说“不”》。在该书中，极端的民族仇恨、大中国野心、嗜血的浪漫抒情和泼妇骂街的流氓腔调，一应俱全。
由此可见，韬光养晦的低调孕育着大国外交的高调，怨妇式的民族仇恨喂养着报仇雪恨的种籽。
⊙ 好战爱国主义有违世界潮流
二战后，人权至上与和平主义逐渐成为人类的主流价值，经济自由化和政治民主化也为历史大势。德国和日本经历过二战大败的耻辱，但二者重新崛起靠的不是好战的民族主义，而是政治民主化和自由经济的成绩。台湾创造的举世瞩目的发展奇迹，靠的也不是蒋介石反攻大陆的决心，而是放弃武力反攻的国策，促成社会制度的自由化民主化。改革以来的中国有了较大的发展，靠的也是经济的渐进自由化与和平的国内外环境，而限制中国进一步发展的最大阻碍和可能使中国走向崩溃的危险，第一是独裁制度，第二是由独裁制度煽动起来的狂热爱国主义。
凡独裁者皆是口头上高唱和平，而实际的夺权及其统治经验却让他们在骨子里崇拜暴力。按照弱肉强食的丛林规则和成王败寇的暴力逻辑，打败了蒋介石的毛泽东无疑是中国人的英雄，正如马背上挥舞砍刀的成吉思汗、企图武力征服世界的拿破仑和希特勒、建立大东亚共荣圈的天皇等等一样。但是，在人类经历过“人对人是狼”的野蛮□杀的暴力关系之后，世界便走向“人对人是人”的互爱互助的契约关系。人类反抗不公正秩序的方式，由暴力夺权转向非暴力反抗，民族矛盾的解决也由武力决胜负转向政治谈判或全民公决等和平方式。
在这样的时代，真正的英雄再不是炫耀武力者，更不是靠暴力维持专制制度的强权者，而是以柔克刚的圣雄甘地和民权领袖马丁·路德·金，二人以生命为代价践行非暴力主义的伟大人格，成为和平主义的典范。还有那些得到最高荣誉诺贝尔和平奖的政治家，要么是以和平方式结束武力对峙和平息暴力冲突的人，要么是一贯坚持对暴政的非暴力反抗的人（如昂山素季）。许多过去的暴力崇拜者也在主流文明的感召和压力之下，放弃暴力斗争而转向和平进程，南非曼德拉最具代表性。
二战后，另一个引人注目的事实是：民主制度自由社会热爱和平，专制制度奴役社会热衷战争。众所周知，发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是法西斯的德国、意大利和军国主义的日本。二战后的大多数局部战争都是不把人当人的独裁者发动的。当全世界大都在新的和平中重建家园之时，极权者的称霸野心却挑起了诸多非正义的局部战争，国共两党展开了远比抗日战争更残酷更具破坏性的内战，金日成挑起的朝鲜战争，胡志明挑起了越战，苏联入侵阿富汗，萨达姆侵略科威特。
也许，国人感觉到美国对中国的围堵，并非空穴来风。当两大制度的对抗结束之后，中国已经成为世界上仅存的独裁大国，在冷战遗留的制度对抗中，美中之间的制度冲突无疑是其关节点。美国的人权外交的主要监控对象无疑是中共政权，中共政权反对和平演变的主要目标也只能是美国。因此，解开台海僵局和摆脱国际孤立的最好办法，绝非独裁制度下的逞强好胜的战争叫嚣，而是放弃一党独裁制度。从两次世界大战和二战后的无数次局部战争的经验教训中，世界上的主流国家相信：一个人口众多且日益强大的独裁政权，一个可以在和平时期对手无寸铁的国民进行疯狂大屠杀的政府，将对未来的世界和平构成主要威胁。何况，还有随时可能爆发的台海危机！
台海危机之所以一直存在，就在于独裁制度的一直存在。在毛泽东和蒋介石这两个独裁者当政的年代，一个决心武力解放台湾，一个决心武力反攻大陆，只是由于现实上的力所不及和国际社会的干预，台海才没有变成由权力野心和暴力崇拜制造的血海５碧ㄍ宄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