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海一枭控告中国国务院及总理朱镕基

发表:2002-07-30 18: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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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告:东海一枭(身份证号332527196412106411),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

第一被告:国务院;第二被告:朱镕基总理。

请求事项:取消为公务员第三次加薪等杀贫济富、违反多数民意的行为,真正落实《义务教育法》,将给公务员加薪的钱投向农村,在全国农村实行免费义务教育。

事实和理由:

一九八六年四月十二日第六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通过、一九八六年七月一日起施行的《义务教育法》明确规定:“公民不分民族、种族、性别、职业、财产状况、宗教信仰等、依法享有平等的受教育机会”、“国家对接受义务教育的学生免收学费。国家设立助学金,帮助贫困学生就学”,“实施义务教育所需事业费和基本建设投资费,由国务院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负责筹措,予以保证”。

从严格意义上讲,义务教育就是免费教育,世界各国施行义务教育的国家都是免收学杂费的。只有免收学杂费,给每个适龄儿童创造入学的条件,才能真正实施义务教育。

然而在我国,到目前为止,仍有相当多的农村学龄儿童和青少年读不起书,仍有不少地方学费照收不误。既使免收了学费,什么书本费、杂费、住宿费、补课费、校服费、报刊费、校舍维修费等等名目繁多的收费项目,数额远高于学费。而“国家设立助学金,帮助贫困学生就学”这一原则,更是欺人之谈。

《义务教育法》规定了公民的责任:送适龄子女入学。由于政府没有履行按法律规定的应尽的任,没有创造保障适龄儿童上学的条件,包括提供学校、教师及免费入学等,造成许多贫困学生失学或辍学,导致《义务教育法》长久以来无法实施。政府违法在先,失信于民。

国家教育发展研究中心《2000年中国教育绿皮书》提供的数字表明,1995年世界各国公共教育经费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例,以色列为 7.0%,我国却不到2.55%。而此区区经费中,用于初等教育的教育经费比重之低,较之国际平均水平,令人沮丧:1987年我国初等、中等、高等三级教育的平均经常性经费之比是1∶2.65∶38.70,而印度的这个比值是1∶1.59∶8.88。 尽管我国已宣布“基本普及九年义务教育”,但根据毫无可信度的官方数字,仍然有15%的地区尚未“普九”--几乎全在农村地区;还有 0.9%的学龄儿童没能上学,11.4%的少年没有读初中,15岁以上的人口中仍有8500万人生活在与文字隔绝的状态中--他们大多是农家子弟。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县乡财政与农民负担》课题组的调查结果显示,目前我国农村义务教育的投入实际上主要还是由农民们自己负担的。在全部投入中,乡镇一级的负担竟高达78%左右,县财政负担约 9%,省地负担约11%,中央财政只负担了约 2%。乡镇承担了农村义务教育费用的绝大部分,而其财政收入绝大部分又是出自农民手中,包括投入的农村教育费附加、农村教育集资以及其它属于间接投入的税费等等。

农业部农村经济研究中心研究员关锐形象地指出,我们的教育投入,就是“农民出资为城市培养人才,国家拨款实际为外国选拔精英”。

国务院办公厅于2002年5月16日发出关于完善农村义务教育管理体制的通知,要求各级人民政府确保新的农村义务教育管理体制在今年全面运行。根据《通知》的规定,农村义务教育的直接责任人,将由过去的“以乡镇为主”提升到“以县为主”,即由县级人民政府负责筹措农村义务教育经费,合理安排使用上级转移支付资金,确保按时足额统一发放教职工工资,统筹安排农村中小学公用经费,组织实施农村中小学危房改造和校舍建设等等。

这比“以乡镇为主”有进步,但仍属敷衍治标之策。北大教育学院王蓉副教授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分析认为,在对于教育的投入上,地方财政本身缺口就较大,加之近年来公务员又屡次加薪,地方财政负担很重,“以县为主”的实际效果堪忧。

  据《财经》杂志一篇文章《农村义务教育难解之结》:“根据国家统计局的统计,1999年中国县级总数2109个,其中亿元县有593个,一般县480个,而财政补贴县高达1036个(含国定贫困县574个)。县域之间无论是财政收入、还是可支配财力以及人均财力,都存在很大的差距。财力雄厚的县,财政收入可达几个亿甚至几十亿,既可支持科教又可支持经济,发展有后劲;财力匮乏的县,财政收入几千万甚至几百万,连基本的“吃饭”也保证不了,根本无后续财源可言。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中国县级财政赤字面一度高达40%以上,1998年和1999年仍分别高达31.8%和35.5%,而且越往西部赤字面越大,在有的省份赤字面甚至高达60%以上。而目前农村义务教育存在困难,急需增加财政投入的地区,恰恰集中在中西部贫困地区的县。“以县为主”,由县级财政统筹教育资金的投入,尽管可以在一定程度上使县内的贫富差别得以平衡,但仍无补于一个县财政的绝对匮乏。其中一部分财政困难的县,即使把权责由乡上升到县,也并不能从根本上改变面貌”。

有人说,我们国家还很穷,政府财力有限,这是实情,但并非关键。在19世纪的普鲁士和俄国,就已经实现了小学义务教育;而在二十世纪50年代,经济不发达的朝鲜、尼泊尔等国家也实现了小学义务教育;时至今日,世界上大部分发展中国家都实现了义务教育,而这些国家的义务教育无一例外都是免费教育。今日中国与这些国家的当年的经济实力相比如何,与现在的缅甸、越南相比如何?只要如几届政府所许诺的,把教育经费提高到发展中国家的平均水平,实施免费义务教育,绰绰有余矣。

既使再退一步,如杨春时委员所建议:为了避免财政负担过重,可以首先在农村实行小学免费义务教育。以后随着经济发展,再推广到城市和初中,在全国真正实现九年制免费义务教育。全国农村小学生约有1亿人,以每人每年学杂费300元计算,只要政府增加投入300亿元人民币就够了,而这只相当于一个大型工程项目的投资。如果这300亿元由中央和地方政府分担,如贫困地区或较贫困地区由中央负担全部或大部分,富裕或较富裕地区由地方政府负担全部或大部分,问题就很容易解决了。

义务教育国家负责,是合理合情合法的,是政府应尽的本分。不是说再穷不能穷教育、再苦不能苦孩子吗?可是,政府舍得上数百亿、数千亿的劳民伤财的大项目,如三峡工程、南水北调工程、西气东输工程、青藏铁路工程、奥运会工程等,舍得化一千多亿第三次给公务员加薪,却舍不得300亿元一举解决普及小学教育问题,这是我无论如何想不通的。

我对本届政府和朱镕基总理的观感,经历过三个阶段:寄以厚望、微抱希望、大失所望。而第三次公务员加薪的决定,则让我彻底绝望矣。

加薪事件沸沸扬扬议论纷纷。在网上,几乎是清一色的抗议之声。社会各界,包括一直为政府涂脂抹粉的经济学界,也是一片反对的声浪。戴圆晨先生说:“第一次公务员加薪,我举双手赞成;第二次加薪,我举一个手赞成(另一个手自然就是有所保留),如果第三次给公务员加薪,我举双手反对”。这一决定甚至在受益的官场也引起强烈反弹。据说中纪委常委致函中共中央、国务院,明确表示:全体常委不接受今年七月起加薪百分之十八的决定!中国科学院、中国工程院、中国社会科学院,有二百三十多名局级以上干部、高级研究员,纷纷提出:公务员加薪是一项错误的决定!

然而老朱固执己见、政府一意孤行,在精简有始无终、反腐虎头蛇尾的情况下,为公务员第三次加薪,这种杀贫济富的行为,人为地拉大贫富差距,强化社会矛盾,严重违反了公平、公正的原则和三个代表的精神,严重伤害了广大人民特别是贫弱群体的感情,不啻是甩向三个代表的一记响亮的耳光!什么高薪养廉啦、拉动内需啦、留住人才啦,种种预期,都将是空花水月。唯一的效果,是让人民、让底层百姓,也让老枭看穿了政府代表特权、漠视民瘼,总理自以为是、漠视民意的真面目。

提及朱总理,我心痛如焚。他毕竞是体制内唯一值得老枭尊重的清官干吏。然而由于种种原因,他还做得很不够,他辜负了时代、人民和老枭的期望!例如他教育产业化的政策,堵住了多少出身贫寒者的上大学、求发展之路啊;他坚持再三为公务员加薪,伤害了多少工人农民的感情啊;他大喊反腐,十多年来,却愈反愈腐;岐视农民的户籍制度,迟迟不予废除;社保机制,把广大农民排除在外;国家根本大法----宪法一直虚悬虚设;纵容《互联网出版暂行管理规定》等恶法出台…,等等等等,作为国之总管,至少要负领导责任吧…!

同时,听说他的总理府仅装修就化了一千多万人民币;还听说他儿子乃香江商场大鳄,如果这些情况属实,在人民心目中,这个“清”字,未免也有点减色。毕沅《续资治通鉴》里有个故事:宋真宗时王旦宰相,谦恭谨慎,严格要求儿女,反对他们与贫寒之士争功名。他侄子王睦,勤奋好学,希望王旦推举他当进士。王旦说,我曾为名声太盛耽心。怎可再与贫寒之士争官做呢?而他儿子王素,一直到他死,仍然一介布衣。

那可是封建国家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总理啊,其觉悟何等之高。老枭之所以顺便讲此故事,是看在胡绳老的面子上,对老朱还残存着那么一点爱戴。那怕他形格势禁,当不好大总理管不好大中华,至少如他自己所言,退下来后,在老百姓心目中,还能保留一个清官的形象。其实,既使老朱儿子从商并沾了老爹一点小便宜,比起那些明目张胆侵吞国库的高干子弟乃至高干自已来,也算难能可贵了。

无论如何,国事至此,老朱难逃其责,老枭难抑我悲。我多次诚惶诚恐、披肝沥胆地上书劝导、祈求、告戒、警示,均无效果,乃拍案而起,愤怒控告!老朱和政府所犯错误,在这里我就不一一诉了。我只控诉国务院和总理违反《义务教育法》!在所有的错误中,我以为这是最严重的。我早在给全国人大上书中强调指出:“改革开放二十多年了,老少边穷地区,还有多少孩子因贫困而失学,轻了说,这是对国家前途的极端不负责任,说重点,这是对全民族严重的犯罪!国家教委,各级领导,党中央国务院,难辞其咎。如果我们下一代,仍然文盲、科盲成群,我们的民族,何时才能振兴!纵然我们的经济表面上看起来多么发达,如果教育跟不上去,我们永远也成不了世界强国!再也不能把九年制义务教育,推给社会、推给希望工程了。这部分经费,必须由国家承担起来。国家再穷,也不能穷了孩子、穷了教育!就是借外债,也不许有一个孩子(特别是农村)因为贫穷、因为交不起学费而失去读书的权利!”

同时,强烈要求将给公务员加薪的钱投向农村,在全国农村实行免费义务教育!

我这份诉状,在一党独大的人治的中国,是没有法院会受理的。我也明白,科教兴国,尊师重教,对于专制之国,只能是欺人的口号而已。阿克顿勋爵早就指出:“几个世纪以来,有一个道理一直没有被发现:教育应该是国家的一项职能,而国家则从未努力履行这项职能。然而,当现代专制主义诞生后,国家就以主权者的身份向任何事物施加影响并提出要求:商业、工业、文学、宗教都被宣布国家的份内事务,相应地,这些领域也就被国家霸占和监控。根据同样的方法,所有事物的教育职能,国家都把它归属于市民自己去完成,并以同样的理由把其余的职责从自己身上免除掉。”(《自由与权力》)。

但是,我的诉状,人心、历史会受理(老朱私下或内心也当会受理),会在不久的将来,给我、给广大农民和失学孩子一个说法,我相信!为了广大农村失学孩童,为了祖国的未来,恭请赞同老枭意见的网友签名支持(胆小鬼、自私鬼就免了,呵呵)!

2002、7、29
(东海一枭 7/30/2002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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