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放当知青的第一年，带去了一台自己装的带短波的收音机。一到晚上，就开始调台找美国之音。以前装收音机调节时就知道有美国之音了，只是大城市干扰实在太大，想从干扰噪音中听出语音信号几乎不可能。收听美国之音可是个要耐心的细活。首先要找到频率。这不太难，一般来说在短波段有干扰噪音的地方就有。在找到的频率上做好标记。技巧是快速从一个频率准确地转到另一个频率而不间断收听内容。由于大气层流的波动，某个正在收听频率的干扰会突然变强，这时就要立刻转到另一个频率。还有时频率会漂移，正听得好好的台突然没了。好在一般不会飘太远，而且干扰信号也跟不上，只要能找到，倒是收听的好机会。那时没有数字收音机，也不知道用变容二极管锁定频率，靠的就是苦练出来的硬功夫。当然我们那时并不知道世界上竟然还会有什么“联合国宪章、1967年外空条约、国际电信联盟制订的公约及无线电规则的有关规定”（见新华网2002年07月08日新闻背景：国际法关于无线电广播的规定），不过就是知道了又能怎么样？偷听美国之音可是坐牢的罪。
77年高考进了大学，一心想着学好知识建设四个现代化，压根儿忘了美国之音这个茬儿了，直到有一天年级召开大会，郑重宣读了文件“严禁收听敌台美国之音”，违者处分直至开除学籍。回到寝室，躲在被子里试着收听美国之音，才发现76年底以来减弱甚至消失了的干扰信号重新加强了。不过中国好像确实有了进步，“收听敌台”的罪行已经减轻到了不用坐牢了。
89年是收听“敌台”的又一个高峰。那时我在一个远离中国政治文化中心的边远城市，上班时一伙年轻人聚在一起收听美国之音和BBC以了解发生在几千里地之外北京的事情。一天半夜，一个哥们来敲我的窗子，告诉我一个振奋人心的好消息，说刚从BBC听到ＸＸＸ下台了。当然，我一秒钟也没耽搁就把这条谣言传播出去了。后来发生了两件事，一是本单位一位业务极差却酷爱“运动”（给台湾和海外同胞解释一下，这是指大陆特有的一类人，以搞政治运动整人为生）的家伙把“收听美国之音”当作重大反动事件向上级报告；另一件事是那位半夜敲我窗子的哥们在上面追查谣言时吓坏了。这两件事说明了同一个问题：两个完全不同的人都知道在中国，文革结束十三年后，收听“敌台”还是大罪。
到了二十一世纪的今天，号称签署了一系列国际条约的中共江集团还在系统的干扰包括“美国之音，自由亚洲电台，BBC”在内的“国际通信广播”。更有甚者，中国建立了世界上规模最大的网络警察来“阻断国际信息流通”，多达五十万个海外网站被阻断；海外法轮功网站受到中国政府组织的“骇客”大规模攻击等等，不一而足。像这种持续几十年以政府出面，大规模的“干扰电视节目信号，破坏公共信息安全，侵害公众利益，公然向国际秩序挑战，向社会公德挑战，向人类文明挑战，无视规则，没有理性，敌视人类，为所欲为”（人民日报评论员语）的行为实属罕见。
就这么个长期以来蓄意“践踏国际法则和公共道德” （人民日报评论员语）的党，竟然在国际上装扮成受害者的形象来了。且不说这和中共伟光正的形象不符，让老百姓看见中共有软肋可拿也不利于“稳定”。要不是对镇压法轮功彻底绝望，死要面子的江戏子想来是不会出此下策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