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是6月，北京市第二人民法院成为大陆媒体关注的焦点--被称为“中国证券业第一案”的“中科创业”操纵股价案于11日开审。该案中，吕新建(别名吕梁)和朱焕良合谋，用一系列手法，通过1500多个股东账户，控制了中科创业股票流通盘55.36%的仓位，进行股价操纵交易，共涉及资金约54亿元(6月14日《东南快报》)。有人称“吕梁案”差点导致中国发生股灾。
比较大陆媒体对38.5亿美元WorldCom案件的报道，54亿元人民币的“吕梁案”就显得不是那么“冷风嗖嗖”了。甚至在国内，还出现了很多“新”观点。许多观点都有相通之处，在于把美国公司丑闻拿出来当证据，借此暗示大陆股市出现“吕梁案”并不值得大惊小怪。
仔细分析一下，在机制上：大陆股市与美国股市的透明程度相差甚远。美国已经形成了一套较成熟的操作机制(且不说其机制是“先进”的)。而大陆的上市公司“许多是包装上市，在上市时已经存在问题，本身就有造假的动力，有时为配合二级市场的需要更需要造假”(中央财经大学贺强)。“与美国处理安然事件中的公开性相比，中国证券市场绝大多数案件的处理都很不透明。在中科创业事件中，这种不透明则表现到极致”(《财经》杂志主编胡舒立)。大陆股市在进入、退出环节上，更是悬念迭生。当年PT水仙出乎意料地被勒令退市，还曾引发了一阵不小的同情声，这幅众生图足以令人汗颜不已。
在市场参与主体上：尚未听闻由于安然、WorldCom等丑闻败露、股价贬值而导致投资者集体“联名上访”，也未闻有哪个当事人“下落不明”。而在大陆，‘做庄“的出事后，往往会被”宠“得像传奇人物那样神秘。在整个中科创业事件中，”2001年3月，吕新建被监视居住，整个中科创业事件随即音信杳然。15个月的消息封锁之后，直到今年5月底，才有‘案件行将开庭’与吕新建‘下落不明’消息公布”(6月14日《东南快报》)。
纵观大陆媒体，利用外国丑闻为自己遮羞不仅仅发生在经济领域，在政治领域也是比比皆是。一旦哪位外国领导人暴出丑闻，大陆媒体便幸灾乐祸似的大肆“炒作”。大小贪官更是如获至宝般的为自己的不法行为“辩解”。
总而言之，大陆的政治经济环境，与发达国家是不具有横向可比性的。并不能因为安然、安达信、WorldCom等全球有影响的大公司出了问题，就否认其先进的市场制度和管理经验，进而给自己的固步自封寻找借口。当然更不能因为外国某位领导人出问题了，就否认西方民主制度和大众监督的优势，为大陆的“一言堂”和官员的贪污腐化找遮羞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