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采访他之前，记者想当然地将他和闲坐在三里屯酒吧中吞云吐雾，或操着半生不熟的中文，在各种晚会上活蹦乱跳地演绎着中国情结的“老外”扯在一起。想必这位“洋大夫”就算不会“演戏”，至少也该比较“现代”，而且风趣、幽默。谁知见面才发觉，这个“老外”居然严肃得近乎严厉，甚至还有些忧郁。
采访时本想了解一些他在中国的逸闻趣事，但这位坦率的“洋大夫”却“跑了题”，情不自禁，甚至毫无保留地倾诉了许多他的烦恼。这些感受是那样的真实，真实得令人有些诧异与感动。一时间，记者心里说不出是什么滋味。想他如果走在自己国家的大街上，多半会像那儿的空气一样，普通，但鲜活。然而他却选择了中国，也就意味着将体验一份只有在中国才会感受到的烦恼与快乐。记者遂放弃了最初的想法，因为突然觉得，这份真实的感受，其实远比那些所谓的“奇闻逸事”更有分量。
“入乡随俗”不容易
留着一头棕黄色卷发的费立鹏，高大、魁梧，眼窝深陷。一眼看上去，绝对是个“正宗”的加拿大人。但如果光听他讲话，那一口流利的中文又几乎让人忘了他是个“老外”。
今年已52岁的费立鹏，看上去也就40来岁。在他递给记者的名片上这样写着：北京回龙观医院临床流行病学研究室主任、美国哈佛大学社会医学系副教授、中国医学科学院北京协和医院客座教授、世界卫生组织精神卫生处顾问。
1976年，16岁的他以一名留学生的身份随新西兰代表团第一次来到中国，想以此为“根据地”，好好研究一下第三世界国家的“公共卫生”。1985年，他再次来到中国，并决定长久定居下来。没想到，还没等他的新奇劲过去，不解与苦闷便扑面而来。也许对他来讲，“入乡随俗”真不是件快乐的事。
“80年代来中国的外宾还不多，那时在偏远的小城市，行人看到我们，就像看动物园里的猴子一样，新奇得不得了。看到我们吃饭，便在一旁议论，‘他们也会吃东西？’我听了很不舒服，很反感，觉得他们不礼貌。好在后来外国人来得多了，人们慢慢也就不奇怪了。”
在以后的日子里，这种不舒服的感觉就像头疼、感冒一样，时不时地就会凑过来折磨他一把。“当时我们住在外宾楼里，进出时总会有人问这问那的。西方人崇尚自由，很不习惯这种过分保护的做法，我们感到很不自在。”
说起来，这还只是些小“花絮”，不足挂齿。真正让费立鹏感到难以接受的是，他总会在很多方面遭受到一些“特殊待遇” 。比如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买机票时就因为是外国人，便要多掏两倍的价钱；1994年之前用外汇券换人民币，比例也要低得多，“而我的工资并不比国内人高多少啊。”费立鹏感到不平。
如今，费立鹏一家就住在医院的家属楼里。他没有私车，据说每次去大专院校讲课，往返都是乘“小公共”。而他眼下最苦恼的“家政大事”也跟很多普通居民一样－－房子，“我想买附近小区的房子，可开发商不卖给我，说只有得到公安部门的批准后，‘老外’才可以买，但价格要比市场价贵出两三倍。”说到这儿，费立鹏一耸肩，一脸的无奈。
像其他居民一样，费立鹏每天都会去摊上买农民自产的蔬菜与水果，“很新鲜，很好吃。”说起吃来，费立鹏终于露出了难得的笑容，“当时在长沙，市场上还没有花生酱、番茄酱、色拉酱什么的，我们只好托朋友从国外或香港带回来。后来中国经济搞活了，商场里的食品也多起来，我们每星期都去超市看看有没有新的西式食品，感觉特别兴奋，‘哇，又有新的！’发现的那一刻，高兴得不得了。”费立鹏说这是他印象中最快乐的事。等到1994年来到北京后，想买什么都能买到了，那份如同发现“新大陆”的兴奋便被冲淡了许多。
和中国一起“变”
就在国内人削尖脑袋，也要飞往大洋彼岸的时候，费立鹏却把自己的一切交给了中国－－这个远不如自己国家富裕的地方。难道这个陌生的东方国家真有那么大的魅力吗？
“对我来说，中国在精神科方面的研究比国外起步晚，我觉得来中国可能机会更多。另外，这二十来年里，中国的变化很快，作为一个外国人能参与其中，我觉得很有意思。”没错，身为一名医生，一位“老外”，费立鹏这些年的确亲历了中国在很多领域，包括在精神卫生研究上的长足进步。尽管生活中有诸多不如意，但他似乎并没有后悔自己的选择，只是不解依旧，无奈照存。
“在中国，不要说普通人，就是医生们对这门学科也有偏见，认为人的很多毛病都是‘思想问题’，而不是‘心理疾病’。”费立鹏说有一件事给他印象特深：“十年前，我在长沙工作，每次单位开运动会，我们那儿的小伙子都不愿参加，怕报出科室的名字后，找不到对象了。”
作为一门“引渡”而来的边缘学科，精神科目前在国内医学界只能算是神经科的“小弟弟”，不仅地位不高，大夫的收入也相对较低。费立鹏对此很苦恼，但最让他搞不懂的是，为什么工作中时常会受到一些限制。“其实我研究的一些课题很有意义，医院也承认，却很难打破原有的资金分配制度，我没有足够的钱，怎么能继续下去？”对于国内早些年用人制度不活，很多有能力的人难以得到破格提拔，只能论资排辈的事，费立鹏也感到很费解。“有时候我也担心，有这么多限制，还要继续呆下去，是不是在浪费生命。也许换在别的国家，现在已经很有成就了。但我还算乐观，目前情况也比以前好了许多，我又看到了希望。”
在与费立鹏的交谈中，记者感到，他在中国这些年的生活，似乎并不那么平坦。那种东西方文化、观念的差异，仿佛一粒服错的药丸，令他浑身不自在，却又难以名状。
“我不明白为什么在国内会有那么多大夫吸烟。其实吸烟本身就是个心理问题，可许多研究心理卫生的大夫却难以戒烟。这实在让人奇怪。我对同行谈起这事时，他们都笑话我。”费立鹏只能摇头，“在国外，如果大夫吸烟，才要被笑话。人们会认为大夫不用他的知识改变他的生存方式，是不尊重他的知识。”
除了吸烟，国内生生不息的劝酒方式也让费立鹏很是头疼，“最怕的就是去东北，吃饭时主人一定要劝酒，而且非要你喝醉不可。我说够了，不喝了，主人就不高兴，觉得你这个‘老外’怎么这么‘牛’，太不给‘面子’了，不友好，甚至因此中断合作。”费立鹏一脸的无辜，“可是在我们国家，主人的职责是尊重客人的习惯，绝不会有人硬劝你喝酒。”费立鹏又感慨，“如果国内的人都不吸烟少喝酒，可以省下多少医疗费啊……”
喜欢中国的“家庭观”
1990年成家的费立鹏如今已是两个孩子的父亲。妻子是个美国人，高挑，挺拔，留着齐耳的短发，眼睛如海水般湛蓝，笑容毫不吝啬地挂在脸上，感觉比费立鹏亲切得多。
当问起他有没有关系比较密切的中国朋友时？费立鹏却反问记者，什么叫“密切”？“同一件事，我和中国朋友的看法却完全不同，难以产生共鸣。我有相处不错的中国朋友，但很难‘密切’。”
似乎为了证明什么，费立鹏立刻联想起一件事。“有一次，我老大的学校组织孩子们去动物园，当车开到关老虎的笼子前，司机突然从车里抓出一只鸡，扔进老虎的笼子里。孩子们在一旁兴奋地大喊，‘加油，加油！’。后来我老大无意中说起这件事，我们都吃惊地张大了嘴，觉得非常奇怪，怎么会有这种事？！可我把这事说给中国朋友听时，他们却觉得很正常。但我的本国朋友听说后，根本不相信这事是真的。”费立鹏说他的老大也在一旁使劲喊‘加油’，并不觉得这事奇怪。看来，孩子很容易被“同化”，但大人想扭转观念，却没那么简单。
突然想起张朝阳的一番感慨，大概意思是，在国外谋生的中国人，无论外语说得多“溜”，工作多体面，可面孔却总是苍白的。就好像长期生活在中国的外国人一样，表情也总是苍白的。那是长期无法融入当地文化，又得不到本土文化滋养而造成的“营养不良”。
记者问费立鹏是否也有同感，费立鹏想了一会儿说，“还好。西方的文化太松散，而且家庭观念不强，但中国人比较重视家庭，这点很好。这也是我愿意留在中国的重要原因。”费立鹏说他现在回到加拿大，反而有点不适应，也很不满西方国家越来越严重的暴力倾向。”
爱家在北京
在南方生活的那几年，费立鹏尽管“中国话”已说得很“溜”了，但面对“鸟语”般的地方方言，仍是一头雾水，感觉像在学第二门外语。“这也是我下决心来北京的一个原因。来到北京后，我一下子觉得自己变聪明了，别人说什么我都能听懂。可一回到南方，我立刻又觉得自己变傻了。”
年轻时跳过一阵现代舞的费立鹏，现在还很喜欢看芭蕾舞。“等孩子再大点，我会带他们去看歌剧、舞剧，现在不行，孩子太小，票又太贵。”说起两个孩子，费立鹏的眼中又多了些慈祥。
“老大8岁，中文名字叫费思佳。老二5岁，叫费佳丽。”这俩名字怎么听都有点像《飘》中女主人公郝思佳和续集《思佳丽》中女主人公的名字。在费立鹏的办公桌上，立着一幅孩子们的合影，两个小女孩扎着中国式的小辫，头靠头，笑容比身后的阳光还灿烂 。
每过几年，费立鹏夫妇就会带孩子们回趟“老家”，“她们特别羡慕那儿的表兄妹，因为这些孩子和她们的年龄差不多大，却没什么作业，每天有充足的时间可以玩。但她们却不行，国内考试压力大，作业多，每次她们都不愿回来。”
来北京后，费立鹏去过许多博物馆，“我对中国的文化发展很感兴趣。”但同时，他也“被迫”去过许多不喜欢去的地方，比如公园。“每次出差到一个地方，就会被安排去逛公园，我很不感兴趣。我的老大也不喜欢去公园，特别是游乐园，觉得人太多，在那儿玩是件不愉快的事。”
虽然家人都在这儿，但要说自己一点都不孤独还是有些夸张。费立鹏说他抵抗孤独的最好办法就是拼命工作，充实生活。“现在网络这么发达，我可以上网和朋友聊天，我爱人也经常用OICQ同她父母和国内的朋友聊天。”
采访时，记者发现，费立鹏能非常自然地将一些词汇口语化，比如称大女儿为“老大”，称妻子为“爱人”。看来，时光荏苒，这个当年对中国两眼一摸黑，走哪儿都觉得哪儿不对劲的“老外”，现在真是把这儿当成自己的家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