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三联生活周刊17日报导，河北省委领导层一位老人披露:“甚至省级领导的升迁，都有李真背后的操作。”而河北省国税局提供的一份报告这样写道:“李真等人案件牵扯到县局以上领导干部67名，其中40名是一把手。”因此背景，李真在河北相当一段时间在权力体系里有“二书记”之称。李真的姐姐李明说:“(李真)做秘书，在全国范围内，也是前所未有的。”
2000年3月，李真被“双规”。有关他的信息，在权力体系里被广泛传播、分析与推测。尘埃落定于去年年底，中纪委通报公布了李真的受贿金额。接受采访的有关人士甚至提请记者注意这样一个细节:“过去这类案件从来没有在电视中公布照片，但李真案却发了他的照片。”这一信息被解释成:李真“翻盘”无望了！电视的消息公布，关于李真的话题由权力系统扩展到社会各层面，成为河北省最热门的话题之一。
即使现在，李真的种种信息仍在极私密的场景里被传播，外人往往难以介入其间。相当的知情人听闻“李真”两字而退避再三。李真在秘书时期所形成的能量惯性，即使现在，仍然使许多人心怀恐惧。
河北省河北省委办公厅副主任、国税局原党组书记、局长李真，已被开除党籍及公职，并被检察机关逮捕。李真，１９６２年５月生，在他任职期间，利用职务之便先后收受贿赂折合人民币１０５１万元。
李真的姐姐李明说，“我父亲是正处级，行政15级，享受行政14级的医疗待遇。在北京可能不算什么，在我们张家口，至少是中上等家庭吧”。“能够进到我们家里来的人，至少也要是个处级吧;那到李真家里去的，总得有厅局的级别才行啊”。由此切入谈论李真，是一个有趣味的开始。
据介绍，李父1937年参加革命，属于“抗日干部”。由延安派往东北过程中受阻，后留在张家口。1994年离休时，位置是张家口市科委计量局副局长。在李真的学校履历表上，对此也有明确记录。不过，李父那一批派往东北的干部，并非全部留在张家口，后来有相当部分陆续离开。被李家人叫作“杨伯伯”的，就是离开者之一，据说他后来做到了东北某省省委书记位置。李明回忆说，他们两家再次比较密切地“走动起来”，是在1986年左右。
对张家口而言，“杨伯伯”虽然是外省领导，但级别之高，也是显赫的。到了张家口，市委市政府各级领导与“杨伯伯”打交道，突然发现必须经过李真这道手续，而且还不那么好打交道，这使多数人深感不快。
李明回忆说:“后来，我爸爸在临终前，可能也将李真托付给了‘杨伯伯’，我们叫他‘杨伯伯’，而李真跟他则是养父与养子关系。”从后来的结果看，这一层关系给李真的晋升有相当大帮助，目前惟一可以肯定的事实是，“杨伯伯”在这一期间给予李真最大可能的帮助。果然，李真获得了从张家口调往石家庄的资格，而且最初确定的位置就是省政府秘书。
后来被用来证明他所具能力的证据之一是:从北京调至河北的“京官”杨益铭(后因受贿而被审)，需要升一级，但被北京方面拒绝;李真居间操作，结果杨以平调的方式来到石家庄，然后将其所在单位升级，完成有关人士“升级”的许诺。对自己运作权力能力的发现，一年后，所有的努力终得回报，李真进入了省政府，稍后成为副省长的秘书。
在省政府秘书圈子里，李真最有价值的收获是与吴庆伍交好。吴庆伍是从河南过来的秘书，在河北呆过两年后，吴想下海，摆脱秘书生涯，而李真希望能够接任吴庆伍原来的位置。李真说，你在商界要权力支持，我在官场也需要经济支持，我支持你赚钱，你支持我从政，我官越做越大，你钱也越赚越多。”李真与吴庆伍达成“钱权双赢”。李真果然顺利地接任吴庆伍的位置，稍后又从省政府进入省委，终成“河北第一秘”。事后，李真收受吴庆伍15万美元和10万元人民币。”
从官方公开的通报材料来看，在“秘书”这个位置上，李真显然已经远远超过了他的前辈们:受贿财物折合人民币1051.09万元，该数字比数年前几起“秘书腐败案”中的涉案金额有了惊人的增长。记者查阅的近年反腐资料显示:“1996年，陈希同秘书陈健受贿40.9万元，判刑15年;王宝森秘书闫振利贪污1万元，判刑7年;铁英秘书段爱华受贿5.6万元，判刑5年;黄超秘书何世平受贿24.3万元，判刑16年。”数个反腐大案中的秘书贪污之和尚不及李真一人。
而“李真案”更直接的意义可能在于，它让“中国秘书权力部落”这一权力框架中的晦暗现象以及“秘书弄权”的运作方式和游戏规则被更广泛地注意。
“有个很奇怪的现象，在秘书的政治生涯中，38岁的确是个槛，要么很可能仕途从此扶摇直上，要么就栽了。陈健被北京市人民检察院立案侦查时的年纪是38岁，而4年后，李真被双规，同样也是在这个槛上，38岁。”行政学专家梁木生教授在解释这一现象时说，这是因为秘书与他上级官员的政治生命是捆绑在一起，一荣俱荣，一损俱损，“我们在谈59岁现象时，往往忽视了把这二者相提并论，对照着看，也许可以更清楚”。“中国的权力活动在这里表现出了相当的稳定性。”
梁木生是很早就开始研究中国政治现象中“秘书部落”的学者之一。他说，陈希同就是秘书出身，而陈的垮台同样牵出了他的秘书陈健。梁说，从公共权力的结构形式来看，代表公共意志的公共权力可以分解为决策权和执行权，秘书在整个国家行政管理体系中充当着领导的参谋、助手和事务工作者的角色。这种职位的特点意味着秘书本身并不具备权力，但实际上，他们成为国家公共权力的执行权的主要运作者。
“这实质上就赋予了秘书两种权力:一种是由上演化而来的权力，也可以看成是决策权的延伸;另一种是由下派生出的权力，这是由于秘书处于核心权力与实施对象之间的关口，往往成为在某一个权力体系中间接近‘权力核心’的必经通道。”梁指出，前者是一种显性权力，后者是一种隐性权力，“而在缺乏透明度的权力体制和政治生活中，秘书运作权力时的‘隐蔽性’被各个方面所看好”。
梁木生认为，为了规避腐败行为的“寻租”风险，同样在使用公共权力的秘书与上级官员很容易达成利益上的一致性。在这样的背景下，与秘书的权力运作的隐蔽相对应的是，秘书在行政体制内的人事选拔越来越公开化。梁灵光在轻工部当部长时，轻工部的其他领导曾提议提拔他的秘书黄杰担任办公厅副主任，梁灵光没有同意，“为了避免任人唯亲的嫌疑”。直到梁调任广东省省长后黄杰才得到提拔。“现在就不一样了。”梁木生说，“当秘书的容易当官已经是个公共的秘密。有更多的秘书善于接近并讨好领导，而领导也更喜欢提拔自己的秘书。”“在这种相互选择中，秘书与领导形成了很微妙的人身依附关系。”
“秘书腐败”的实质是决策权和执行权互动互用的“集团性腐败”。从1996年的“陈希同案”到2000年的“慕马案”、“丛福奎案”，几乎所有高官垮台的背后，他们的秘书无一不是极深地介入其间。
分析这些均有秘书参与其中的腐败要案时，梁认为:“秘书在权力运作中的‘隐蔽性’既使他们易得到重用，同时往往也容易成为权力斗争和组合下的牺牲品。”因为“‘假借名义、盗用权力’很可能成为‘舍卒保帅’的最好借口”，“这是秘书弄权的‘风险’”。
“秘书在政治生活中的重要地位其实不惟中国，国外也是如此。”另一位行政学研究者关钟叔先生说，“因为在政治机器的运行中，政治人物面对的公众是不特定的，工作对象复杂化、多样化的特征直接决定要更好地行使公务人员的服务职能很大程度上必须依赖于秘书这样一个角色。”“美国秘书的政治地位同样非常高。像汉密尔顿·乔丹，没有多少人敢去冒犯这位美国前总统秘书，在‘白宫人物排列表’上，他的名字甚至排在前国务卿万斯和前国防部长布朗的前面。”“区别在于，你是作为一种公共权力角色，还是一种个人权力角色？”
“关于秘书的职务角色，曾有过4M的说法，是指秘书应该扮演四个不同的角色:Manager(事务管理者、执行者)、Mother(像母亲一样关心领导)、Model(具备良好的形象举止)、Maid(像侍女一样照顾好领导)。”关钟叔认为，在权力个人化的过程中，秘书角色也随之“个人化”，公务服务的职能逐渐向生活服务倾斜。
王宝森的秘书闫振利起步的时候只是北京市财政局的一个普通干部，据说，时任北京财政局局长的王宝森起初对其并无好感。而闫振利抓住“支援西藏建设”的机会，每次回京休假总要携上西藏的土特产去看望王宝森，帮王宝森安装浴盆、买电视机，揽下了王不少的“家务事”后，逐渐取得了王的信任。王宝森升至副市长时，闫从西藏返京，王辞去原秘书，点名要了闫振利。而陈健被陈希同所赏识，除了因为其“活络的办事能力”外，还有一个重要原因是陈健的乒乓球打得不错，在办公厅工作时可以经常陪陈希同打球。
“政治生活私人化，秘书角色的含义就变得很晦色了。”关钟叔向记者举了一个例子，闫振利在任王宝森秘书时，曾以私人名义从海淀区财政局拿走20万元的支票说，“到时候由市财政局还”，而市财政局碍于王宝森的面子，不仅没有追究还给闫暗中圆了账。
中国秘书的角色仍然是‘官’‘职’不分，社会、领导包括秘书自身都把秘书视作官，而且是更实用的‘官’。就像李真，即便后来担任省国税局长时也没有放弃‘河北第一秘’的角色。”关钟叔认为，秘书角色失范的直接后果是公共权力分解的不合理、权力界限和权力责任的不明确以及权力监督目标的不确定，“道德力量与权力监督力量的双重失效使秘书腐败变得难以遏制”。
关钟叔在观察几起“秘书腐败案”时指出，一个能够成为上级心腹的秘书，必须很好地替上级完成个人权力的扩张和延伸。“也就是说，秘书必须深谙政治游戏的规则，能够帮助领导疏通同豆僭焙蜕霞豆僭钡母鞲龉亟凇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