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是木匠郑义，他早就侨装潜出宾馆，先混入不熟悉的昆明街道和街道上熙熙攘攘的人群，然后再寻思下一步的逃生之路。换了知青张伯笠，他也早就设法跳上一辆出租车或者“拐的”，直奔火车站或长途汽车站，先逃出昆明，再往边界上猛跑，在路上顺便把自己该装成个贩烟的农民。
可是博士杨建利什么也没做。他在宾馆的房间里踯躅，在些许的慌乱中等待奇迹出现。或者只是盘算着如何要讨回被没收的笔记本。被扣的，当然还可能有钱包、现钞、信用卡，等等。听说聪明的人都是一根筋。
就在这个时候，机场的那些收缴了杨建利“假”身份证和笔记本的小警察们正盘算着如何重罚这个大胆小子。偶然地，他们翻开了杨的笔记本，上面有东北工潮的记录。他们不敢乱来，他们嗅到了大鱼的味道。于是，他们报告了昆明市公安局，昆明市公安局又立马上报云南省安全厅，云南省安全厅火速上呈在国家安全部。安全部说此人须押解到北京，由北京市国家安全局那些经验丰富的干警们亲自处理此案。
在这些复杂的层层上报过程中，博士杨建利已然坦坦荡荡地报出了身家姓名。
于是，杨博士被押解到北京。坐飞机。不戴手铐。有两位国安伴随左右。
杨建利被一辆神秘的黑车带到北京市郊的一座小房子里。一路上他都被蒙着眼睛，车上死一般的沉静寂让博士有点惊慌。后来车上的收音机响了，里面传出全国人民欢庆“五、一”的欢声笑语。
杨建利被带到一个小房间，里面是用白布盖着的一个长形桌子，桌后面坐着一个国安的审讯员和一个年轻的女国安笔记员。在这里，杨的所有随身行李和证件被一一检查登记。然后让他在长长的几页纸上签字。之后，那个审讯员拿出一纸“监视居住”或者“刑事居留”的法律文书，让杨签字画押。
博士杨建利不解，问“刑居”要多长时间，“监视居住”可不可以回家执行。审讯官一脸鄙夷，你且签字。旁边的记录女孩打开一个象是鞋油的小盒子，里面的油墨是红的，让博士伸出右手的食指到油盒里去沾一下，然后再用劲在那法律文书上按上手印。博士觉得好玩，都什么年代了，还象杨白劳在女儿的买身契上按手印似的。好笑。他轻轻松松地就按下了手印。
审讯开始了。审讯官点燃一支烟，要杨博士说他的真实姓名、曾用名、籍贯、家庭情况，从小学直到现在的所有经历，去国之后的所有作为。杨博士依然坦坦荡荡、一一作答，笔记女孩一一飞快录下。然后审讯官忽然把烟头在桌上的灰缸里狠狠地掐灭，再用劲拧上几下，然后挑起眼皮，用眼白问杨博士，知道为什么让你到这里到这儿来吗？聪明的双博士竟一时语塞。还没反应过来，白眼又问：知道来了之后还能轻易出去吗？博士回过神来，不过语气里已含了几分恐惧，依然嘴硬：我又没干什么见不得人的事，干吗不能出去!
审讯官点燃第二支烟，开始苦口婆心，宣传党的一贯政策“坦白从宽，抗拒从严。”让博士好好配合政府的调查，把事情搞清楚就可以走了。关键是态度。好的态度才能换来一个好的结果。我们的目的是帮助和挽救你们这些人。别看你们这些人，书都读到了博士，可脑子是浆糊一团，容易充动，容易被别人和组织利用。
长长的一段沉默。博士在听，或者在走神。从86年就出国念书，从86年到02年，从何说起？要多长时间才能讲完？什么时候才能让我回美国？
三小时过去了，自下飞机还粒米未进，博士嚷着要吃饭。于是吃饭。之后紧接着第二场审讯开始。审讯在长桌后面坐下，泡好茶，点上烟。小小的6平方米的房间，仅有的一扇窗子，窗帘紧垂，博士被一盏300瓦的大等当脸直照，加上满屋的烟雾，他有点头晕。
审讯官开讲。其实你不说，我们也知道你是谁，都干了些什么。但是从你嘴里讲出来的和我们替你讲的，效果不一样。现在是给你机会。等我们开口讲的时候，你就晚了。你还是主动点，争取有个好结果。我还警告你，别跟这儿耍滑头浪费时间。要浪费也是你的时间，我们反正就是干这个的。你就不一样了。
博士天真起来。你都说说，好结果都指的是什么。好结果么，因人而异。当然最好的结果是尽快从这里走出去。那要你自己争取。现在还是很有可能的。
博士受到鼓舞。心说，我杨某人从来明人不干暗事。我素来主张公开，理性，非暴力，没犯你一点法。我就从1986年讲起，给你逐年道来，到时我讲完了，你就得放我。
杨博士从下午一直讲到晚上，才讲了半年。审讯官坐那儿听，烟一支接一支。女孩笔记刷刷地记。一天下来，记了30多页。杨博士在凌晨2点审讯结束的时候，要在那30多页纸的右下脚一一按下手印。他的手在红的鞋油盒子里每沾一下，可以按3到4页。最后一页按完后，博士的眼睛已经闭上了。
然后博士被带到一间小睡房，就在审讯室对面。里面早就安了一张小床，旁边的茶几上有簌洗用具。小床对面二尺远的地方有一张沙发。晚上有两个男看守坐在沙发上，瞪着眼睛盯着博士睡觉，做梦，说梦话。起夜的时候也跟着。
可这正式审讯的第一晚，杨博士无法入睡。他开始刻骨思念妻子和一双儿女。以往在美国的时候东奔西跑的，并不是特别地牵挂他们。现如今虎落平阳，英雄气短，儿女之情却陡然间变得悠悠长长。
夜深更长，辗转反侧。一直幻想着把民主用非暴力带入中国的杨博士，这一夜难以入眠。天亮了，第二天的审讯接着进行。又花了一天才讲了大半年。之所以这么慢，是因为审讯官要求得特别具体，包括博士86年出国时穿的袜子的颜色。杨博士在极度的不耐烦中，强压怒火。掐指算来，这么“交代”下去，至少还要20天。20天之后，我说完了，他们就得放我。
可怜杨博士，象是陶醉在鲜亮的理想中，正在向一个既定目标一路狂奔的时候，忽然被一蒙面大汉截道，弃置山洞之中，忽然就远离了现代文明：没纸，没笔，没电话，没计算机，没有钟表，没有时间，没有自由。整天面对的就是几面死气泛泛的白墙和几张国安人员的森森可怕的阴脸。生活中唯一要做的事就是被迫“回忆似水年华。”
没了家人，没了妻儿，没了同事，没了人与人之间自然的交往，忽然之间掉进了时间的黑洞，陷入绝对的“百年孤独。”深垂的窗帘紧琐外面的春色。幽暗的过道里不时传来低语和脚步声。孤独的杨博士，你在每天早晨被看守叫醒的最初几秒钟的恍惚之中，会带着难以名状的痛苦发问：我是谁？我在哪里？
勇者杨建利，陷入孤独的你千万不能绝望。你且咬牙忍着撑着等着活着。我们知道你是谁，你在哪里。
（大参考） 高瞻 5/3/2002 3:3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