报道说，“他有17个旅行箱、15把折叠椅、13个挂表、7个电扇、6把扫帚……”房东起诉的原因是这样拥挤不仅容易引起火灾，也影响他本人逃离。房东的律师说，在法官下令前，“他房间的每一点空间都被塞满了东西，房里只有14英寸宽的过道。他大概有30个旅行箱，几部电脑，多余的打字机，还有瘦小的徐根本不能穿的大皮夹克等等。”
当被问道他为什么要攒这么多他本人用不了的东西时，他说要留给将从上海移民来的儿子。他对法官要求他扔掉一半东西十分不满，说他在上海的时候非常贫穷，他对自己积攒的每一件东西都有感情，法官这样下令让他对美国失望（前几天又有报道说他对此判决要上诉）。他说，“在共产中国，公民权利受限制，他们管你生几个孩子，但不管你堆积多少东西。我以为这里是自由的国家。”
看完这篇报道，我先是忍俊不禁，但随后就被一阵心酸所取代。71岁的徐教授正是我父亲那一代人的年龄，他们一生都在贫困中挣扎。共产主义给中国带来的赤贫给无数人留下了永久性的心理创伤。即使在今天生活条件有了相当的改善、贫穷的恶魔已经不在头上盘旋的时候，他们仍然无法改变一生养成的极端节约、过渡苛刻生活、积攒一切下辈子可能用得着的废品的习惯。
当年我在国内的时候，最深刻的记忆之一就是父亲总是悄悄地捡回我扔到垃圾箱里的东西。即使就在几年前，妻子回国看望我父母，他们都住在中国最富裕的深圳，生活条件都很不错了，但父亲仍是不断地捡起妻子扔到垃圾袋里的东西。无论怎么跟他们强调那些都是没用的东西，很便宜就可以买到新的，但他们仍固执地保留一切废品；即使儿女们给了他们足够养老的钱，但他们仍然偏执地过份节俭，令人头痛地苛刻自己的生活。
这种被美国人称为“萧条年代心理征”（Depression-era mentality）的现象岂止仅存在于我们的父辈，即使对五、六十年代出生的人，也留下了不浅的痕迹。
十多年前刚出国时，在香港听到大陆人捡家俱用品、在超级商场买喂狗的食品吃得津津有味；路过东京停留了10天，听留学生们说冰箱、电饭煲、电视机什么都不需要买，捡的都用不完，他们甚至想送给我带到美国；来到美国后更是刚住进一个公寓的第二天就真在门口捡到一个20寸的完好电视。那些东西的确是美国人的垃圾，但对于历经赤贫、靠着“新三年、旧三年、缝缝补补又三年”的“精神食粮”熬过来的中国人来说，看着那些“垃圾”被扔掉，的确很难不产生一种本能的心疼感。
对于中国人攒垃圾的故事，最初的时候总是感叹美国的富有、美国人的浪费，后来则开始感叹中国人的病态节俭，为那些无法医治的“萧条年代心理征”而悲哀。共产社会的赤贫，导致几代人在历尽生活的艰辛之后，在有了物资条件的时候都无法真正轻松、潇洒地去享用了。这难道不是一种由于贫穷而导致的心理致残现象吗？
我自己也每每感到这种“萧条年代心理征”，经常被妻子笑话“过于节俭”，诸如总是把印刷纸用完正面再用反面，而看到广告促销印刷纸又总觉得便宜，于是一箱一箱地买，结果好几箱纸堆在家里，仍无法改变正面用完反面用的习惯。妻子虽笑我过于节俭，但她也无法避免“萧条年代心理征”的另一种表现形式。她就喜欢笔和本，一进STAPLES就说美国的笔记本实在太便宜了，念念不忘小时候笔记本总是正面用完反面用，总舍不得用新笔记本，于是从STAPLE搬一、二十本回家。而每次从网上订购文具之类，又捎带订几打便宜得无法不让人动心的笔记本和各种各样她自己宣称很好用的圆珠笔。但由于现在写东西都用电脑，很少能用到笔和本，结果我们家攒的笔记本、圆珠笔大概五年、十年也用不完，但她仍在固执地堆积着那些笔和本。没有纸、没有笔和本的年月真把人伤着了。
徐老先生的废物堆积可能令美国人觉得荒唐，令新一代中国人觉得可笑，但殊不知，这废物堆积的背后是和贫困挣扎、搏斗的无数细节的堆积。这种心理致残现象大概是很难挽回了，但愿人们能因为这种现象而记住那个政权给中国人民带来的罪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