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会说，平庸是现代化的特征，因为现代化本身就是世俗化，世俗化就是追求利益的合法化，总不能要求不讲利益的世俗化吧。
的确，现代化过程中产生的民主制度－－即多数决定的规则－－肯定是以利益交换为核心的世俗化甚至平庸化的游戏，但是，第一，利益交换必须有明确的规则，即由外在的法律和内在的良心共同支撑公平交易规则，而在中国，利益取代了法律和良心，成为人治秩序和厚黑学的唯一支撑；第二，也是更重要的，支撑民主制度的价值基础－－自由－－则具有先天的超世俗的高贵品质，没有自由优先的价值取向，民主不但可能导致希特勒式的暴政，导致以人民的名义实施的个人或政党的独裁，而且会使人性的高贵、尊严和美被无名氏多数的平庸所同化。
在民主的规则中，多数具有天然的合法性，多数一旦动员起来，既可以为任何理想、哪怕是乌托邦理想而慷慨赴死，也能够充当野心家的工具和不惜血流成河的刽子手。
中国从来不乏民众造反的“大民主”传统，却压根没有自由优先的民主传统，面包之下，自由难存。与利益至上的平庸相对，自由优先的高贵只能来自少数精英，只有自由才能保护具有高贵品质的少数精英，不被世俗的利益和平庸的多数所吞没。
古代的贵族阶层衰落之后，一个现代社会的品质，取决于自由优先的制度安排中少数精英对多数的制衡能力。少数精英既有对弱势群体的关怀和对政治权力的批判，也有对大众趣味的抗拒，也就是对政治权力和多数趣味都保持独立的批判性，并且批判地监督政府、引导大众。而这，恰是社会品质不断得到提升的关键。
现代化是日常生活的世俗化，民主化是政治生活的平庸化，对于大众来说，他们要的就是这种世俗的平庸的幸福。如果我们中国人已经有了现代化和民主化，世俗一点儿，平庸一点儿，也就罢了。可悲又可笑的是，我们还什么也不拥有，还在面对一个专制政权，而包括精英在内的整个社会，就已经世俗得纯粹、平庸得透明。
作报告时屡屡念出错别字的李鹏，在国内的政绩乏善可陈，在国际舞台上又不太会自我控制，很容易脾气暴躁。只因为外国政府没能按照他的要求制止对他出访的抗议，他就会突然改变早已安排好的日程，给接待国政府脸色看。对李鹏来说，看不看歌德的故居完全是小插曲，重要的是泱泱大国执政者的尊严。何况，本来这种日程的安排，就是附庸风雅大于对伟大诗人的内心敬重。
会说多种外语的江泽民很善于表演，刚在五十年大庆上检阅完三军，又于新千年凌时登上没有竣工的世纪坛祭祖，讲完了“三讲”又讲“三个代表”，镇压了民主党又灭了法轮功，并时不时地以大国主宰的自信频频进行国际巡回演出，在莫扎特用过的钢琴上历经坎坷地弹完了“洪湖水”，然后又伸手抢过外国元首授予的勋章，急不可耐地自己给自己戴在胸前。
就连一度被国际社会和国内民众寄以厚望的朱熔基，在刚就任总理的记者招待会上，以赴汤蹈火、万死不辞的充足底气，语惊四座。接着出访美国，受到破格接待，颇有大国领袖的风采。但是，仅时隔两年多，他便在国内的记者招待会上，一会儿炫耀自己追求民主自由的资历远在美国国务卿奥尔布赖特之上，一会儿反问提问的记者：“你们德国不也有腐败吗？在处理腐败时，你们杀过我们这么多人吗？”七月份访问德国，朱熔基以黑金政治和不到40%的选票作为论据，轻蔑地向全世界宣布：台湾大选是个民主的笑话。于是，他宣布的这个笑话，就在国际上成了关于民主常识的最大笑话。
朋友相聚聊天，常讲一些听来的有关中共第三代的政治笑话，但是嬉笑过后便发感叹：如此丧失民意支持的、有时甚至闹出常识性笑话的中共第三代，为什么在大屠杀之后，在中共政权的道义合法性几乎丧失殆尽的危机中，还能够稳坐最高权力的交椅十年？这难道不是大陆的知识精英们的耻辱吗？
没错，是耻辱。但是，这决不是傻子统治聪明人、懦夫指挥勇士、平庸领导高贵的耻辱，而是一个拥有十三亿人口的民族，别无选择地必须服从平庸的耻辱。正是被统治者本身、特别是精英们的懦弱，才造就了平庸的统治者。反过来，握有绝对权力的平庸的统治者又使整个社会的智慧和人格平庸化。执政者和精英们之间的游戏，要想达到“双赢”的结果，只能玩低智商的平庸游戏，游戏的规则乃是“惟利是图”。智商一高，要么玩不下去了，要么就是大阴谋大诡计大残暴。
香港的著名大侠、《明报》的创始人金庸，对新闻自由的好处，应该比任何大陆的新闻从业者，都有更深更丰富的体认。但是，他一旦决定接受大陆某大学的文学院院长之聘，便在演讲时声 称：无论在哪里都没有绝对的新闻自由。所谓的新闻自由，在西方不过是各媒体老板的自由，打工仔绝没有自由。更让人难以理解的是，他居然号召新闻记者向中国人民解放军学习，而军人的天职是绝对服从。
到底是武侠小说的高手和著名报人，才会如此执着地“语不惊人死不休”。有人会问：作为知名报人的金庸，其报业的成功完全受惠于香港的言论自由制度，他怎么可以无视几十年的新闻从业经验，说出这样有违于良心的屁话？独行于香港的大侠，怎么一来大陆，立马就变成了一切行动听指挥的解放军士兵？
而这，就是大陆中国的独特魔力。在这块土地上，再高贵的品质和健全的常识都无法生存。同质化的平庸抹平了一切其它的差异，满腹经纶的硕儒、腰缠万贯的大贾、红得发紫的明星、一手遮天的高官……面对制度性的绝对权力，他们的表情完全一样，训练有素的肌肉运动，只能做出满脸媚态和一身酥骨。来自香港的金大侠尚且如此懦弱，大陆的精英的委缩就更让人不忍目睹了。
六月初揭晓的“长江《读书》奖”的评选结果，就是这委缩的最新例证。《读书》杂志声称坚持民间立场，这已经很可疑了，因为目前的中国还没有一家正式的民间出版机构，三联出版社也不例外。再看评选结果：评委会名誉主席费孝通获“特别荣誉奖”，《读书》主编汪晖获“著作奖”，评委钱理群获“文章奖”，其中还有若干评委的著述被推荐入围，可惜最后落选。
名誉主席、主编、评委的作品入围，这已经有违公认的评选规则了；最后又得了奖，就是拿屁股当脸的无耻了。世界上好像还没有这样的比赛规则：裁判兼球员，结果还进了球，通赢其它的竞争对手。
即便比赛中不能完全避免的黑哨黑球，也至多藏着掖着，那敢像“长江〈读书〉奖”这样明火执仗且义正词严，用谁也无从把握、内功颇深的“本质正义”，取代可以一目了然的公开的“程序公正”。
像费孝通或汪晖这样的一贯帮闲的文人如此下作也就罢了；像《读书》在《中国青年报》上发表正式声明，为其违背最起码的学术公正和世俗常识的行为进行强词夺理的狡辩，还拿起诉之类的法律手段吓人，像主编黄平接受采访，那种顾左右而言它、不触及问题实质的圆润，也可以一笑了之。因为《读书》近几年早就变味了，已经不愿意遭那份带着绳索抗争的活罪了。以学术自由和民间立场的假面，参加“主旋律”的盛大舞会，才叫自在、滋润。
但是，像钱理群这样在九十年代最受学生欢迎的教授，尽量保持清白名声，一直自称“坚持独立写作”且有些文章写得好看，居然也不顾起码常识而以评委的身份获奖，居然没有拒绝，居然面对社会上的异议而没有任何内心不安，反而声称：他尽管作为评委获奖，却没有感到此次评奖中有任何学术腐败？！
出任一种重要奖项的评委，这本身就是很高的荣誉，荣誉也会作为象征性资源带来巨大的无形利益；而获得此种奖是另一种荣誉，利益也会随之而来。但是，人不可太贪婪，贪婪就要过界、犯规，闹出有违起码常识的笑话。如此简单的公理，绝不会比鱼与熊掌不可兼得更难理解，难道他居然就不明白吗？
曾经有朋友对我说：“现在，拿出十万元钱就可以收买任何一个大陆学者。”当时，我觉得他说得太绝对了，而“长江《读书》奖”一出，方觉如斯言哉。著作奖十万，文章奖才三万。
曾有过不止一个老外问我：“六四这么大的血案，卷入那么多的人，死了那么多人，怎么一夜之间，说平静就平静了？屠杀真的能够杀死正义吗？中国到底是怎么回事？”当时，我似乎无言以对。现在，如果有人再问我同样的问题，我就会把“长江《读书》奖”的故事讲给他听。
怎么可以指望一个只产生如此见利忘义的精英阶层的民族，能够见义忘利呢！这无疑是以竞相无耻方式向社会公正和学术良知挑战。在中国，以无耻的方式向道义挑战的勇气，几乎人人具有。但是，以道义的勇气向无耻的现实挑战的人，却几近灭绝。
“六．四”的血腥恐怖使中国陷入倒退的泥潭而难以自拔。虽然1992年邓小平的南巡打破了死一样的沉寂，但是朱熔基的经济铁碗所创造的“软着陆奇迹”，也只是延缓了深层经济危机的提前爆发，而并没有消除任何危机的制度性根源。而在文化上政治上思想上，先是一片肃杀之气中的万马齐喑，继而是极尽渲染太平盛世的贫血喧嚣、腐败横行和镇压异己。
港台文化的大举登陆、本土的大众文化的沸沸扬扬，伴着以“三讲”和爱国主义为核心的“主旋律”，人们似乎陶然于繁华和享乐之中，邓小平用“小康”购买着民众的记忆，不仅历史上的无数大悲剧被遗忘，就连最近期的惨案也被淡化得几近于空无。
在这种全民族的遗忘和麻木之中，精英们形成了一股以学术化本土化为借口的与主流意识形态共谋的“猪的哲学”。它紧紧地攀附于“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话语霸权，把所有的智慧都用于论证怎样才能保持稳定以发展经济的“小康哲学”，论证“历史缺席权”式的逃避的合理性，一句话，就是论证怎样让猪们吃饱了就睡，睡醒了就吃，至多让它们停留在饱暖思淫欲的阶段，再不能有其它的非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