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农民生活在九地之下

原普林斯顿大学历史系教授余英时的评论: 最近大陆出版了一本非常畅销的书。是一月出版的，作者叫李昌平，它的书名是<<我向总理说实话>>,完全为农民请命的一本书，据说五万册已经销光了。而且有很多的农民也花钱去买这本书看，这是一个很突出的现象，知识界也对这本书讨论得很热烈。再加上前几个月我们提到的一本书叫<<黄河边的中国>>，专讲河南农民的痛苦的情况，跟这本书配合起来看，可见得农民的问题现在已经是对政治、社会关心的人最集中的一点了。这一点再加上朱溶基总理所说的农民已不堪重负，里面在沸腾这种话，可见得中国问题之所在。农村怎么样跟上现在的时代，特别是这个市场日益扩大的情况之下，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中国有13亿人口，农民至少占有9亿，这是一个不得了的数目字。我们知道美国农业人口顶多不过5％，甚至还不到。在这种情况之下，中国农民的前途怎么样？是最值得关心的问题。因为农民是散在各地的，又没有全国性的组织，所谓的农会也都是地方性的，而且现在也不准组织。李昌平这个人我不认识，只知道他大学毕业，还得个硕士学位。但是他是从农村里面出来的，担任过四个乡村的党委书记。我们知道，今天的党委书记已经是一种土皇帝了，为所欲为，许多党委书记都是压在农民头上致富的。这位李昌平居然跑到北京研究农民问题，变成农民的代言人。这也看得出来中国的知识人的一个传统，就是要为民请命。现在是他是为农民请命，所以他在书上印的是农民真苦、农民真危险，而且还说要给农民以国民的待遇，那就是说，现在的农民是二等公民。这是一个极端不平的一个现象。

1954年共产党在北京开政协会议，那时候的梁漱溟是一个很有名的思想家，一直是关心农民生活的，替农民说话。他那个话是说，今天的农民在九地之下，和工人相比，工人在九天之上。这句话触怒了共产党，只有共产党能够有资格为农民说话，你是什么东西？可以以农民的代言自居？从此以后，梁漱溟就受到围剿，使他不能说话。这个人是一个传统的士大夫，所以他坚持自己的意见，人没有屈服。在今天看来，他的话看来要修改了，不只是农民在九地之下，工人也一样也在九地之下。农民和工人阶级现在处在很困苦的一种阶段，农民尤其在许多地方收到很多白条，可见苛捐杂税之类的负担非常大。李昌平主张取消这些，不是说减轻，而是跟其他人一样，照收入比照交税。事实上农民生活很苦，交不到什么税的，如果这样一来，农民就等于说是负担大减了，中央以至地方很难维持了。

中国从明清以后，交税的钱完全在田上，谁有田，谁就交税。本来有一个人口税，这个税就拼到田里边去了，摊丁入亩。所以换一句话说，在明清两代，一直到民国，你没有田，根本就不要交粮，地主非交不可。所以我们可以说，大家有一个误解，以为共产党革命是为农民翻身。其实农民的情况在传统的制度之下，有它的基本保障在那，而且它不要交付锐，也不要出劳力。并不是过去农民好得不得了，但是确实比共产党之下多一点保障，共产党现在的田实际上还不是给你的，在你交的税上，钱还是属于共产党的，属于公家的。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农民比过去以来，只有更惨而不是更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