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僚体制不是一个单纯的体制问题，而是一个制度问题。显而易见，它是一党专政的政治制度派生出来的，邓小平在改革开放之初打碎了当时制约经济发展的瓶颈 － 以阶级斗争为纲，全党工作重点转到经济建设之上，释放出巨大的生产力，义无反顾地推行改革开放，使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在中国蓬勃发展。二十年来创造了可观的成绩，资本主义的生命力实在太茁壮了。但正因为它太茁壮了，发展太快了，邓小平当初“摸着石头过河”时保留的那个“四个坚持”的政治框框就显得碍手碍脚了，不再适用了。就是社会的上层建筑不适应社会的经济基础了。当此时也, 如不适时改革，生产就不能发展了，社会就不能稳定了。假如当今的中国当政者有邓小平的魄力，假如他们真的代表先进的生产力，代表人类先进的文化，则当务之急是扩展经济发展的新瓶颈，彻底抛弃官僚体制。也就是说，必须义无反顾地忍痛割爱实行了半个世纪的“专政政治”而虚心接纳不太熟悉的“民主政治”，不如此而奢谈什么政治改革不过掩耳盗铃而已。
总上所述，结论简单明了，即真正的改革，意味着执政党在一定程度上的放权，哪怕是一定程度! 这一点能做到吗？实在不容乐观。中国的领导人恋权恋到不可理解的程度。就以对法轮功的镇压而论，何等荒唐。法轮功从1992年到1999年在中国大陆弘传已有七年之久，多次得到政府的支持、褒奖，经常得到社会的赞誉，各级党政干部多人表扬，一般党员学炼比比皆是。其强身健体、净化社会的作用尽人皆知，正如有些老干部评论的那样：“法轮功于国家，于社会有百利而无一害”。江泽民为什么必欲置于死地而后快呢？无他，端在一个“权”字！江的逻辑是人多势众，有压倒共产党之虞；太好了，能够与党争夺群众，二者合在一起，就会威胁共产党政权，这种想法真令人啼笑皆非。全世界有四、五十个国家有法轮功活动，读的一样的经书，炼的一样的功法，未见有哪国政府担心丢权的。相反，对法轮功的褒奖已达700次之多。一群手无寸铁的修炼人目的是通过做好人而得道、圆满，要那个政权干什么？中国的政权不是太脆弱了吗？中国的当政者岂非患了政治上的神经官能症？然而他们却为了这种荒唐的逻辑不遗余力地向全世界展示自己的丑陋与残暴：为了对付这一群假想的“夺权”者，他们不惜动用外交机构造谣诬蔑，栽赃陷害自己的人民；不惜耗费巨资收买流氓捣乱；不惜承担“国家恐怖主义”的罪名而冒天下之大不韪，“权”之为物，对于他们是不能或减的，要想叫他们让出一点岂非与虎谋皮？
（四）大家都来关心中国的经济
中国大地素称地大物博，人口众多，自古是人类繁衍的大片乐土，直到现在，也以其广阔的市场，丰富的资源和廉价的劳动力而吸引着大量的国际资金。这片土地上经济的繁荣与衰退对世界经济有举足轻重的影响。不幸的是，当今中国执政者缺乏深化改革的魄力，制约了经济的发展。人心变异造成的社会黑暗加剧了政治腐败，直接阻碍着深化改革。实际上归根到底是一个道德问题，如果道德不能回升，人心不能归正，一切都是无望的。当政者似乎也懂得这一点，不是要树立什么道德规范吗？可惜那只是说给别人听的。每日每时整个官僚体系都在重复做着一些缺德、损德的事，上行下效，如何能树立起社会新风呢？其实能够在当前中国恢复传统道德挽回人心的，莫过于“真、善、忍”的精神原则，不幸的是，中国的当政者与世界其他国家不同，不能容许信仰真、善、忍的法轮功存在，口口声声要消灭他们，这些当政者们不畏天、不畏民，不畏世界舆论，一意孤行，不是文明社会的耻辱吗？大家要想在中国这块沃土上取得什么，就应该考虑贡献什么。要培养这块沃土, 为它创造经济繁荣的条件而不是渴泽而鱼的话，就应该帮助、促进中国的民主化，而首先从中国的道德回升上着眼，从制止中国政府的国家恐怖主义上着眼，从制止他们对法轮功及所有自由思想者的继续迫害上着眼，从愚弄老百姓的新闻管制，网络封锁上着眼，从真正为民权民生民享的理想上着眼。这看起来，确实不能满足急功近利者的胃口，但王道无近功，却是最最扎实可靠的途径。真能做到这一点，便是做到“见利而不忘义”使自己富而有德而财源恒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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