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他们中也有一些理智者，逐渐把关注的中心由幸灾乐祸转向中国的国家安全，表现出沉重的忧患意识：如果美国赢得了这场反恐怖战争，那么它的超强地位将得到空前的巩固，这对于中国的国家安全来说，无疑是最致命的威胁。
一方面，在地缘政治上与中国最近的两个大国竭力向美国靠拢，特别是作为中国制衡美国的王牌俄国大转向，对中国是个沉重的打击。9·11后，普京第一个给布什打电话表示慰问和支持，布什则在上海的APEC峰会上称普京为“患难中值得信赖的朋友”，这种投桃报李的私人关系标志着美俄关系进入了蜜月期。普京借美国寻求反恐怖盟友之机，迅速向美国及其西方盟国靠拢，无论是普京的西欧之行，还是上海之行和美国之行，他都发出了一个明确而强烈的信息：希望俄国成为西方盟国一员。因为俄国一向认为自己的文化血缘来自欧洲，现在又基本完成了民主化，已经具备了融入西方文明的制度前提。马上就要举行的美俄峰会，相信会使两国关系取得突破性的进展。如果说，戈尔巴乔夫和叶利钦因结束独裁体制、开创民主社会而成为名垂青史的政治家，那么，普京就意欲成为彻底清除冷战遗迹、带领俄国进入真正主流文明的政治家。普京对反恐怖战争的积极介入和一系列令人眼花缭乱的主动外交，使江泽民引以为傲的“上海合作组织”成为国际笑谈。
同时，在亚洲，日本和印度都想借反恐怖之机提升自己的国际地位，印度公开谋求联合国常任理事国的地位，并得到俄罗斯、法国等大国的支持。日本的小泉内阁本来就以强硬姿态谋求成为军事大国，9·11恐怖袭击发生，一直急欲重整军备的日本，抓住美国开战反恐怖主义之战的契机，迅速制定了《恐怖对策特别措施法案》、《自卫队法修正案》和《海上保卫厅修正法案》，为争取成为世界性军事大国打下合法的基础。而日本与中国之间的对抗和美国围堵中共的战略显然不同，由于中日之间的历史恩怨至今没有根本化解，民族冲突的成分远远大于制度冲突的成分，所以激愤爱国者们对日本重整军备的战略对中国国家安全的威胁之焦虑，并非空穴来风。
另一方面，他们对美国将来在中亚所欲扮演的角色，更是忧心如焚。他们认为，虽然中国政府支持美国的反恐怖之战，布什政府也因此而宣称改变了围堵中国的强硬外交政策，但是，这一切仅仅是美国政府在特定时期的权宜之计。美国进行阿富汗战争，不仅是抓拿恐怖枭雄本·拉登和推翻塔利班政权，而且要在战后主宰中亚的局势。现在，一向亲中共的传统盟友巴基斯坦已经攀上了美国这条豪华战舰，加入上海合作组织的塔、乌、哈、吉四国也随俄罗斯而转向美国，一旦美国在战争结束后建立起亲美的阿富汗政权，中共在此地区的传统优势将丧失殆尽。正如署名“绝地西风”的网上文章《阿富汗局势与中国对策》所言：“美国借打击恐怖主义之名，十八万大军三面合围阿富汗，其项庄之意昭然若揭。”甚至危言耸听：“假如美国在中亚驻了军，我们轰轰烈烈搞的西部开发战略腹地将变成战争前沿，为其策划疆独、藏独提供前沿基地，国际资金再投资西部肯定受到影响，我们的中亚油源也将受到影响，我们辛辛苦苦搞的‘上海合作组织’也可能会分崩离析……” 另一篇署名周志宏的文章《合围》称：围堵中国是“小布什政府的狼子野心”，结尾是更加危言耸听的口号：“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打起精神来吧！狮子！！！”
那些幸灾乐祸者没有任何责任感，其非理性狂欢固然下流，然而，这些充满责任感的忧患者的理性，表现出的却是更可怕的民族意识。因为他们的深切忧患和理性焦虑，并没有提出什么好的办法来化解中国的危机。他们非但不敦促中共政权进行政治改革、放弃与人类主流文明背道而驰的一党专制，反而全力推动中共政权沿着民族主义、国家主义甚至军国主义的方向发展。在这些爱国者眼中，国与国之间的关系完全是利益至上的交易，而没有任何人类共同的道义基础，套用一位新左派的话说，就是“从来没有任何道义而只有永恒的利益”。所以，他们认为：最上策是坐享其成－－让阿富汗把美国拖垮。表面上，他们谴责美国的炸弹误伤平民，实际上，他们希望看到更多的平民伤亡。因为平民的伤亡越多，美国因9·11大悲剧而取得的反恐怖之战的道义就越被削弱。最能代表这种看美国笑话的言论，莫过于11月8日的《参考消息》第11版“热点追踪”栏目的整版文章《开战一月：阿富汗战事大盘点》。不必详述其内容，只列出此文的六个小标题，其倾向性就一目了然：1、三千枚炸弹落下本·拉登毫发无损；2、导弹炸弹齐上阵 实际结果难估量；3、上千平民遭祸及 救援物资充炮灰；4、塔利班咬牙硬挺 美大兵不敢“下地”；5、北方联盟无建树 联合政府仍画饼；6、第二战线紧设防美国百姓起疑心。尽管中共政权在表面上站在反恐怖一边，但是这份由新华社主办的报纸所透露的信息，再明显不过地道出了中共对美国领导的反恐怖之战的真实心理。
其次，他们认为，如果美国完成战争且在阿富汗驻军，对中国形成合围之势，中国就一定要保证自己在阿富汗的军事存在，并借助联合国以及上海合作组织的力量制衡美国；同时，全力提升中国的军力，在东南和西北两个方向多多聚集军队，以备不测；甚至有人提出：如果阿富汗变成又一个越南，成为美国的噩梦，恐怖分子借机向美国发动更具毁灭性的恐怖袭击，中国完全可以趁美国深陷泥潭而无力他顾之机，一举拿下台湾，使中国变成亚洲的军事霸主，进而成为国际上反美力量的领袖，成为继前苏联之后可以抗衡美国的超级大国。
这种意欲使中国取代前苏联而成为抗衡美国的超级大国的思潮，早在9·11之前就已经成为新左派们和激愤民族主义者的共识，如扬帆、智孝和、左大培、王小东等人在某个座谈会纪要《世纪末的悲壮》中呼吁道：“中国一千多年来一直是世界第一超级大国，被人打败只不过150年以来的事，最多追溯到300年。即使如此，目前在综合国力方面，仍旧是除美国以外的，第二流的超级大国。建国50年来的腾飞，民族文化的复兴，已经指日可待，凭什么要在腾飞和瓦解的关键时刻，选择自我瓦解?”
在中共维持一党独裁制度的现状下，激愤爱国者们的担心绝非杞人忧天。因为，虽然中共政权与美国政府之间在反恐怖问题上有一定的共识，但是两者之间在制度上的根本对立，并没有因此而改变，台湾问题、核扩散问题、人权问题等方面的分歧，仍然难以化解。所以，除了为美国提供有限的情报和在联合国不投弃权或反对票之外，两者在反恐怖问题上的共识也是貌合神离。中共从这种合作中捞到的最大好处，就是可以借机打压新疆东土势力。
换言之，除非中共放弃现行制度，否则的话，再高速增长的经济和再强大的国力（包括办奥运和入世），都无法真正化解中国社会的深层危机；中共与美国之间再多的暂时性的利益上的相互需要－－贸易上的互惠和反恐怖上的共识－－都无法真正化解中共政权与人类主流文明之间的冲突，更无法使中国真正地融入世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