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现在，武汉或许会有所失落。在中国新一轮的发展中，它不东不西不南不北，近期西部大开发战略更凸显出其身在中部的恐慌。据说武汉正在提“中部崛起”的口号，但它首先不得不直面的是，在现代化进程中被挤压的、凋敝的国有经济，和大批行走在贫困边缘的下岗失业群体。
这座被定义为中国最市民化的城市，经过十多年的变迁，早已跨越了作家方方在《风景》中描写的令人窒息的棚户区生存状态－－“父亲带着他的妻子和七男二女住在汉口河南棚子一个13平方米的板壁屋子里”。那个时代已经成为惨烈的记忆。
但是，另一种贫困开始在延续。相对于生存空间的仄狭，失业的阴影和贫困带来的精神危机悄悄逼近城市底层日趋贫瘠的心灵空间；而教育资源的匮乏以及相伴而来的知识贫困，对于一个群体、一个城市的可持续发展，有着更为可怕的杀伤力。
“麻木”人生
我不知道武汉人为什么把这种装着灰扑扑顶蓬的人力或电动三轮车叫做“麻木”，有一种说法是因为这些三轮车夫回到家里就喝酒，直至喝到身体和精神麻木为止，颇为类似旧社会汉口的码头工人。
走在武汉的大街小巷，经常能看到一群群“麻木”在烈日下疲倦地等待或在警察严厉的注视下仓皇逃窜，像受惊的鸟。警察就是它们的天敌。从一个城市管理者的眼光看过去，它们就像泛滥成灾的蝗虫，让这座日趋现代化的都市为之难堪。
当地的一个政府官员颇为挠头地告诉我，“麻木”绝对是城市交通、市容建设中的一大公害，市人大、政协为此论证了很多年，但迟迟下不了封杀的决心。因为对江城近年来剧增的下岗失业家庭来说，“麻木”成了他们微弱的家庭生计支柱。
黄昏时分，刘凡生的“麻木”停在工农村门口。我走过去的时候，有四五双“麻木”的眼睛不约而同地望向我，分明是期待。头发花白的刘凡生年纪最大，今年54岁，干这行有三年了。
他只能跑些偏僻的线路，沿工农村一带的铁轨旁边拉些客人，因而生意比不得大街上的“麻木”。他开的是黑车，因为没办上执照。
“我想花钱办哪，可人家不给办，说是要控制数量。说到底，还不是没关系！”他抱怨道。他整天提心吊胆的，一旦撞上“枪口”，就会被没收。
那次他去汉口火车站拉货，没走多远，四五个警察就围上来了，要他出示“三证”（行车证、驾驶证和执照）。他拿不出，几个人动手就要没收“麻木”。
“我要吃饭！三口之家要养活！”他急红了眼，嚷道。
“要吃饭，你到劳务市场去！”他们说。
“他们站着说话不腰疼，我年纪一大把，找工作谁敢要？没理可讲！”刘凡生总结道。
“麻木”没收后的一个月里，家里差点揭不开锅。他急得到处托人，还是内部有人暗示，找黑道上的，趁黑将“麻木”偷了出来。为此他前后花了1500元打点“红道”、黑道。
我无法知道在700万武汉市民中有多少像刘凡生这样的没有“准生证”的黑户“麻木”。他们每天穿行在如过江之鲫般的豪华奔驰、神龙富康中，摇摇欲坠地行进在城市的穷街陋巷，带着过分的小心和谨慎。一个守候在渣家小区的“麻木”忧心忡忡地对我说，如果哪天下令取缔“麻木”，这个饭碗说没就没了。
失业的阴影笼罩着人们。来自2000年武汉年鉴的统计数字表明，近年来武汉市下岗人员和城镇待业人员呈逐年上升态势，就业和再就业压力增大。1999年末城镇登记失业人数8.1万人，比上年增长了3.1%；登记失业率为2.95%，比上年上升了0.15%。值得注意的是，近年来该市集体企业经济效益连年下滑的态势远远超过国有企业。就工业总产值来说，1999年国有经济比1998年增长了2.3%，集体经济则下降了7.2%。集体企业的下岗失业状况也远比国有企业要严重得多。1999年国有经济单位在岗职工人数比上年下降5.3%，集体经济单位在岗职工人数则下降了14%。
当地劳动部门官员告诉我，集体企业大面积的倒闭、破产和半破产，又兼地方财政困难，使得管理集体企业的行业办、集体企业办基本陷入瘫痪状态。目前下岗职工基本生活费和失业救济政策主要向国有企业下岗职工倾斜，集体企业职工家庭很难纳入低保范围，成为被政策遗忘的群体，只能在生存夹缝中艰难地求着生存。
而对于像武重、武钢这样的大型国企职工家庭来说，下岗失业的重挫几乎也是灾难性的。去年武汉重型机械厂要减员4000人。失去饭碗的恐慌和再就业难的残酷现实，使长期置身于体制保障内的人们失去了安全感，难以适应市场化的劳动力竞争。在武重住宅区，我看到了在许多经济萧条城市出现的类似场景：一条长约数百米的小摊在烈日下昏昏欲睡地坚守着。这已形成江城大众化的再就业方式：女人们练起了地摊，身体好的男人们开起了“麻木”。与此同时，大量被闲置的男人女人在屋外的树荫下摆起了一桌又一桌的“筑方城”。
作为一个特定群体，江城“麻木”注定要背负起其特定时期的艰难生存，而有关一个群体的生计和一座城市的形象问题引发的困惑和争议依然在这座中部之城近乎感冒似地延续着。
绝望的家庭
福建村在二七路上，二七路距离汉口最繁华的商业街－－江汉路不过十分钟的车程。不远处，“二七大罢工纪念馆”肃然而立。
这是每个城市最基层的生存角落，陈玉萍的家就在福建村南区的楼房深处。屋里很安静。一个小男孩在地板上爬来爬去。这是陈玉萍最近找到的一份活儿，帮人照看孩子，每月200元。客厅的墙上，一个面目清秀的青年男子在相框里微笑。七个月前，这个男人用绳索在卧室的门上结束了自己。当时他刚满45岁。他结绳的方式很特别，女儿从另一间房里冲出去的时候，他的身子已经冰凉。前后不到10分钟。当时，陈玉萍正在里屋织毛衣。他以前做过水手。那种毁灭性的结绳方式据说是长期的水手生涯磨练出来的。这个细节在他死后被福建村人提起时，总免不了一番唏嘘。
还有一年，他们的女儿倩倩－－一个聪明、漂亮的女孩即将高考，照老师的预言上大学应该极有希望。这个在晦暗中苦撑的家即将露出一点曙光。然而，他就这样放弃了。说到此，陈玉萍放声大哭。他们婚后19年的日子也还算幸福。那时，她在武汉港务局做装卸工，拿400元工资；他在船上做水手，每月有500元的稳定收入。三口之家清贫却快乐。这一切是怎样发生的？
先是她下岗，办了内退后工资降到了220元，她到处打零工，到饭店给人洗菜、送盒饭，什么都干；1999年他下岗，单位一次性买断工龄付给他3万元，从此一切脱钩。原本开朗的他一下子情绪低落起来。
不久他花了2000元买了“麻木”，没办上执照，只能偷偷开。警察搜得紧时，他只好窝在家里不出车。上次不小心被摩托车撞了，他在家躺了半年，动弹不得，不敢去医院。这样陆陆续续地开了两年“麻木”，一个月下来能挣个三四百块。那段时间，陈玉萍又没了工作，连打零工人家都嫌年纪大了。找不到事做，口角由此而起。苦闷中她出去打小牌，丈夫越发不满。家里的空气顿时紧张起来。出事的那天傍晚，她和丈夫商量出去摆地摊的事儿。他很烦躁地否决了，这个生性胆小、守规矩的男人不愿看到妻子过那种随时被驱逐的担惊受怕的日子。然而，不摆地摊又能做什么？面对妻子的诘问，他不再言语。默然喝下一瓶酒，他就撒手走了。这种不祥的预感，陈玉萍不是没有觉察到。很多次，她听见丈夫沉重的脚步在屋里漫无目的地走来走去。她现在肯定自杀的幽灵一直在他脑际顽强地萦回，挥之不去。
武汉市总工会最新一项统计数据表明，贫困已经成为导致武汉相当一部分家庭破裂的主要原因之一。被调查460户最贫困的特困家庭中，30%以上家庭离异。因贫困而自杀的悲剧近年来不断在各地发生。
奢侈的教育
73岁的彭启忠坐在家门口，深陷的眼窝看上去有种被耗尽的空荡荡的感觉。他左眼失明的妻子坐在他身边，以一个穷人的惯常口吻唠唠叨叨地诉说着家事。你听我说说，你听我说说。他忙不迭地将我拉进里屋，准备长聊。
穷。这是这间黑洞洞的屋子留给我的全部印象。人在那种赤贫的状态下，只能称为苟活。屋里堆着成袋的货，那是彭启忠批发来的在夜市上叫卖的廉价衣服。最让彭启忠发愁的还是儿子的大学费用。小儿子的高考分数离重点大学差几分，本来交2万元赞助费可以保证上重点。但这个天文数字让一家人犯了难。最后只好自费念江汉大学本科。第一年要交4000元，彭家向亲戚朋友东拼西凑，好歹应付过去。但接下来每年3000多元的学杂费压迫得彭启忠喘不过气来。小儿子已经读到第三年。新学期快要临近，彭家又开始发愁了。“这是为国家培养人才，不让他念吧，将来更没出路了。他哥就是因为没文化，找不到工作，靠我们老的养活……”彭启忠一筹莫展。
在接受采访的贫困家庭中，几乎无一例外地出现由于交不起高昂的学费和入学赞助费，许多有着良好潜质的贫困生不得不放弃进入重点中学或上大学的机会。针对这种令人堪忧的现象，武汉江岸区规定，凡家庭中有子女考上国家承认学历的大学，一经录取，社区可考虑救济，对其就读期间的学费和生活费给予相应的补助。但据了解，这种补助金额十分有限，且覆盖面极窄，解决不了根本问题。
据调查，武汉高校大约有20%的学生月均生活费低于110元，这一低于武汉最低生活线的群落应界定为贫困学生。湖北省高校有4.7万多名贫困大学生，占在校学生总数的20%，他们连最基本的吃饭穿衣都成问题。调查中还发现一个令人吃惊的事实，城市和农村的贫困生比例几乎各占一半。尽管目前湖北省自上而下建立了勤工俭学、助学贷款等资助高校贫困学生工作体系，但对大多数特困生来说不过是杯水车薪。目前就有相当一部分困难学生因欠学校的费用毕业了还有可能拿不到毕业证。
汪洋中的一条船
我是那晚夜市服装摊上陈荣珍的唯一顾客。从夜幕刚刚降临摆到晚上11时多，她只赚了2元钱。照理说夏天是夜市旺季，可是二七路夜市硬是红火不起来。
“江岸这一带下岗的多，大家都做小买卖，谁来买呢？尽管价格低，可位置偏不比江汉路那边……”陈荣珍发愁地说。这段日子，连着两三天才发一次市，最好的一晚赚了十几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