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战者”的这种诉求表面上看挺高尚，很看重生命，颇有人道情怀，更热爱和平，但实际上这种不分正义战争和非正义战争，不分文明和邪恶，一味盲目地反对一切战争，结果不仅会导致更多平民死亡，更多灾难；而且等于给邪恶开了绿灯，使和平更没有保障。“农夫和蛇”式的愚蠢，不仅害己，也害别人。
按照“反战者”这种逻辑，第二次大战时美国、英国、俄国、中国等都不应以军事手段反击德国纳粹和日本帝国，因为战争导致大量军民的死亡。人类为抵抗纳粹和日本军国确实付出了惨重代价，据美国二战研究资料，俄国有1,300万军人、700万平民死亡；中国有300万军人、1,000万平民丧生；日本有170万军人、38万平民死亡。从这个数字可以看出，中国是整个二战中平民死亡最多的国家，不仅超过俄国，而且是日本平民死亡人数的近27倍！
如果人类在二战中不采取军事手段抵抗，结果会是怎么样呢？可能至今全世界都是纳粹和日本帝国的殖民地，全球60亿人都成了亡国奴。中国人习惯说“8年抗战”，这8年里中国就有1,000万平民遇难，那么如果中国人以及美、英、俄都不使用战争手段抵抗，日本再继续占领奴役中国人8年，就可能再有1,000万中国平民丧生（这还不算军人的牺牲）。
我曾在采访一位主张非暴力的佛教领袖时问道：“如果你生活在二次大战期间，面对纳粹和日本军国的屠杀，你怎么办？”他沉思了一会儿回答说，“我跑。”我追问：“纳粹和日本人有坦克、战车……”他说“我跑的快。”显然这位佛教领袖无法正面回答这个问题，只好用开玩笑的方式躲过。像这位佛教领袖这种一概反对所有战争的做法起码有四个误区：第一，混淆了正义战争和非正义战争的性质区别；第二，放弃了人类面对邪恶的自卫权利；第三，在自己逃跑的行为中，放弃了保护弱者、女性和儿童的责任；第四，这种放弃抵抗，将只能导致邪恶更大范围地蔓延，更多的无辜者丧生，使人类陷入更沉重的灾难。而这一切结果都和这种以非暴力来避免更多生命损失的人道愿望背道而驰。
美国即将进行的用军事手段打击恐怖主义的行为就是人类面对邪恶而进行的正义自卫。如果今天不去摧毁拉登的训练基地，不去根除他的上万名狂热的恐怖主义信徒，明天拉登们可能就不是劫飞机，而是劫持新疆和西伯利亚的导弹发射场，向纽约，或是伦敦、巴黎、柏林发射核子武器，把几百万生命连同城市一起从地球上永远地抹掉。从这次恐怖份子以民航飞机和平民作为飞弹进行袭击来看，只要他们能够达到谋杀人类的目的，什么手段都会使用，问题只是他们能劫持到什么样的武器。他们的思维方式已经完全超出了正常人的基本逻辑。
如果对这么残忍地大规模谋杀平民的邪恶势力都不使用军事手段铲除，那么人类还要保持军力、发展武器干什么？！那些反对使用战争手段，而要求用外交手段解决恐怖份子问题的反战者，实在是弱智到连这样的道理都不懂的程度：如果这些人能用劫持民航飞机、撞毁有几万平民在里面工作的世贸大厦的方式，那么还有什么人类的规矩、原则和道理可以被他们认同？
如果今天美国不使用军事手段打击并根除这些恐怖份子，摧毁他们的训练基地，那么邪恶势力就会以为这种恐怖屠杀奏效，明天就可能袭击更多的城市。那些举行反战游行的美国大学，都可能是恐怖份子袭击的对象。当那些校园连同反战者们一起被恐怖份子的炸弹从地球上抹掉时，那些反战者在另一个世界再后悔也来不及了。
在这次国会投票决定使用战争手段对付恐怖份子时，参议院以98对0，众议院以420对1的绝对多数通过。唯一投反对票的黑人女议员笆波拉李（Barbara Lee）不仅这次反战，在美国出兵波士尼亚、科索沃等议案中，她都是投的反对票。这种现象在美国的历史上已经有过。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也是仅有一名女性议员投票反对美国参与，结果在随后的选举中，她就被选民淘汰。后来她东山再起，结果在日本偷袭珍珠港之后国会表决是否对日宣战时，又是她一个人投了反对票。这次选民没有原谅她，不仅在后来的选举中把她选下了台，而且她永远没有再获得足够的选票返回政坛，永远地失去了炫耀愚蠢的机会。
战争当然会有伤亡，也可能有平民的损失，但正义的战争有时不得不以一定数量的军人和平民的伤亡，来换取大多数平民的生命保障与长久和平。且不说以西方的文化背景，仅以美国是民选政府以及有严密的新闻监督，美军也会在战争中注意尽量减少平民的伤亡。这在北约轰炸南斯拉夫时就可以看出，美国用100万美元的飞弹，打那些几万美元且几乎没有行人的桥梁，就是为了避免平民伤亡。即使轰炸南斯拉夫政府的大楼等，也是选择夜间楼空的时候进行，并事先在白天发出警告。
即使从二战时美国向日本投掷原子弹这个极端的例子，也可以看出以少数人的牺牲而换取更多人幸存的道理。据英国历史学家约翰逊（Paul Johnson）的《美国人民的历史》（A History of the American People）一书，美国当年向日本投原子弹之前两天，曾派飞机向广岛空投了72万张传单，警告这个城市将遭原子弹攻击而毁掉，呼吁人们离开。
美国向日本投掷原子弹，不仅不是没有考虑平民的伤亡，而恰恰是为了避免更多平民和双方军人的伤亡。根据美军攻占冲绳一战双方死亡人数推算（美军阵亡12,520，日军死亡18,500），如果这样打到东京，美国将牺牲100万人，日本将丧生1,000万到3,000万人之间，因为日本本土有235万正规军，400万海空军后勤人员，和2,800万后备民兵。当美军和这么庞大的日军决战，除了双方军人以外，自然会有非常庞大数量的平民伤亡。而至今仍被反战者们谴责、诅咒的美国在日本扔的两颗原子弹，在广岛和长崎所造成的死亡人数总共是15万2千人。
同时，日本晚一天投降，被日本侵占的中国、韩国等亚洲国家，就会有更多的军民死亡。如果仅计算平民的话，以美国方面统计的“中国在二战中平民丧生1,000万”（北京军事科学院发表的数字为，军民共伤亡2,100万）的保守数字来看，中国人八年抗日战争的三千多天中，平均每天也约有3,500名平民死亡，这就是说，如果美国不投掷原子弹，逐个岛屿地和日军争夺，日本晚投降6个月的话，那么别说美军和日军的死亡，仅中国一个国家，就会再有60万平民被杀害，这个数字不仅是因原子弹丧生的日本人的4倍，而且从某种意义上说，那些中国平民比日本平民更加无辜□□美国之所以选择广岛，因为它是日本第二集团军总部所在地和军工基地，而且当地民众相当狂热地支持日本军国主义向外侵略。
既进行正义的战争，又完全不伤害到平民当然是最理想的状态，但这两者经常是无法两全的，最理想的状态从来都是最不可能实现的状态。人类的历史已经证明，乌托邦只是给人类带来更大灾难的幻想。如果什么都想全得的话，其结果就只能是全部失掉。
美国为尽快结束战争，减少更多军人和平民的死亡而向日本投掷原子弹一事，一直成为反战者和左派们反对任何性质战争的理由之一。美军在越战中就是被对邪恶根本不了解的左派们，包括狂热的大学生、左派媒体和好莱坞牵制而无法打胜的。后来当上了美国第一夫人、现在又利用丈夫的名声而当上了纽约州联邦参议员的喜莱莉，当年就是狂热反战的左派之一。她当年带领学生上街高喊“F---尼克松”的口号；她崇拜的精神领袖，并准备毕业去实习的加州律师事务所的律师是越共领导人的好友和座上客。好莱坞的著名女星、后来做了一阵CNN总裁泰特．特纳妻子的简．方达，当年竟跑到河内和越共一起手持机枪对天空的模拟美国飞机射击。
这种左派狂热我来到美国后也亲眼看到。波斯湾战争爆发时我正在哥伦比亚大学做访问学者，目睹哥大上千名学生高喊着“要和平不要战争”，雄纠纠、气昂昂地跨过百老汇大街。这些狂热的学生们，根本不懂什么是正义战争，什么是邪恶，就是一味反对所有的军事行动。那种不可阻挡的狂热劲头，似乎是邪恶用多少次残忍、多少次屠杀、多少次血腥，都无法使他们醒悟（难道非得杀到他们自己头上？）。可笑的是，在波斯湾战争打胜后，这些“雄纠纠们”却又若无其事地去欢呼美国的胜利了。
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在庆祝成立50周年时，西班牙总统致词说：“为了和平，就必须准备战争”。今天，人类又一次到了这种时刻，为了和平，为了更多平民的生命得以保障，必须进行正义的战争，使用一切军事手段，根除恐怖份子！(9月30日于纽约)(文章仅代表作者个人立场和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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