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年1月4日，幾位婦女推著嬰兒車走在北京街頭。(圖片來源：ADEK BERRY/Getty Images)
【看中國2026年10月20日訊】2026年10月，一則有關河南鄭州三個孩子母親的視頻在中文網際網路上流傳。一名王姓女性獨自承擔家庭重擔，送了八天外賣，收入不足200元。她在網上訴說生活的艱難，卻遭遇了另一種更加殘酷的處境。評論區嘲諷她窮，責怪她生了三個孩子，以侮辱女性身體的言辭羞辱她。
故事最終以一家五口燒炭自殺死亡而收尾，這則新聞迅速引發關注。同期，育有2個孩子，獨立撫養家庭，最終不堪網暴的胡二妹也自殺身亡。
在中國，女性經常被要求承擔彼此矛盾的責任。
年輕時，她們被催促結婚；結婚後，被催促生育；生了女兒，有人問什麼時候生兒子；生了兒子，又有人問為什麼不多生一個。
可當家庭陷入貧困，女性無法獨自承擔養育成本，同一個社會又在質問她：既然養不起，當初為什麼要生？
這些問題，讓人想起十年前甘肅大山裡的楊改蘭。
2016年，28歲的楊改蘭因貧窮走投無路，殺害四個年幼的孩子，隨後服毒身亡。楊改蘭所處的極端貧困、當地救助機制存在的問題，以及一個家庭長期未能獲得有效幫助的事實，需要重新拿出來被審視。
十年過去，中國已經從限制生育走向鼓勵生育。但一個更加根本的問題，仍然懸而未決。
當國家需要女性生育時，它能夠深入家庭、介入身體、制定政策；當女性因為生育陷入貧困和絕望時，國家又願意承擔多少責任？
距離甘肅康樂縣數千公里外，另一名中國女性帶著三個孩子的記憶，最終離開了中國。
她叫趙雪娟。她沒有選擇結束生命。她選擇了逃離。
而她的經歷，為理解中國女性在生育制度中的處境，提供了另一種答案。
趙雪娟出生於1988年，中國江蘇農村。
2009年1月31日，她的第一個孩子出生，是個女孩。對於一個初次成為母親的年輕女性而言，孩子的出生本應是家庭生活中的重要時刻。但在當時的計畫生育管理體系下，這個孩子首先帶來的，是一筆罰款。女兒出生時，她與丈夫尚未登記結婚，孩子出生後，計生人員以未婚生育為由，要求她繳納5000元。
5000元，對於一個2009年生活在中國農村的年輕家庭，絕非可以輕易忽略的數字。這筆錢意味著，女性生育所產生的後果，會成為行政處罰的理由；一名女性的懷孕，使她面對來自國家管理體系的威脅。
2010年7月11日，趙雪娟的第二個女兒出生。第二次懷孕期間，她不敢正常進行產前檢查。
她害怕醫院將懷孕情況通知計生人員，害怕自己被要求終止妊娠。直到臨產時，自己才前往醫院。
一個孕婦因為害怕行政處罰，不敢接受正常的孕期醫療服務。
誰應該為這種恐懼負責？
第二個女兒出生後，事情沒有結束。孩子滿月不久，村婦女主任帶人來到家中，要求將她帶走接受節育手術。
她不願意。
公公婆婆試圖阻攔。爭執過程中，公公被毆打、拖拽，頭部受傷流血；婆婆被按倒在地；她自己也遭到毆打，最終被強行帶上車。
一個剛剛經歷分娩的女性，在身體尚未完全恢復時，失去了決定自己是否接受避孕手術的權利。
在當年的計畫生育管理邏輯中，控制人口數量是一項政策目標。而趙雪娟的身體，成為這一目標得以執行的地方。
上環後，她持續出現出血等不適，她後來到小診所私自取出了節育環。隨之而來的，是另一筆8000元罰款。
兩次生育，兩次罰款。
國家規定她應當如何生育，並能夠對違反規定的行為實施處罰。至於這個家庭如何承受罰款，如何撫養兩個年幼的女兒，如何面對母親身體上的痛苦，行政處罰並不能給出答案。
這是一種貫穿中國女性生育史的巨大失衡。
國家擁有管理生育的權力，女性卻承擔了生育管理最直接的身體代價。
2011年3月，趙雪娟再次懷孕。
她告訴了家人，在她的回憶裡，一直想要男孩的家人得知消息後十分高興。
但這份喜悅很快被打斷。同年4月，她再次前往醫院檢查。回家途中，計生人員將她帶走，隨後發生了一次違背她本人意願的強制流產。
她無法接受，自己明明想留下孩子，卻沒有任何決定權。國家可以用數據統計出生人口，卻無法用一份政策文件抹去一個人的身體記憶。
當趙雪娟回憶那次流產時，最強烈的感受是無力。
她想保護孩子，她沒有成功。
在中國長期存在的重男輕女文化中，女性往往同時承受著家庭和國家的雙重要求。
在傳統家庭文化裡，生育兒子被視為延續香火的責任。沒有生出兒子，女性面臨來自親屬的壓力、指責，甚至婚姻關係中的不平等待遇。然而，在計畫生育嚴格執行的年代，繼續生育又遭遇處罰、強制避孕乃至強制終止妊娠。
一邊是要求女性生兒子的宗族文化，一邊是要求女性停止生育的國家機器。
兩個相互矛盾的力量，卻共同作用於同一個女性的身體。
為了生下一個男孩子，她必須繼續生。
2013年，趙雪娟再次懷孕。這一次，她不敢輕易出門。她擔心計生人員發現自己懷孕，擔心再次被帶走，為了保住孩子，她決定暫時躲避。
5月2日，一個男孩出生。這是趙雪娟的第三個孩子。也是她的第一個兒子。
在深受傳宗接代觀念影響的中國社會，男孩的出生被賦予家庭延續的象徵意義。對趙雪娟而言，這個孩子的出生也意味著，她保住了一次自己希望繼續的妊娠。
孩子出生後，她依然不敢回家。她害怕計生人員找上門來。然而，躲避並沒有讓她擺脫生育管理體系。孩子需要辦理戶口。因為兒子屬於超生，她拿不到辦理戶口所需的證明，中國政府要求她繳納20000元罰款。
為了給兒子落戶，她不得不向親戚朋友借錢。
對於她而言，三個孩子的出生，始終伴隨著國家權力的介入。
為什麼一個國家能夠要求女性為生育付出身體、金錢和自由，卻不必對這些女性所遭受的傷害承擔同等程度的責任？
2015年，中國宣布全面實施兩孩政策。2021年，中國進一步放開三孩生育。
曾經被罰款、被迫避孕、被要求停止懷孕的女性，突然生活在一個鼓勵生育的國家。
政策改變了。此前遭受傷害的人，卻不可能因此回到過去。
對趙雪娟來說，那些被迫接受的手術、失去的孩子、交出去的錢，以及長期籠罩家庭的恐懼，並沒有隨著政策調整自動消失。
人口可以被重新計算。人生無法重新開始。
趙雪娟最終離開了中國。
楊改蘭沒有。
2016年8月，甘肅省臨夏回族自治州康樂縣，一個28歲的農村女性殺害了自己四個年幼的孩子。
隨後，她服毒自殺。四個孩子分別只有3歲至8歲。她的丈夫在處理完妻兒後事後，也服毒身亡。
短短數日，一家六口死亡。案件發生後，媒體進入楊改蘭生前居住的村莊。
貧困以一種近乎刺眼的方式呈現在公眾面前。破敗的土坯房，狹小的居住空間，缺乏正常生活條件的家庭。在當年的報導中，有村民說，孩子們甚至缺少合適的衣服。
在一個貧困家庭最需要幫助的時候，中國政府沒有有效的救助改變他們的生活。
十年後，當鄭州三孩母親的消息出現在網路上，一種熟悉的責難也隨之出現。
「養不起，為什麼生？」這句話，在中國社會似乎具有某種天然的正當性。
它把貧困解釋成個人選擇的結果，把兒童的生存責任全部推給父母，也把複雜的社會保障問題縮減成一句簡單的道德審判。
成年人需要對生育和養育承擔責任，但這種責任不應成為社會和政府卸下自身責任的理由。
尤其問責的是，為什麼同中國社會對女性的生育要求，可以如此反覆無常？
在傳統家庭中，女人如果不生孩子，會被認為不完整。如果只生女兒，被指責沒有為家族留下男丁。生了多個孩子，卻因為經濟困難向外界求助，又會遭到質疑：誰讓你生這麼多？
這些要求之間存在著深刻的矛盾。
社會要求女性完成生育責任，卻經常拒絕承擔支持生育所需要的公共成本。
女性被要求成為好妻子、好母親、好兒媳。她們需要照顧孩子，贍養老人，維繫家庭關係，儘可能地工作賺錢。當家庭運行正常時，這些勞動被視為理所當然。一旦家庭陷入困境，社會卻可以迅速把所有問題推回女性身上。
為什麼沒有掙錢？為什麼沒有照顧好孩子？為什麼不早點離婚？為什麼不努力？為什麼還要生？
這些問題的質問實則是經常忽視女性真實擁有的經濟資源、工作機會和社會支持。
在重男輕女觀念仍然存在的中國社會，女性的困境的複雜遠超乎想像。女孩從出生開始，就被告知自己終究要嫁出去。成年女性被要求為夫家延續香火。母親因為沒有兒子，被長期羞辱。女性，既要承擔賺錢養家的責任，又要負責所有家庭照護工作。
傳統文化對她們的要求從未真正減少。現代經濟對她們的要求卻越來越高。
當女人終於撐不住了，旁觀者卻總能找到理由說：
這是她自己選的。
中國社會只在女性失敗時強調個人責任，卻在她們結婚、生育、照顧家庭時不斷施加壓力，那麼所謂的個人選擇，就沒有真實的自由。
當國家討論出生率時，孩子屬於國家的未來。當家庭討論養育成本時，國家推脫責任，孩子又往往變成父母自己的責任。這種矛盾不能永遠靠女性的無償勞動填補。
中國女性需要的，是可以實際獲得的醫療保障、住房支持、失業救助、兒童照護服務，以及在遭遇家庭暴力、經濟控制或婚姻危機時能夠介入的公共服務。
她們需要在遭遇困境之前就能獲得幫助。
真正有效的社會保障制度，應該讓一個暫時失去收入的母親仍然能夠養活孩子，讓一個患病的老人不至於拖垮整個家庭，讓貧困兒童獲得基本生活、教育與醫療保障。
它還應該允許一個已經走投無路的人開口求助，而不必先證明自己足夠可憐、足夠勤勞，或者足夠符合社會對於好母親的期待。
救助不應該是對完美窮人的獎勵。
中國人常說，母愛偉大。
這句話本身沒有錯。但當整個社會不斷強調母愛的犧牲，卻很少討論母親的權利時，母愛就成為一種沈重的道德枷鎖。
一個好母親，似乎應該永遠堅強。
她必須忍受疼痛、貧困和疲憊。
孩子需要她，她就不能倒下。老人需要她，她就不能停下。丈夫需要她，她就應該理解。
當她說自己很累，有人告訴她，天下母親都一樣。
當她說自己養不起孩子，有人質問她，當初為什麼要生。
當她要求家庭成員共同分擔，有人認為女人照顧孩子天經地義。
這種文化裡充滿對母親的讚美，卻缺少把母親作為獨立個體的尊重。
中國傳統的重男輕女觀念，正是這種困境的重要來源之一。
男孩被視為家族血脈的延續，女孩被視為終將離開的家庭成員。
女性則被放置在兩者之間，承擔完成血脈延續的責任。
她們的價值被婚姻、生育和母職反覆衡量。
但無論生下男孩還是女孩，懷孕和生產帶來的身體風險，都由女性承擔。
發生生育併發症，受傷的是女性。因照顧孩子中斷工作，失去收入的往往也是女性。孩子缺乏照護，最先遭到指責的也常常是母親。
而真正應該共同承擔責任的家庭成員、勞動制度、公共服務和社會保障體系，卻隱身於對母親的集體審判之中。
而在這種長期扭曲價值觀的壓迫下，女性本身也會成為這一傳統的維護者與施害者。
曾經的母親遭受重男輕女的傷害，後來卻要求自己的兒媳必須生出孫子。女性曾因性別受到歧視，成年後又把同樣的觀念傳遞給女兒。
被壓迫者繼承壓迫者的語言。
這正是傳統觀念最頑固的地方。它不需要有人公開宣稱女性低人一等。
只要不斷有人告訴女孩，女人遲早要嫁人；告訴妻子，生兒子才算完成責任；告訴母親，為家庭犧牲是天職，這套觀念就能夠繼續存在。
它從餐桌傳向臥室，從上一代傳向下一代。不用藉助任何法律，就能夠決定許多女性的一生。
而當這種文化與不完善的社會保障相遇，最貧困的女性便同時承受來自家庭、經濟和社會輿論的壓力。她們沒有足夠的錢離開不幸的關係，沒有穩定的收入照顧孩子，也不能擁有足夠的資源為自己爭取權利。
對她們而言，所謂選擇，從一開始就十分有限。
2016年楊改蘭事件之後，中國社會曾經進行過激烈討論。
一個家庭長期處於嚴重貧困之中，公共部門應該承擔什麼樣的預防和救助責任？
國家的治理能力，不應該只體現在統計報表和宏觀數字裡。它還應當體現在一名農村婦女能否獲得安全的產前檢查，一名低收入母親能否支付孩子的飯錢，一名失業者能否得到臨時救助，一個遭遇重大變故的家庭能否及時獲得支持。
十年後，中國制度未有改善，中國社會逐漸習慣對苦難保持冷漠。
貧困者訴苦，嘲笑她不夠努力。女性遭受暴力，首先懷疑她做錯了什麼。母親獨自撫養孩子，有人詢問孩子的父親去了哪裡，卻很少繼續追問父親應承擔的責任是否得到落實。
人們習慣在每個悲劇裡尋找受害者自身的錯誤，忽略製造風險與悲劇的國家制度與社會環境。
隔著一塊屏幕，羞辱別人不需要成本。
一句侮辱女性的話，在幾秒鐘內發出去。一條關於貧困家庭的視頻，迅速變成圍觀、嘲笑和道德審判的現場。人們可以對陌生女性的婚姻、生育和貧困指手畫腳，卻不需要為她第二天是否還有飯吃承擔任何責任。
社會如何回應弱者的求助，本身就是值得審視的公共問題。
一個人已經陷入困境，旁觀者究竟是在討論如何幫助她，還是急於證明她活該遭受這一切？
而制度的責任，恰恰應該是在個人能力與社會善意都無法提供足夠保護的時候，為人保留最基本的生存條件。
如果一個人必須先死去，才有機會讓社會認真討論她生前的貧困，那麼值得反省的，絕不只有那個陷入絕望的家庭。
2023年10月12日，趙雪娟離開中國，希望不再因為懷孕和生育而生活在恐懼之中。
她希望能夠安心撫養孩子，也希望自己對身體的決定能夠受到尊重。
這些願望不宏大。
沒有要求國家給予她特殊地位。沒有要求任何人讚美她的母愛。只是希望生育不再帶來恐懼，希望保護孩子不必依靠躲藏，希望自己的身體不再受到違背意願的干預。
她有兩個女兒，她只是希望，女兒們的未來不再經歷極權制度的痛苦和扭曲的道德審判。
趙雪娟和新聞上的女人，有著截然不同的人生結局。
在中國，女性的生育長期承載著太多來自家庭和國家的要求，而女性本人對於身體、勞動和生活的決定權，沒有得到同等程度的尊重與保障。
在傳統家庭裡，兒子意味著香火。在過去的人口政策中，孩子意味著需要控制的數量。在今天的生育政策中，孩子又成為需要鼓勵的新增人口。
一個孩子即將出生，社會總有許多理由討論他應該不應該來到這個世界。
一個孩子真正出生後，他需要食品、醫療、教育、住所，需要父母擁有養育他的基本條件，需要有人在家庭陷入危機時提供幫助。
這些責任，不能只留給母親。
如果中國政府需要女性生育更多孩子，就必須認真回答誰來分擔養育成本。
希望女性繼續參加勞動，就必須提供足夠的兒童照護支持。希望貧困家庭依靠努力改善生活，就必須讓勞動能夠換來基本的生存保障。希望兒童健康成長，就不能把他們的基本權利完全繫於父母的收入和選擇之上。
中國政府擁有制定生育政策的權力，那麼公共財政、社會保障和勞動制度，也必須承擔與之相稱的責任。
趙雪娟曾經因為生下孩子而受到處罰。今天，越來越多中國女性因為不願生育而受到家庭，社會乃至國家政策的催促。
國家希望她們生。家庭希望她們生。社會希望她們生。
可當她們生下孩子，面對醫療、教育、住房和養老壓力時，究竟有多少人願意真正替她們承擔？
我們可以繼續讚美母愛的偉大。可以繼續討論人口老齡化、生育率下降和國家未來。
但在這些宏大的詞語下面，還有一個個真實的女人。
她們會疼痛，會疲倦，會害怕。
她們需要工作，也需要休息。
她們希望孩子能夠健康長大，也希望自己能夠有尊嚴地生活。
她們首先是人，然後才是母親。
一個國家對女性最基本的尊重，應該從承認這一點開始。
生育不應該成為女人向家庭交出的投名狀，更不應該成為她向國家履行的義務。
她有權選擇生育，也有權選擇不生育。她有權生下女兒，而不必為了所謂的香火繼續懷孕。她有權生下兒子，而不必擔心因此被強行接受手術。她有權在經濟困難時尋求幫助，而不必先接受陌生人的羞辱與審判。
當中國的執政黨在決定女性生幾個孩子的時候，卻無法讓所有困境中的母親及時獲得基本保障時，我們有理由追問：中國現在的執政黨，治理的目的究竟是什麼？
當一個社會把傳宗接代看得比女性的意願更加重要，把母親的犧牲視為理所當然，卻又在她們陷入困境時冷眼旁觀，我們也要繼續追問：所謂家庭倫理，究竟保護了誰？
新聞中的當事人和孩子已經永遠失去了生命。
趙雪娟則帶著過去的創傷，走向另一個國家。她們各自的人生無法重來。
但對仍然生活在中國的無數女性而言，這些問題遠未結束。
那些正在懷孕的女人，那些剛剛生下女兒的母親，那些獨自承擔家庭開支的女性，那些想離開不幸婚姻卻沒有經濟能力的人，那些在疾病與貧困之間苦苦支撐的家庭，仍然需要現實的答案。
國家的強大，應該看一個最貧窮的母親，在走投無路時，能不能得到幫助。
社會的文明，應該看它如何對待那些已經無力繼續犧牲的母親。
如果女性的價值永遠需要通過生育來證明，如果母親的尊嚴永遠需要依靠忍耐來換取，如果弱者的苦難永遠只能在悲劇發生後換來短暫的關注，那麼無論中國多麼富強，都仍然欠這些女人一個回答：
她們什麼時候，才能被允許僅僅作為一個人活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