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董收集到一定的數量之後，便由母親帶到上海賣給專門從事珠寶古董生意的四姑父。（圖片來源：AI製圖/看中國）
前言：本回憶錄以本人曲折複雜的人生經歷為軸線，力圖通過我的人生經歷反映我所經歷的中國大陸社會各個時期的真實面貌，以還原被中共當局刻意扭曲了的歷史真相，所以回憶錄中對我周圍的社會現實的記錄和分析較多。
─那美好的仗我已經打過了，當跑的賽程我已經跑盡了，當守的信仰我己經守住了。─
摘自《新約聖經》.提摩太后書.4章.7節
外公的古董生意
外公小時候被送到古董店當學徒，學做古董生意，長大後便以此為生。這是一門非難學的生意，因為不僅要學會鑒別種類繁多的各種文物的真偽，還要會鑒別各種文物的製作年代並判斷其價值的高低。這是一個要在書法、繪畫、陶瓷、古文字、金石、彫刻、民俗、歷史……等諸多方面具有廣泛而深厚的知識的行業。現在有專門的大學可教授考古學方面的專門知識。而當時卻沒有專門教授考古知識的機構，全憑學徒從帶他的師傅那裡一點一點地學習和積累，而師傅們為確保自已的飯碗不被自己的徒弟擠掉，往往要對學徒們留一手，每當要露出真本事時，師傅們慣用的手法是支使學徒去做雜事，把學徒支開，不讓學徒聽到或看到，學徒們的古董知識大都是從師傅、買家、賣家那裡偷學來的。
伍尚志與長沙古墓發掘
父親在長沙有位朋友也是南京人，叫伍尚志，他比父親年長十多歲，此人原係上海灘上一位發掘文物古董的行家(按現在的標準完全可以稱作考古專家)。伍先生抗戰時期從上海逃難到長沙，所攜財產因八年抗戰已消耗殆盡，到抗戰勝利時已無力返回上海重操舊業，他還在長沙娶了一位長沙女士為妻，他夫人不願離開長沙去上海，大概也是他抗戰勝利後未回上海的原因之一。抗戰勝利後，伍先生夫婦在長沙桂花井「修業小學」對面開了一家小餐館以維持生計。父親為了關照伍先生的生意，有時也帶我們去伍先生的小飯店吃飯，好在伍先生做的菜也是南京口味，父母親也還勉強吃得來。由於這位伍先生仍有抽鴉片煙的劣習，他那小飯店的收入是遠不足以維持他抽鴉片煙的開銷的，所以伍先生在長沙重操舊業，幹起了挖掘古董的行當。那時的長沙市不大，只有卄多萬人口，城外四郊到處都是墓地。
伍先先非常厲害，僅憑他在發掘古董方面的專業知識、歷史知識、風水堪輿方面的知識和豐富的實際經驗，再加上他的直覺便可較為準確地判斷哪個地方下面可能有古墓葬。看好地方，他便出錢請那幾個經常幫他挖墓的農民工幫他進行挖掘，這些農民工因經常幫伍先生挖掘古墓，也從伍先生那裡學會了如何挖才不致損壞古墓裡的古董。伍先生付給農民工的工資通常都是這些農民工從事其他工作時的好幾倍，所以他們都樂意應伍先生的召喚前來幫伍先生挖古董。
在那些農民工的眼裡，墳墓裡挖出來的那些顏色暗淡、鏽跡斑斑的青銅器、鐵器、陶瓷器皿……等實在看不出有什麼值錢的地方。伍先生當然不會讓這些農民工知道那些古董的真實價值，只是告訴他們收集這些東西是他個人興趣愛好。伍先生當然也時常有看走眼的時候，此時花了許多工錢和精力，最後卻一無所獲，這樣的情況也時有發生，不過伍先生的挖掘往往所獲不菲。每當伍先生發掘到有價值的古董便會首先拿到我家來，經外公鑒別古董的年代、價值，父母再與伍先生談妥價錢後，便會出錢將這些古董買下來。只有那些外公看不上的；或是價錢談不攏的古董，伍先生才會拿去尋找其他的買家。外公協助我家購買的古董大多是春秋戰國和秦漢時代的青銅器諸如：鼎、戈、劍、矛、鏡、炊具、酒器等，也有一些陶器。
古董買賣與家庭收入
古董收集到一定的數量之後，便由母親帶到上海賣給專門從事珠寶古董生意的四姑父(父親的四姐夫)。四姑父母一向對我們一家十分關照，價格上是絕不會讓我家吃虧的。母親跑一趟上海有時能賺幾千塊大洋。有次母親從上海回來，父親為犒勞母親旅途的辛勞，特意帶母親到黃興南路坡子街口對面的「余太華金號」花了一千五百塊大洋，為母親買了一枚鑽戒，這枚鑽戒，鑲嵌在金戒指上的那顆鑽石有一顆黃豆那麼大。母親很高興，因為自從抗戰開始後，母親已很少添置手飾了。經外公鑒別過的古董從未看走過眼，而伍先生大概也知道外公是從事過多年古董生意的「科班」出身的行家，所以伍先生從來不敢拿贗品來糊弄我的父母。
戰國與西漢古董
一九四八年深秋伍先生又在長沙郊外發掘到一座戰國時代楚國武將的墓葬和一座西漢古墓葬，從戰國墓中出土了一柄青銅劍(長約45厘米)、一支青銅戈(長約22-23厘米並帶有側鉤)、一支青銅矛(長度與戈相彷)。西漢墓中出土的是一個鑲嵌在棺材頭正中的銅質鎦了金的虎頭形飾物，以及幾件上了釉的小型陶器。伍先生將這幾件古董拿到我家，經外公仔細鑑定後認為是真品，年代也經外公確認分別是戰國時代和西漢時代的古董。外公、父母親與伍先生談妥價錢後便將這幾件古董買下來了。不知是什麼原因，伍先生挖到這幾件古董後，並沒有立刻拿到我家來，而是過了一兩個月之後才拿到我家來(我想大概是由於國內局勢的影響古董已少有人問津，古董已賣不出好價錢，伍先生想等一等看看局勢是否好轉，古董價格有所回升時再出手，不料隨著准海戰役以國軍的失利而告終，國內局勢進一步惡化，眼看古董價格回升無望，而年關將至，伍先生急等錢用，才把這幾件古董拿到我家出手)此時已離「過年」不遠，父母親商量打算等過完年，再把這幾件古董拿到上海四姑父那裡變現。
局勢惡化與古董滯留
不料過年之後，到一九四九年春季，形勢出人意料地急轉直下，國民政府接連輸掉遼瀋、淮海戰役之後，共軍已打到長江北岸，直接威脅到國民政府的心臟地區南京、上海。正當母親準備攜古董去上海之際，接四姑父和二姨父的來信，告知上海形勢危急，城內城外到處都在構築防禦工事，戰爭氣氛已十分濃厚，不少人已準備疏散去農村老家、有的準備逃往香港、澳門、臺灣或移居國外以躲避戰亂。不準備走的人家也在忙於儲備食品、日用品，以備戰時商品流通中斷時之日常需要。面對這種形勢。母親考慮到為應付這種即將到來的戰亂，和對未來諸多不確定因素的恐懼，以及八年抗戰對家庭經濟造成巨大困難的經驗，母親認為應對未來即將面臨的戰亂，準備充足的財物是當務之急。所以母親仍準備冒險前往上海出手這批古董以換取戰亂時所需的現金。母親知道戰亂時這些古董既不能吃、也不能穿，還要花許多精力來保管，對家裡不僅無用反而是個負擔。這就是母親雖知道路途充滿風險，仍堅持要攜這批古董去上海出手的原因。外公和父親極力反對母親冒險前往上海。此時走水路去上海已行不通，長沙至岳陽的航班雖仍在開，但岳汨去上海的航班卻因國共兩軍已在長江兩岸隔江對峙，長江航運業已中斷。陸路湘贛、浙贛鐵路雖尚未中斷，但沿途治安狀況十分惡劣，除土匪猖獗之外，共產黨游擊隊、地下組織的襲擾更加劇了旅途的風險。況且即使安全抵達上海，在那種兵荒馬亂、人心惶惶的戰爭恐怖氣氛籠罩之下，恐怕也不會有人會出大價錢來買這些不能吃不能用的老古董，即使有四姑父幫忙也難以賣出好價錢，甚至根本就賣不出去。在外公和父親的極力反對之下，面對那種局面，母親也只好放棄了去上海的打算。
「三反、五反」中的批鬥
到一九五二年前後的「三反」、「五反」運動時(廣大藥房已在運動前的一九五一年秋季實現了公私合營，是長沙也是全湖南省最早實現公私合營的私人企業之一，公私合營後，父親進入新成立的公私合營企業「建湘企業公司」的醫藥部門工作)，父親所在的建湘企業公司的勞方員工和長沙工程兵學校(即後來的工程兵學院和現在的國防科大的前身)的軍人(因該校的軍醫和後勤人員曾多次到廣大藥房購買藥品和醫療器械)日夜不停地輪番向所有資方人員進行批鬥揭發，要父親和其他資方人員交待自已並揭發他人賄賂幹部、拉幹部下水、偷稅、漏稅、拉攏腐蝕幹部和貪污的反革命罪行。
有時這些「三反、五反」軍人幹部晚上還跑到家裡來，逼迫父親交待自己和揭發他人的罪行直至深夜，搞得全家人和鄰里都不得安寧。由於白天父親都要到他上班的醫藥公司接受批鬥和交待「罪行」，所以工程兵學校的「三反五反」二作組的軍人只好晚上到我家來逼迫、威脅父親交待拉攏腐觸該校醫務人員和釆購人員的罪行，有一次來的幾位軍人中有一位特別凶，他揚言他們學校的醫生和採購人員都承認了你收買腐蝕他們的罪行，你還不老實交待，說著掏出一把手槍往桌子上一扳，威脅道：你再不老實交待，老子就一槍斃了你！父親說：沒有的事你要我怎麼交待，你別這麼凶，我兒子也是解放軍，他還在朝鮮抗美援朝，說著指著門口掛的那塊「光榮軍屬」的牌子給他們看。此後再來的軍人對父親的態度緩和了不少。一個多星期後，大概工程兵學校那邊對來廣大藥房買藥品的醫生和釆購人員也沒有查出什麼問題，也就再也沒有來過了。
父親本係老實本分的商人，且膽小怕事，「解放」後哪裡敢幹這些違法的事情，自己當然沒有什麼好交待的，又不能違心地去胡亂檢舉揭發其他落難的資方人員和公方的幹部、軍人。
被軟禁的資本家
後來「三反五反」工作組把資本家們分行業集中到一個地方以學習文件、交待問題為名進行軟禁。在那裡不僅要交待自己的偷稅漏稅、拉攏腐蝕幹部的問題，還鼓動資本家們互相檢舉揭發對方的罪行，一旦某資本家交待了這類問題，又主動退賠了「贓款」，而且撿舉揭發其他資本家有功，便可以被釋放回家，當局還要通過廣播電臺對此人進行表揚，宣稱某某某交待問題徹底、積極退賠並檢舉揭發他人有功，已獲得黨和政府的寬大處理，今天已「下樓」回去與家人團聚。
我們在家裡每天注意收聽省市電臺的廣播，總希望從電臺宣布的「下樓」名單中有父親的名字，但每天都失望。直到有一天一位「三反五反」工作組的幹部拿著父親寫的筆信到我家交給我母親親，信中要母親把家中那幾件古董交給來人，說是已主動捐獻給國家，計有：戰國時代的一柄青銅劍、一把青銅戈、一把青銅矛和西漢時代的一個鎏金銅虎頭棺材頭上的飾物以及幾件釉面陶器。母親用布將這些古董包好交給來人。第二天便從上午的廣播中聽到公布的「下樓」單中有父親的名字，下午父親便回到家中，母親連忙說回來就好，破財消災嘛，母親連忙上菜場買了些父親喜歡吃的菜，晚上做了一桌菜，又拿出一瓶茅台酒給父親壓壓驚。
「主動」捐獻古董與「下樓」
晚上吃飯時父親說他在那裡學習、交待問題，因自己實在沒有什麼違法的事情好交待，又不願胡亂檢舉揭發別人，眼看學習班的人一天天減少，到後來只剩下不多幾個了。父親從被宣布「下樓」的人那裡看出了門道，都是退賠了大量錢財之後，才被宣布「下樓」的，此時父親才明白：政府搞這瑒運動的目的就是要從資本家身上搞錢。於是父親只好向工作組「交待」自己公私合營前剝削「元記字號」和「廣大藥房」員工的「罪行」；批判自己過去不勞而獲的寄生生活，表示要在共產黨領導的「新社會」自覺改造自已的資產階級思想，使自己成為一個自食其力的勞動者。為了表示自己與過去的資產階級剝削生活決絕，父親向「建湘企業公司」的「三反、五反」運動領導小組的公方和勞方領導表示「自願」把「觧放」前靠剝削得來的錢買來的戰國時期的一柄青銅劍、一支青銅戈、一支青銅矛和西漢時期的鎏金虎頭棺材頭飾物和幾件小型釉面陶器無償捐獻給國家。那時每天廣播的內容大都是某部門又揪出了一隻大老虎(指有較大貪污腐敗行為的幹部和有重大偷稅漏稅或拉攏腐蝕幹部行為的資方人員)，也廣播那些「表現好」、交待自已貪污腐敗、行賄受賄、偷稅漏稅罪行徹底，並積極退賠的幹部和資方人員，以及撿舉揭發他人罪行有功的幹部和資方人員，宣布這些人「下樓」。父親終於以那批珍貴的文物為代價換來了被宣布「下樓」。
舅舅赴臺的背景
還在一九四八年內戰局勢尚未完全明朗之前，目光敏銳、深謀遠慮的蔣介石先生，儘管在淮海、平津兩大戰役尚未開始，國統區的國大代表和總統選舉正鬧得轟轟烈烈之際，似乎就已經預感到大陸淪陷於中共之手，已是必然的趨勢。在臺灣中共幕後挑起的二.二八事件之後，蔣先生就著手經營臺灣，先派善於處理各種棘手事件的得力助手白崇禧將軍到臺灣進行二.二八事件的善後和安撫工作；接著又把得力親信陳誠派往臺灣擔任省長，陳誠秉承蔣先生的旨意，到臺灣後進行了一系列政治、經濟、貨幣以及和平的土地改革，為後來國民政府退守臺灣奠定了堅實的基礎。一九四八年秋蔣先生便把一些重要的中央軍事機構遷往臺灣，而空軍司令部即是最早遷臺灣的中央軍事機構之一。舅舅在國民政府從重慶遷往南京之前，就已由王陵基部調到空軍司令部從事庶務工作(即現在所稱的後勤、總務之類的工作)，遷南京之前就已升至上尉軍階，一九四八年秋去臺灣時，大約已升至少校職銜，由於舅舅工作勤懇、忠實可靠，在貪污腐敗較為流行的國民政府時代，舅舅位居一般人視為肥缺的後勤崗位卻能保持潔身自好，不為所經手的財、物所動，實屬難能可貴，後在臺灣以上校職銜退役。
舅舅留滬未果
去臺灣之前舅舅也曾猶豫，一想到去臺灣，那裡人地生疏，又遠離親友故舊，一家八口人除外公長住我家不必憂慮、長女已外嫁上海金家之外，還有一家六口四個兒女都正值學齡，到臺灣後僅靠舅舅一人的工資生活恐難以為繼。曾想留在大陸。舅舅他們一家所乘空軍司令部的輪船去臺灣時，曾停靠上海碼頭，舅舅曾登岸去大女兒繼美在上海的家中告知不想去臺灣，想在上海留下來，可是繼美的婆家金家雖在上海經營餐飲業，但當時物價飛漲，經濟面臨崩潰，金家經營的東來順餐廳，雖也算得上上海灘小有名氣的餐廳，在那種社會經濟形勢之下也已難以為繼，繼美的丈夫金家大少爺金鴻章先生已失業在家，在這種狀況下，繼美一家實在無能力接納舅舅一家六口人的到來。因為舅舅那時尚末脫離空軍司令部，一家人如在上海停下來，以那時的經濟環境和就業形勢看，舅舅要在短時間內找到一份能養活一家六口人的工作的可能性是十分渺茫的，而繼美一家也無法長期負擔舅舅一家人的生活，所以繼美和她的丈夫不同意舅舅一家人留在上海。面對女兒女婿的惋言拒絕，舅舅十分傷心失望，心想在危難時節自己的女兒女婿和在上海與繼美住在一起的舅舅的二妹、二妹夫(即我的二姨媽、二姨爹)居然不願與自己一家人共度時艱。舅舅在萬般無奈的情況之下，只得懷著這種悲傷和失望的沈重心情回到空軍司令部開赴臺灣的輪船上和舅媽一起帶著四個兒女離開令他失望、也令他眷戀的他熟悉的中國大陸，走向生疏且前途未卜的臺灣。
塞翁失馬？在臺灣的晚年
由於這一原因，舅舅去臺灣後，直到上海「解放」這一年多的時間內，一直沒有給他的女兒女婿和妹妹們寫過一封信，以致和大陸的親友失去了任何聯繫。
現在回想起來，當時舅舅一家要留在上海也並非完全不可能，繼美和二姨媽所在的金家，也算得上是大戶人家，所經營的東來順餐廳在上海飲食業也算得上小有名氣，雖然當時面臨戰亂，經濟不景氣對東來順的生意有所影響，但多年來的老本尚在，安排舅舅一家找個簡易住處並不要花多少錢(因許多上海人為躲避戰亂逃離上海，空下了不少住房，所以租金全並不太貴)，況且舅舅既然打算留在上海在經濟上也必然或多或少作了一些準備，應付一段時間的生活當不會有太大的問題，況且只要不計較工作的條件，舅舅和他的兒女們要找一些出賣體力的工作，也應能找得到。如果再加上繼美家、二姨媽家和我家的一些幫助，維持舅舅一家在上海的基本生活應該是可以做到的。況且那時我家的經濟狀況還算可以，給舅舅一家適當的幫助還是可以做到的。
繼美和金鴻章的婉拒，當時雖引起舅舅一家人的不滿和失望，看起來對舅舅一家人是件壞事。不過塞翁失馬，焉知非福。從「解放」後大陸發生的事情來判斷，當時幸虧繼美和鴻章的婉拒，才使得舅舅一家沒有留在大陸而去了臺灣。如果舅舅一家當時真的留在了大陸，以舅舅國民黨「偽軍官」的身份，舅舅和他的家人是無論如何也逃不過「解放」後歷次政治運動的打擊的，家破人亡恐怕是舅舅和他的家人難以逃脫的必然下場。
舅舅一家人到臺灣後，雖經歷了初到臺灣那段生活極其艱難的時期，但隨著臺灣多項政治、經濟、和社會改革的實現而帶來的經濟起飛，生活得到極大的改善，子女們多已完成學業到美國、加拿大和澳大利亞定居。舅舅也於達到退役年齡後，以上校軍銜退役，與舅媽一起安享晚年，舅舅、舅媽於上世紀九十年代先後去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