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大學（圖片來源：中央社）
【看中國2026年2月25日訊】在加拿大公民協進會與列治文公共圖書館合辦的「閱讀自由」講座上，三位講者陳健民教授、前中大學生會會長周豎峰，以及《消失的檔案》導演羅恩惠女士，不約而同地談到最近香港中文大學開除關靖豐的事件。
關靖豐因宏福苑大火後發起聯署，提出四大訴求而「得罪」特區政府，特區政府找不到適當理由來懲罰他，於是由中文大學出面，以莫須有的「泄密」問題對他作出開除學籍的決定。
關靖豐已修完四年大學學業，即將畢業走進社會，如此一來四年光陰付諸流水。中大此一處理決定相當無人道。這也證明，今日香港的大學，也成了中共門下一條乏走狗，根本不再屬於香港人。
在我印象中，中文大學學生關心社會的氛圍歷來相當濃烈，早年的「認中關社」培養一批社會精英，六四時大學生們投入支援愛國民主運動的大潮，多年來香港人爭取民主自由的抗爭，中文大學學生都走在前面。大學本非淨土，社會思潮洶湧而入，大學生豈能無動於衷？更別說，當代歷史上，很多改變歷史的政治運動，都是在大學裡發端。
關靖豐關心社會，只不過希望政府秉公處理，主動發起聯署，也是公民權利之表現，這也成了大逆不道的破壞行為。這件事證明，現在的政府便是要剝奪巿民過問社會事務的權利，政府以關靖豐為例殺雞儆猴，禁止大學生為社會事務發聲。
大學生關心社會，為正義發聲，從來都是一種個人道德情操的體現，也是大學生們磨煉自己的見識與意志的最好的試煉場。大學生們關心社會議題，大學當局不但應樂觀其成，甚至應多加鼓勵與支持，那才配稱為「作育人材」的學府。
今日香港中文大學當局，早已不知何為教育？教育不是知識的灌輸，不是培養書獃子，教育是培養道德完善、專業能力強而又有社會責任感的人才。關起門來背書，兩耳不聞窗外事，這種大學不是現代意義上的大學，只是千年封建時代的私塾。
當學生過問國事，關心社會議題，而與政府當局產生衝突時，大學當局應該站在哪一邊？今日大學校長校委會、董事會成員的任免，都操控在政府手上，大學當局必須服從政府，便成為一種「與生俱來」的本能。在關靖豐問題上，大學當局做了政府不能做、或不好意思做的醜事，成為政府鎮壓學生運動的幫凶。
以開除學籍來懲罰學生，可以說是大學對學生施加壓力的最無恥的手段，學生四年苦讀，家庭為他付出一大筆學費，只憑大學當局一句話，這一切便化為烏有，這簡直欺人太甚，簡直是沒有人性的一種野蠻行為。
五四時北京大學學生上街遊行，當時的校長蔡元培雖然不贊成學生走出校門，但當學生被軍閥政府逮捕時，蔡校長四處為學生奔走，更以自身作擔保，要求釋放被捕學生。最後政府不得不釋放學生，當學生返校時，蔡校長率領師生親自在校門口迎接。
北京大學因為學運遭到政府巨大壓力，蔡元培為保北大而選擇辭職，北大師生為挽留校長，發起「挽蔡運動」，最終因五四運動取得成果，蔡元培先生仍重返北大。什麼才是一個大學應有的樣子，便是校長教師與學生是一個整體；什麼才是身為校長應有的風範，便是維護學生的基本權利，關心學生的人格成長。香港中文大學這一班政府奴才，應該好好反省一下。
民國時代清華大學校長梅貽琦說過：「大學不是有大樓之謂，是有大師之謂」，但何謂大師？大師不只是授業解惑，更重要的是傳道。何為傳道？便是人格之問，道德之求，家國情懷之建立。大學當然是求學問的地方，但更是追求人格完善、建立家國關懷初衷的地方，這些學問之外的「道」，更是大學教育不可或缺的一環。
大學裡要有大師，但真正的大師不只是深研專業、不問世事的人，而是將學問用於改造社會、為國家培養社會棟樑的人。胡適先生因為推動社會改革造福國人，被後代視為大師；陳寅恪先生因憂國憂民、關心國祚民瘼，主張「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也被後代視為大師。與他們稍有不同的是錢鐘書先生，雖然學貫中西，但對家國社會保持一種疏遠的姿態，他的歷史地位便不如上述兩位。
拿胡適與陳寅恪來警策香港中文大學這一班主事人，不免陳義過高，即使錢鐘書，雖然表面上對世事冷淡，維持一種明哲保身的邊界，但從他的待人接物與中外學問根底的精神來看，他對道德還是有追求的，至少，當北京大學生們投身愛國民主運動時，他沒有站在政府的立場去詆毀學生。香港中文大學這一班沒有靈魂的校長和跟班們，實在不配稱作「為人師表」，他們只不過是另一種賣身求榮的可憐蟲。
真正優秀的人材，是不會被社會埋沒的，做人也不一定要有一張大學文憑才能對社會有貢獻。我相信關靖豐就是一個有豐富內心世界，又有個人道德追求的大好青年，他被中文大學開除出校，不是他的過錯，而是大學的淪落。對於他自己，那只是人生寶貴一課，讓他認識到人世有正邪之分，人生有善惡之辨。我不擔心他的未來，他會比現在這一班懲罰他的「師長」有更好的出息。
何謂「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關靖豐便是了。未來不是屬於特區政府和中文大學這一班政治奴才的，是屬於關靖豐他們這一代有為青年的。
（文章由作者授權轉載自顏純鉤facebook臉書專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