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8月31日，「勿忘初心」港人團體和支持者在多倫多中領館前舉辦831太子站六週年紀念集會。圖為勿忘初心團體領袖Tango。（看中國攝）
【看中國2025年11月21日訊】（看中國記者肖然採訪報導）11月初的一天，加拿大多倫多下起了2025年第一場雪，Tango Wong與一眾友人來到市中心的中領館前紀念香港理工大學圍城事件6週年。Tango在發言時眼裡閃爍著堅定的光芒。作為一名從香港流亡到加拿大的抗爭者，Tango Wong的經歷如同一部活生生的歷史劇本，記錄了2019年香港反送中運動中無數普通人的轉變與煎熬。他向《看中國》講述了自己如何從一個循規蹈矩的「和理非」派到被迫走上「勇武」抗爭前線的轉變，這段心路歷程充滿了絕望、憤怒與責任感。
45歲的Tango Wong原是香港一名普通上班族，他形容自己原本是「一個循規蹈矩的市民」，相信通過和平、理性、非暴力的方式（簡稱「和理非」）可以爭取民主與自由。但2019年的風暴，將他的人生徹底顛覆。「那一年像顛沛我的人生，把我整個人由一個循規蹈矩的市民變罪犯，41歲之前我也沒有犯過任何刑事案底，也沒有坐過獄，也沒犯過什低微案件，但41歲後的我已完完全全沒希望，因為我已有案底。」Tango Wong感慨道。他的轉變並非一夜之間，而是被一連串事件層層剝蝕，最終推向「勇武」派——一種更激進、直接對抗的抗爭形式。
初始的和平信念與幻滅的開端
Tango Wong的抗爭之路從2019年6月開始。那時，香港爆發大規模反對《逃犯條例修訂草案》的遊行。他最初以「和理非」身份參與，相信通過和平示威、集會和請願，可以迫使港府讓步。但6月12日的金鐘衝突，成為他信念崩塌的起點。
那天，警方首次大規模使用催淚彈鎮壓示威者。Tango Wong親身經歷了催淚煙的刺痛，看到手足被拖走、倒地、尖叫的場面。他將其比喻成戰場。那一刻，他的心底湧起一股前所未有的憤怒：「原來市民在他們眼中什麼都不是，只是一種低等動物，沒有話語權，沒有生存自由，沒有民主自由，沒有集會自由，香港只有強權。」催淚彈不僅僅是物理攻擊，更是象徵著政府對市民權利的踐踏。那一刻，Tango Wong開始質疑「和理非」的有效性。
接下來的7月21日元朗襲擊事件，如一記重錘徹底擊碎了他的幻想。那晚，一群白衣人手持木棍和鐵棍，在元朗西鐵站無差別襲擊市民。Tango Wong目睹了白衣人從月臺湧出的那一幕，更震驚的是警方的反應：警方視而不見，甚至背身離開。市民撥打緊急熱線求助，卻被暫停服務。「第一次感覺到，這個城市已經沒有人可以求救了。報警無助，看到警方視而不見背著離開，而往後警方只是萬般藉口推搪責任，市民致電緊急警方熱線也被暫停，這還是我們認識的香港嗎？」他痛心地說。事後，警方以各種藉口推卸責任，甚至有證據顯示警方與黑社會勾結，包括現任立法會議員何君堯的支持。警方遲到39分鐘才到場，「人命真是不值任何價值嗎？」
元朗事件後，Tango Wong的內心開始進一步動搖。他意識到，和平抗爭在面對「警黑勾結」的強權時，已然無力。這讓他從一個被動觀察者，逐步走向更主動的參與。但真正讓他「轉向」的，是8月31日的太子站事件。
太子站見證城市死亡 退無可退 加入勇武派
8月31日晚，太子站成為香港抗爭史上最黑暗的一頁。警方在站內無差別毆打市民，甚至對已倒地的示威者繼續施暴。Tango Wong當時在站外出口，聽到救護員敲擊鐵閘、懇求警方允許入內救援的聲音，但警方置之不理。「那晚太子站像被封印。我在出口外聽到救護員敲擊聲、懇求警方派人入去作拯救，但警方視而不見，將所有責任推向受難者身上，閉路電視全被刪除，到現在也使用8964的方法來掩飾事實，以為將真實事件隱藏就沒人記憶，那種與8964處理事件方法相同。究竟當時為何要用列車來送走傷者，到現在也沒有公布。只是一般官腔口法。」他憤怒地比喻道，與1989年天安門事件的手法如出一轍。傷者被列車神秘運走，至今無人知曉內情——是否運載死者、重傷者，或已被「送中」？太子站出口如今如「8964」般，成為禁忌，不能提及、不能紀念。香港政府只是用謊言來讓大家忘記，如八九64事件後官方竭力掩蓋，屠城像從未發生過。
那一晚，鐵閘落下的瞬間，Tango感到整個世界被黑暗吞噬。「但鐵閘落下的瞬間，那聲音全部被暗黑吞掉。那一刻我明白：我已經不是在抗爭，是在見證一座城市的死亡，是見證一座城市的自由慢慢被蠶食，是見證一座城市有強權沒公理。而我如果再站在後面，那我的子孫將來會是怎樣，屈就於強權之下？還是沒有一生將來？就如中國一樣，沒有出境自由，沒有言論自由，沒有思想，只是為一口飯而讚美政府的惡行。」這些問題，讓他徹底放棄「和理非」的幻想。「我沒有選勇武。是那一年政府把我推到那裡，像把我推到火口邊，退無可退。2019年的每一幕，都像是在剝走我一層又一層的人生希望。」
從此，Tango走上前線，加入「勇武」派。他參與了後續的衝突，包括中大二號橋的激戰和理工大學圍城。那段時間，全城的火光燃燒著每個人的未來：9月、10月、11月的街頭抗爭，從罷課罷工罷市，到深夜人鏈，從立法會破碎的玻璃，到散落一地的磚塊和防具。在立法會，人們高喊「沒有暴徒，只有暴政」「香港人，反抗」「不是你教我暴力，是你逼我」。在71立法會大樓的破碎玻璃，讓Tango第一次感受到整個城市心碎的聲音。在中大二號橋上，警棍、子彈、雨傘堆成一幅沒人願再想起的畫。在散落一地的磚、木板和破掉的防護物上，閃著暗暗的光。有人坐在石階上悄悄流淚，有人抱著同伴的肩膀，有人只是望著遠處發呆。那是一種說不出的沉默，像是一整座山停下了呼吸。很多學生躲在牆邊，掩著口鼻，不知道該怎麼辦。有些人拿著水桶和砂土跑來跑去，有些人負責把受傷的人帶離橋邊。沒有人是專業的救護員，但每個人都努力做著自己能做的一點。他聽到一名女大學生說：「希望我們還有明天，明天就會好了，你還有我們在，不怕孤單的死去。」
2019年10月31日，Tango被警察打成重傷。當時因為前面有很多手足正在撤離，政府文件顯示，當時一輛無標記的警察七人車以時速19至25公里（還在持續加速）直接衝向示威者人群後面，法庭上播放的車載攝像頭也證明了這一事實。他為了盡量拖延時間、讓手足有機會逃脫，衝出去擋在前面，結果被車上的飛虎隊成員暴打成重傷，下了車被拖進警署後繼續打。他的私人律師當場立即向警方提出要求驗傷，但警方謊稱他被關在另一個警署，導致律師直到第二天凌晨5點才找到我、行使法定權利。警方卻拖到第二天（11月1日）晚18:30才用救護車送他去醫院驗傷。（Tango提供）
理大圍城 書寫遺書 體驗靈魂斷裂
2019年11月的理工大學圍城，是Tango轉變過程中的高潮也是低谷。數千名示威者被警方包圍，校園如末日般充斥黑煙、飢餓與恐懼。「理大圍城裡，飢餓、害怕、焗促，數以千計的人困在像末日的校園裡。有人說想衝出去，有人想逃，有人哭著說自己對不起父母。四面八方都傳來封鎖的消息：橋被截斷、隧道被阻、道路被佔，每條可能的出路，全部被‘沒有希望’三個字蓋掉。」Tango身處其中，第一次感受到死亡的逼近。「而且不是冷靜的那種，因為我已分不清憤怒和絕望。像知道自己快不存在了。心跳快到像要爆裂，那種害怕，像跳樓機一樣，不知道會否繩索斷裂。操場到處是黑煙，燈光照著每個絕望的臉，像末日。」
在圍城中，他顫抖著寫下遺書：「我記得我暗暗坐在一個角落，沒人知道我的存在，手抖到連字都打不到，但我逼自己寫下：‘如果我走不到出去，請記得曾經有我的存在。’那是我第一次……覺得自己只是‘存在過’，而不是‘活著’。」這不是冷靜的告別，而是對「存在」的反思。
他還打了「最後」一通電話，給他的乾姐姐（契姐）。「我說：‘姐，如果我不在，請幫我照顧我女朋友’[原因我是孤兒，所以我並沒有自己的家庭，女朋友是我當時的一生]話還沒講完我就哭得說不出聲。她沉默好久，然後很輕很輕地說：‘你不能死,回來和我喝酒，我們還在等你。’我到今天還沒辦法回想。每一次想起，都像有人掐著我心臟。那通電話不是道別，是一次靈魂的斷裂，是一種不知道的遺言。」
圍城中，他還親眼目睹前線手足的崩潰。「太多了。但有一幕……我到今天只要閉上眼就會回到那裡。深水埗的那一天，有個男孩子——14歲，他說；（我要為香港做一點事）還有理大的成年男孩跪在地上，全身顫得像抽搐。他抓著自己的頭盔，一直在說：‘我不想死……我不想死……我還未活過……我還未結婚…..我還有家庭…..’那句‘我還未活過’像一把刀插進我胸口。旁邊一個女生眼睛腫得睜不開，她也在哭，但她握著他的手說：‘如果我們都要死，都不會是你一個人死。’那句話⋯⋯像一種殘酷的溫柔。也是我聽過最心碎的承諾。那一刻我明白：2019不只是抗爭，是一群還未來得及長大的人，被迫面對死亡。那畫面永遠在我心裏，也永遠推著我——因為有人連什麼叫‘活著’都沒體驗過。」
現在他的隊友也在2022年相繼被捕，Tango覺得對不起他們，倍感愧疚。「那些畫面一生都不會褪色。」
在戀人與正義之間掙扎
在抗爭中，令Tango最痛苦的不是身體的傷痛，而是面對戀人與正義的抉擇。他的女朋友從未阻止他，但這份沉默，讓他更感內疚。「最痛苦的是——她對我沒有任何說話，而是我害怕失去她。那一年，每一次出門都是賭命。我不知道怎樣面對她，因為我自己也怕。但我知道自己停不下來。我只能告訴自己：‘如果我今日不出去，我以後再無資格睜開眼，我也不是一個真正的香港人，我的子子孫孫將來如何生活在有自由的。’由頭到尾她沒有阻止我。當時我也明白——原來愛一個人，不是說話，而是要自己承受可能不再回來的風險。那一年，沉默比死亡更可怕。」
這段掙扎，體現了「勇武」派背後的情感代價：正義與愛情的拉鋸，讓無數人如Tango般內心撕裂。
流亡加拿大：創傷的延續與倖存者的責任
來到加拿大三年了，創傷還牢牢跟隨著Tango。「創傷從沒有離開過我，一天都沒有。警車經過的聲音會令我心口痛。地鐵門關上那一刻我會冒冷汗。夜裡聽到腳步聲我會以為有人要衝進來。吃頭痛藥的次數比香港還多。我不是‘習慣’了，我是被那一年永久改造了。」他常常問自己：「為什麼我活著？為什麼是我逃出來？那些逃不出的，又在哪裡？是否現在自殺就可以了結所有過去？」而他能給自己的唯一答案是：「既然我還活著，就不能讓那一年白白死去。」
「我不想做英雄。我甚至覺得自己有時都不像人。但我知道，我需要講述，我需要把真相留下，我需要讓下一代知道香港曾經努力過爭取。倖存者的責任不是偉大，是疼痛，一種永遠不會痊癒的疼痛。但我要去承受，因為那些沒有機會承受的人，已經不在了。」
「我以為逃出來就會沒事……但我們整代人都逃不掉。」這是一場任何香港人都不可能真正逃離的回憶災難。Tango到加拿大的第一年，只想好好活下去──上班、交租、學英文、買菜。他努力假裝自己是普通移民，假裝2019只是做過的一場噩夢。但痛沒有因此消失。2019年的畫面在他腦海里長住。
真正令他崩潰的，是2023年冬天的一個晚上。那天，他在多倫多一家超市門口縮在角落，手抱著頭、哭得全身發抖。他感覺眼神空得可怕，自問自答：「我以為離開了就會沒事……但我每天都好像還在2019。」那一瞬間，他的胸口像被刀插進去。那晚的家，燈都沒開，他跪在地上哭了很久。哭到最後，他終於明白──「如果我們都沉默，那些還在香港、還在監獄、還要活在恐懼裡面的人，真的會被全世界遺忘。」
於是他在多倫多成立了「毋忘初心」組織，該組織的核心使命只有一句：「為不能說話的人，留下他們存在過的證據。」不是煽動、不是對抗，不是仇恨，而是真理。一種守護，一種不讓記憶被抹掉的最後防線。他們目前最迫切想完成的，是──一套真正屬於2019的口述歷史。不是英雄故事，而是那一年無數普通人經歷過的：恐懼、迷惘、善意、痛苦、犧牲、逃亡、失去。從街上被打，到黑夜裡的追捕；從中大到理大，到區區巷巷的催淚煙；從罷課罷工罷市，到深夜的人鏈；從有人消失，到有人被捕，到有人流亡，有人自殺。
極權一定會倒下
當被問到對2019年反送中的「光復香港」的口號還有多少信心時，Tango坦承「我不講大話，信心一定少了。少到有時夜深人靜，我都不知道還能撐多久。」但他的信心從沒變成零，是因為香港人的記憶沒有死。「英國、加拿大、澳洲、美國的香港人，雖然大家不再喊口號，但每個人都用自己的方式守住文化，如在社區活動掛上一條小小的黃絲帶，在街角聽到有人叫‘加油’時，互相會心一笑，在集會上點一盞燭光，代替無法出席的人站出來。「香港這兩年好靜，但人心沒死。安靜不等於沒有希望。」
至於中共政權會不會崩潰，他說信心是來自歷史。「所有極權都不會持續永遠。它們一定會變、會腐爛、會有某一天倒下，但不會馬上崩潰。」 現實情況是海外社群疲累，手足彼此分散，香港人自我審查的陰影，勇武者在監獄裡的無聲。如今，六年過去，「我相信，2019點燃的那把火不會熄滅，只是被泥土掩蓋。待種子成長，一定化成樹林，去追逐自由。」
寄語香港人
下面是Tango最想對仍在香港，活在壓力、恐懼、沉默裡的人說的三句話。
第一句是：「你們沒有做錯。」 不發聲，是因為要保護自己、家人、生活，這不是懦弱，是另一種沈重的勇氣。「明白你們的心酸，但你們要承諾將來光復香港之時，必定煲底相見。」
第二句是：「你不孤單。」 海外有很多人仍然記得香港，記得太子站、記得二號橋、記得理大、記得每一個失去聲音的人。「你不敢說的，我們會幫你說。」
第三句是：「請活下去。」只是希望你們能在每天最黑暗的時候，告訴自己：「我值得活下去，因為有很多人已失去了自由，生命，家人，愛侶，就像我一樣。」哪怕只是活下去，已經是一種反抗。
在採訪的最後，Tango強調光復香港的唯一出路是中共必亡。「這是永世不能忘記。誰將我們的家化為灰燼，誰將我們的民主自由消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