觀衆朋友大家好，歡迎收看「中國内幕」節目，我是禹同。今天要和各位分享的是余茂春教授的一篇最新文章。
眾所周知，余茂春曾是美國制定中（共）國政策的重要參與者，也是美中關係研究領域的重量級人物。余茂春的國務院同行稱他為「國寶級智囊」。9月29日，余茂春教授在《華盛頓時報》發表了一篇文章，標題叫做《中共國與戰後國際秩序：共存的徒勞》。文章一針見血的指出，我們與中國共產黨之間永遠沒有和平可言。
這句話之深刻，讓人想起了共產黨頭子列寧曾經說過的一段話，他說，「只要存在著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它們就不能和平相處，最後不是這個勝利，就是那個勝利；不是為蘇維埃共和國唱輓歌，就是為世界資本主義唱輓歌。」
也就是說，在一百年前的共產黨就帶有這種基因，在其意識形態深處，其追求的終極目標就是要「消滅資本主義」。顯然，在這樣的馬列邪教教義影響下，中共一定要與全世界為敵，也正因為這樣，余茂春教授發表的這篇文章，無疑是對許多西方人士敲響的警鐘。
正如他在文章開篇所說，「認為可以通過與北京艱難的談判，期待中（共）國遵循市場福音、尊重法治，從而引導這個共產國家走向民主資本主義的信念，一直都是一種幻覺。」
余茂春敲響警鐘
余茂春教授為什麼說以上是一種幻覺呢？他說，「三十年的接觸政策已經證明這是錯誤的。中（共）國並沒有融入以美國為主導的戰後國際秩序，而是與之發生了碰撞。這場碰撞是結構性的、意識形態性的，並且不可調和的。我們必須清楚地認識到：與中國共產黨和平共處，不是不太可能，而是根本不可能」。
這讓我們想起了中共近年來公開發表的許多文章，其中的一篇文章談到了鄧小平、談到了列寧的「新經濟政策」。文章說，「1985年，鄧小平指出：社會主義究竟是個什麼樣子，蘇聯搞了很多年，也並沒有完全搞清楚。可能列寧的思路比較好，搞了個新經濟政策」。
很多人不知道，列寧從一開始就說，新經濟政策是一種「迂迴過渡」的方式。他說「租讓並不是同資本主義講和，而是一場新領域內的戰爭。經濟戰爭正在代替用武器和坦克進行的戰爭。」
看看這些話，就可以知道，今天的共產黨雖然它們外面穿上了西裝，但是依然是共產黨，一代代的中共黨魁口中高喊的所謂「改革開放」，其實是向西方發動的一場新的戰爭，這場戰爭早已打響。
余茂春教授，以真實的例子為讀者解析中共如何發動這場戰爭。他說，「今天的中（共）國，並不是一個例外。不兼容性的根源，在於中國的封閉社會與建立在開放與互惠基礎上的世界秩序之間的衝突。
每年有將近30萬名中國學生赴美留學，而在中國的美國學生卻不足1000人。每一個在中國的美國學生，背後對應著近3000個在美的中國學生。這種失衡是中共有意為之的：他們從國外汲取知識，卻通過監控、審查與規制阻斷信息的回流。
數字鴻溝更加明顯。美國人可以隨意下載TikTok這款引發國家安全擔憂的中國應用程序，而中國共產黨卻封鎖了所有美國社交平臺——包括Facebook、Twitter、YouTube、Instagram、Gmail、LinkedIn和Google。
在「防火長城」之內，中國公民生活在一個被封閉的信息世界裡，宣傳主導一切。數以億計的人相信新冠病毒並非起源於武漢，而是來自美國馬里蘭州的一個美軍實驗室。這並非誤解，而是系統性的洗腦。一個建立在謊言基礎上的政權，在國際事務中也不會以誠信行事。」
余茂春教授接下來談到經濟，他說「經濟交往也暴露出同樣的無望。」
「中國企業可以自由收購美國資產，而美國企業在中（共）國卻面臨無窮無盡的壁壘，根本無法對等進入。互惠——公平交換的基石——在與中（共）國的經濟關係中完全缺失。北京追求的目標不是共同繁榮，而是非對稱性的收益。以為靠耐心能改變這一切，就像當年相信希特勒的承諾或勃列日涅夫的保證一樣天真。
中國的經濟體系與自由秩序本質上也是不兼容的。中共一方面要求國際社會承認中國是市場經濟，另一方面卻實行與市場經濟原則背道而馳的政策：操控匯率、向國有企業提供補貼、通過政治命令分配資本。國有企業佔據主導地位，而非國有企業的生存取決於中共是否『開恩』。馬雲的崛起與隕落就證明了，中國的財富不是受到法律保護的，而是可被隨時收回的『暫時性財富』。在海外，中國公司也並非在公平競爭，它們扭曲市場、壓價傾銷，並將商業作為國家戰略的武器。」
余茂春指出，「在本質上，中國仍然是一個共產主義獨裁國家。黨高於一切；產權概念不存在；法院服務的不是法律，而是共產黨的權威。外國公司被迫交出技術，忍受監控，甚至面臨知識產權被盜的風險。在這樣的環境下進行所謂『接觸』，不是合作，而是勒索，而勒索不可能維持共存。」
余茂春教授指出中共這個「共產主義獨裁國家」，它的野心「也遠不止於國境之內」。「一帶一路」倡議不是發展項目，而是槓桿工具。貸款製造依賴，依賴滋生順從。港口、電廠和鐵路並非中立資產，而是控制的手段。與此同時，中（共）國正在軍事化南海、威脅臺灣、資助俄羅斯在烏克蘭的戰爭。這些行為並非一個尋求穩定的國家所為，而是一個意圖改寫全球秩序的強權的舉動」。
因此，「這場衝突無法避免」。
「西方世界建立在開放、互惠與法治之上，而中國共產黨則建立在秘密、脅迫與黨權至上的基礎上。這不是可以『協調處理』的政策分歧，而是根本原則上的對立。」
「這也是為什麼整個印太地區的國家——日本、印度、澳大利亞、菲律賓——正通過『四方安全對話』（Quad）、AUKUS等聯盟集結力量。他們明白：與中國共產黨共存是一種幻想，而幻想無法保衛自由。」
文章的最後，余茂春教授指出，「幻想的時代已經結束」。「中（共）國不是一個等待說服的合作夥伴，它是一個封閉的社會、非市場經濟體、帶有全球野心的共產主義獨裁政權。它的體制使得共存不是困難，而是根本不可能。
我們面前的選擇十分明確：要麼中（共）國接受開放與互惠的原則，要麼它就繼續被排除在它試圖顛覆的國際秩序之外。」
中共統治：如池塘裡的薄冰
在過去的百年歷史中，馬列子孫一次又一次的利用「新經濟政策」，欺騙了西方世界。斯大林就曾經告訴美國總統羅斯福：「在蘇聯約有三分之二大型企業是利用美國的技術建成的」。
在獲得西方的資金和技術後，曾經它們以為將贏得與資本主義世界的勝利，1956年11月18日，赫魯曉夫在波蘭，面對現場的西方外交官們就赤裸裸的宣稱，「無論你們喜歡與否，歷史站在我們這一邊，我們會埋葬你們。」
大約三十年後，準確的說是1987年6月12日，里根總統發表著名的「柏林牆演講」，他嘲諷式的引用了這句話，他說，「在20世紀50年代，赫魯曉夫曾預言：「我們將埋葬你們」。但是在今天的西方，我們看到的是一片前所未有的繁榮和安寧。而在共產主義世界，我們看見了失敗、技術上的落後、健康的倒退」
蘇聯最終的結局，可以為預測今天的中共政權做參考。
有著「冷戰之父」稱號的喬治·凱南，在他所著的《蘇聯行為的根源》一文中引用了一個比喻，他說，「蘇聯政權的未來，根本不會像自欺欺人的克里姆林宮所說的那麼安全」。「國內暴政與國際動盪，己經嚴重地挫傷了該政權所依靠的偉大人民，使他們喪失了力量與希望」。
「今天蘇聯政權的意識形態力量，在俄國境外或密警勢力之外，影響更大。這種現象使人想起湯瑪斯·曼在他著名的小說《布登勃洛克一家》中所用的一個比喻。湯瑪斯·曼認為，人類組織在其內部已經嚴重衰敗時，往往外表上顯得十分強盛，他把處於極盛時期的布登勃洛克一家比喻成一顆向地球發出明亮光芒但事實上早已不存在的星體。蘇聯政權『本身包藏著自我毀滅的種子，而這些種子早已萌芽滋長。』」
1991年12月2日，喬治·凱南在他的日記中寫到，「共產主義世界的革命失敗了，...這讓我感到非常高興。客觀地說，此前我已經預見了這一天的到來。早在40年代末和50年代早期我就竭力告誡政府，作為一種意識形態，莫斯科的共產主義已經完全喪失了對蘇聯人民的控制。多年以前，在戈爾巴喬夫登上世界舞臺之前，我就已經開始努力說服很多人，蘇聯對東歐的掌控能力已經嚴重削弱，它一旦受到挑戰，是承受不住任何壓力的。我經常把這種統治比喻成池塘裡的薄冰，看起來很結實，踩上去卻無法承受任何力量。」
23天之後，蘇聯解體，這個曾經試圖稱霸世界的共產主義政權轟然垮臺。歷史證實，在正義與邪惡的較量中，最終獲勝的將永遠是正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