圖為抗日桂軍，抗日戰爭勝利是國民革命軍以血肉生命換來的。（圖片來源：網絡圖片）
紀念中國抗日戰爭勝利80週年，緬懷國殤、理所當然。但是即使面對最苦難的民族傷痛，也必須忠於史實、面對真相。抗日戰爭是國民革命軍以血肉生命換來的苦澀果實，絕非中國共產黨所能篡奪。中共拒絕面對歷史真相，甚至竄改歷史事實「為黨服務」，只是口沫一時、羞愧千秋。一個聽任歪曲歷史而昧於政治愚忠的民族，不會浴火重生，不會有希望。
9月3日，中共藉紀念抗戰之名舉行大閱兵，實際上，「紀念」是虛，「保黨」是實，一如當年毛澤東「抗日」是虛，「竊國」是實。為了反制中共竄改歷史，妄稱「領導抗戰獲得勝利」，作為一名抗戰家族之後代，我不得激濁揚清、蕩去滓穢；若當年毛澤東「竊國者侯」，今日習近平則「竊鉤者誅」。
毛澤東的假性抗日 以麻雀戰略投機
在整個抗日戰爭中，中共領導人毛澤東沒有一思一念付諸對日抗戰，而是「佯裝抗日、伺機壯大」，頂多是在「共產國際」─擔憂日本戰勝而威脅蘇聯─的壓力下，對日軍殘部小打小鬧而已。他所提出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實質上只是「坐視」國民政府與日軍激戰並消耗戰力，而後趁國軍兵疲馬困之餘奪取政權。毛澤東念茲在茲的是「國共鬥爭」而非「抗日救國」。換言之，抗日戰爭中的毛澤東，是一個戰略投機者，在中國失去3千多萬人民生命的國難時刻，其所言所思都只是個人權位與政治鬥爭。
毛澤東深知，中國人多地大，與其損兵折將參與愛國戰爭，不如流竄在敵後廣大腹地，一則可裹脅收編充沛的無業農民和逃亡壯丁，以補充和擴編其所謂「工農紅軍」，二則以零星游擊戰騷擾日軍並奪取槍械和物資，三則建立所謂「革命根據地」蠶食地盤，以作為日後國共內戰的訓練和指揮基地，四則派遣「紅色特工」暗通日軍，秘密議和以避免日共對決而消耗戰力，五則藉國共合作向日軍出賣國軍作戰情報，破壞國軍作戰計畫與行動，六則累積實力，準備內戰。
一如亞歷山大‧潘佐夫（Alexander Pantsov）和梁思文（Steven Levine）合著的《毛澤東：真實的故事》一書所述，所謂「國共合作」實質上是毛澤東的「欺瞞戰術」，「既不願進行陣地戰或靜態作戰，也不願接受蔣委員長領導與日軍有任何正規戰或機動戰」。毛澤東認為，「八路軍只應該在日軍敵後，不受國民黨指揮，從事純粹的游擊戰或機動戰，毛澤東稱之『麻雀』作戰（335頁）」。這就是毛澤東自己承認的「敵進我退，敵駐我擾，敵疲我打，敵退我追」的投機戰略。
遠籐譽：中共三大漢奸行為
現年已經84歲的日本筑波大學學者、著名的中國問題專家遠籐譽，2016年出版《毛澤東勾結日軍的真相》（日文版為《毛澤東，與日軍共謀的男人》）一書，揭露了當時世界上沒有被公開的許多證據。什麼證據？毛澤東通敵叛國的證據。
1，《毛澤東勾結日軍的真相》：潘漢年事件
抗戰時期（1937年南京淪陷、汪精衛成立偽政權），毛澤東為削弱國民黨的力量，派遣潘漢年（中共紅色特工）潛伏日本外務省，把國共合作中獲得的軍事情報賣給日本，為日後打敗國民黨軍隊做好準備。遠籐譽這本書，具有很高的權威性，是依據岩井英一（當時擔任日本外務省駐上海的情報頭目）於昭和58年（1983年）出版的《回想的上海》一書的基礎上，多方收集資料撰寫而成。
在序言中，遠籐譽開宗明義地說：「是誰背叛了中華民族？中國建國之父——毛澤東」。她繼續寫到：「在抗日戰爭中，共產黨軍多少和日軍打過一些游擊戰。但是對毛澤東來說，最大的敵人一直是國民黨的蔣介右。毛澤東正是打著這樣的算盤，讓國民黨軍和日軍正面作戰並被消耗，然後在時機成熟的時候擊敗大傷元氣的國民黨軍，以奪取中國政權」。
遠籐譽認為，毛澤東心目中真正的敵人，並不是侵略中國的日本軍隊，而是抗擊日本侵略的國民政府。他派出特工與日本人聯絡，甚至不惜私下一再議和，目的都是為了壯大中共軍隊，削弱蔣介石的力量。
1937年中日全面開戰，共產國際訓令中共與國民黨合作，採取「共同抗日」（第二次國共合作）的路線。1938年秋天，毛澤東派遣中共間諜分別前往上海和香港，和日本外務省所屬的間諜機關「岩井公館」的岩井英一，以及和日本陸軍參謀部的特務機關「梅機關」的影佐禎昭大佐（隨後擔任汪精衛南京政府的最高軍事顧問）等人進行了接觸。不僅如此，毛澤東還指示潘漢年向「岩井公館」的主人岩井英一提出「共軍和日軍停戰」的建議等等，暗中從事通敵日本、通敵汪精衛，背叛國民政府的「三大漢奸」行為。
遠籐譽寫道：「毛澤東利用張學良於1936年所發動的西安事變，讓國民黨不再圍剿共軍，並以『合作』為由，從國民黨政府獲得軍備武器，卻在背後把國軍的軍事情報出賣給日本間諜機關。出賣了中華民族、出賣了中國人民的，正是中共的『偉大領袖』毛澤東本人」。
遠籐譽還寫道，中共建政之後，毛澤東一直想邀請當時日軍侵華總司令岡村寧次訪問中國，但沒有成功，遂改邀舊日本將領遠籐三郎中將。1956年毛澤東在中南海招待遠籐三郎等人時說道：「你們（日本皇軍）也是我們的先生，我們要感謝你們。真是你們打了（侵華）這一仗，教育了中國人民，把一盤散沙的中國人民打得團結起來了，所以，我們應該感謝你們」。
如果當時毛澤東感謝日本皇軍（前後累計6次感謝），今日習近平又有什麼理由紀念抗戰勝利80週年？
2，揭露中共通敵叛國
另外依據謝幼田2002年出版的《中共壯大之謎：被掩蓋的中國抗日戰爭真相》一書，也揭露了中共紅色特工通敵賣國的醜聞：
「潘漢年當時在香港和廖承志一起負責情報工作，每半個月向日本特務機關提供一些情報（例如關於「新四軍」的編製和作戰計畫），由潘漢年直接交給日本駐香港領事館特務小泉清一；日本特務機關每月提供給潘漢年兩千元港幣的情報費用，而且第一次付給一萬元」。
這本書寫到：「就像八路軍、新四軍在實際戰爭中主要是打擊國民政府軍隊一樣，中共的所謂秘密戰線，竟然是和日本侵略者聯合在一起，彼此交換有關中國抗戰的政治、經濟、軍事的情報，聯合對付國民政府。潘漢年所領導的所謂情報活動，是毛澤東的延安政府打擊國民政府的一部分。其實質也是出賣中國抗戰，而有利於中共延安政權和日本侵略者政府，是不折不扣的漢奸行為」。
這是中共「通敵叛國」的又一證據。依據謝幼田的觀點，潘漢年已經不僅僅是情報首腦，而是延安中共中央駐日本方面的聯絡人。
3，張國燾：《我的回憶》
在張國燾（中共創始人之一，解放軍創始人之一，中共早期領導人之一）1998年出版的《我的回憶》中，張國燾以中共領導人之一的親身經驗，再一次揭露了中共抗戰的真實態度。
1937年8月2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在離延安90公里的洛川縣城附近一個村莊內舉行，史稱「洛川會議」。在這次會議中：
「毛澤東警告會眾不要為愛國主義所迷惑，不要到前線去充當抗日英雄；要知道日本的飛機大炮所能給予我們的危害，將遠勝過於蔣介石以前所給予我們的危害。他主張八路軍應堅持游擊戰爭，避開與日軍的正面衝突，避實就虛，繞到日軍的後方去打游擊，主要任務是擴充八路軍的實力，並在敵人後方建立中共所領導的抗日游擊根據地」。
在《我的回憶》第三冊490頁中，張國燾引述了毛澤東當時對日抗戰的態度：
「當時國民黨軍隊在上海四周苦戰了約三個月，許多戰績可歌可泣，直到這年十一月初才被逼向後撤退。連山西的閻錫山在太原失守後，也宣稱要在山西守土抗戰。毛澤東從來不談友軍抗戰的事，我從未聽見他讚揚和鼓勵過這些英勇抗戰的表現。當南京失守，國軍向後撤退，形勢相當混亂的時候，毛澤東曾得意的描述他的抗日觀感。他認為蔣介石等如不投降日本，可能將整個中國的領土斷送於日本，可是日軍只能占領一些大城市及重要交通線，中共所領導的游擊戰爭，就可在廣大敵後地區發展起來，經過長期的艱苦奮鬥，中國才能翻身。因此，整個中國會被蔣介石斷送，將來中共又可以從日本手中奪回來」。
實際上，蔣介石並沒有斷送中國，甚至擊敗了日本軍國主義侵華戰爭，反而是整個中國斷送在叛國中共的暗黑統治之下。但無論歷史如何曲折和詭譎，我要宣稱：中共沒有資格紀念抗戰勝利！
史實昭昭，真相鑿鑿。如今，中共妄稱領導中國人民贏得抗日戰爭，完全抹煞國民政府的奮戰與犧牲，抹黑抗日名將和民族英靈，孰可忍？孰不可忍！
（本文為《宋國誠專欄》抗戰勝利80週年系列專文3之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