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六四屠殺危害更深遠的，是鄧小平麻痺人民鬥志軟刀子殺人功夫。（圖片來源：合成圖 今濤拍暗）
鄧小平繼毛澤東之後，繼續擺弄法西斯和棍棒和欺騙宣傳喇叭筒，拚命地打壓和狙擊中國民眾追求政治進步的激情，同時，鄧小平施展軟刀子功夫，轉移視線：
鄧小平在農村廢除人民公社，推行「聯產承包責任制」，包產到戶，在經濟上給農民一定程度地鬆綁；在城市，逐步減弱經濟的計畫指令性，一定程度地給國企鬆綁，容許更多的獎金激勵機制......在施以小恩小惠的同時，以鄧小平為首的中共，通過宣傳機器大肆宣揚一切向錢看的庸俗人生觀，什麼「致富光榮，貧窮可恥」，影視媒體的「主旋律」充斥著「甜蜜的事業甜蜜的事業無限歡樂美......」、「在希望的田野上」等等塗脂抹粉的作品，竭力誘導人民關注眼前的小恩小惠，做「八十年代的新一輩」，而不去回顧剛剛熬過來的的血腥恐怖暴政歷程，從而盡力阻止中國民眾審視和反思共產黨專制的罪惡。
另一方面，以鄧小平為首的中共，牢牢把握著中共專制獨裁的船舵和根子，毫不放鬆。鄧小平在農村施行包產到戶，卻又拒絕恢復土地私有制，把農村土地真正還給農民。鄧小平開創的跛腳改革，改來改去一直改到現在，都絲毫沒有放鬆中共專制獨裁基礎——土地公有制，土地公有制，為中共操控市場、強迫拆遷、強迫徵地提供了制度性保障，支撐著中共專制統治苟延殘喘。鄧小平拒絕取消歧視農民、限制中國人遷徙自由的戶籍制度；拒絕取消毛時代建立的、侵犯人權的勞教制度；鄧小平不僅拒絕任何向著真正法治化——司法獨立的轉變，反而以「打擊刑事犯罪」為名，揮舞「嚴打」的屠刀，濫殺無辜、草菅人命，繼「文革」之後，繼續大規模地破壞法制，再次大量地製造冤假錯案；鄧小平在經濟上部分地放鬆計畫經濟的束縛，卻又推出「計畫生育」，繼毛時代之後，以新的更為狡詐的方式野蠻侵犯中國民眾的自由權利——生育自由權。以鄧小平為首的中共，從東南亞獨夫民賊李光耀身上找到了靈感，用心歹毒而且恬不知恥地把中共專制暴政造成國窮民蔽惡果歸咎於中國人生育過多，以部分專家的偏見作為國策，強制推行，以流氓手段「調節」中國人口，為之不惜大規模屠殺嬰兒......斯大林死後，以赫魯曉夫為首的蘇共停止了大規模的迫害；鄧小平卻在毛澤東死後，以新的、更為狡詐的方式，繼續著毛澤東時期中共的反人類罪行，這在客觀上延續了中共邪惡的專制生命。
前蘇聯在斯大林死後，開始注重公民的福利保障，到勃涅日涅夫時期已經建成了完備的蘇聯公民的社會保障體系；鄧小平卻在維持毛時代中共侵害人權的政治制度的同時，以「改革」為名，挖空心思地拋卻國家對國民的福利責任：在農村，隨著撤拆人民公社，將毛時代農民僅有的一點「福利」——合作醫療機構全部取消；在城市，先是要求國企「獨立核算，自負盈虧」，在由中共一手造成的國企問題上甩包袱，後是以各種「改革」為名，逐漸賴掉國家對城市居民公費醫療的責任......到江賊民時期，中共在國民福利責任上索性全盤甩包袱，實行不顧弱勢群體死活的全盤「市場化」......時至今日，中國的社會保障體系仍然遲遲不能建立，原因不是中國沒有錢建立社會保障體系，而是中共根本沒有意願建立社會保障體系。從鄧小平開始，中共的如意算盤就是盡力榨取中國老百姓的民脂民膏，把大筆本應用於老百姓福利保障的錢「節省」下來，保障高幹特權待遇、擴編軍警隊伍、增強武器裝備、搞「金盾工程」加強對人民的監控......總之儘可能把錢用於加強專制機器。
總之，兩手抓：為了麻痺人民鬥志、轉移視線，一方面「鬆綁」、讓利；為堵死政制改革大門，不惜六四開槍、殺人盈城，「殺二十萬，保二十年穩定」。鄧小平的保專制路線，誠可謂機關算盡、用心歹毒。
其實，比六四屠殺危害更深遠的，是鄧小平麻痺人民鬥志軟刀子殺人功夫。從鎮壓民主牆運動開始，以鄧小平為首的中共，就千方百計地誘使中國人去關注眼前的經濟利益實惠和一切無關根本的細枝末節問題，去做一個不問政治、漠視政治自由的「經濟動物」。這是一條比毛澤東統治術更為陰險狡詐的毒計，這是因為：
政治自由權是一個社會成員其他所有自由的保障，對於統治者來說，牢牢地剝奪被統治者的政治自由權，同時又讓其享有一定程度的經濟的和其他方面的自由，既可以弱化被統治者的抗爭意志，又可以根據形勢需要加強或放鬆對具體的領域的管控，做到「收放自如」。
毛澤東暴政基本上是人亡政息，鄧小平「改革開放」保專制路線，在其死後繼續禍害中國，維持中共專制的苟延殘喘。（網絡圖片）
毛澤東依靠在極權下（全封閉的社會和洗腦灌輸）煽動意識形態狂熱和個人崇拜維系統治，既容易「物極必反」，也難以長久維持，因為「大救星」一死，統治的支柱就很可能倒塌。如果毛澤東死後，華國鋒、鄧小平奪權失敗，江青等人接班成功，中共政權很可能會在八十年代垮臺，絕不可能維持至今。
鄧小平的做法，則是充分地利用中國人的劣根性維繫共產黨的專制統治......對於專制獨裁統治，中國人乃至海外保持中國文化的華人遠比西方民族有著強韌的忍耐力，只要經濟上有些實惠可得，專制獨裁的暴政、苛政在華人中可以維持很長的時間，而且相當穩定，獨立後的新加坡就是一個例證。只要有一口飯吃，中國人就難得造反，中國歷史上絕大多數農民暴動，都是生存危機引發的。鄧小平開創的「改革開放」，就是恢復並且極力強化中國人的重經濟實惠，輕政治自由的劣根性。因此，鄧小平的統治術，是一條儘可能長久地延續中共專制暴政的統治術，鄧小平的「經濟搞活，政治搞死」路線，雖然不可能永保中共統治，卻能夠把中國轉型的代價增至最大。
俗話說：「長痛不如短痛」。毛澤東的暴政基本上是人亡政息，鄧小平的「改革開放」保專制路線，在其死後卻繼續禍害中國，維持中共專制的苟延殘喘，從這個意義上說，鄧小平的流毒和對中國的貽害比毛澤東更深遠。
鄧小平的保專制毒計可謂是盤算得天衣無縫，但是鄧小平始料未及的是，由於其代理人胡耀邦、趙紫陽的良知，在八十年代，鄧小平的這條毒計執行得很不徹底，以致於相繼發生了八六學潮和八九民運，中共差一點翻了船，直到最終選擇江賊民做代理，才徹底地貫徹了鄧氏保專制路線：江賊民不僅進一步以經濟利益轉移徹底消彌人們的政治熱情，而且以身作則，帶頭鼓勵整個中國社會追求聲色物慾，江賊民以八十年代在上海以舞會瓦解民運的成功經驗，徹底地澆滅了整個中國社會追求政治進步的理想激情。
今天，不能不說鄧小平的一手硬，一手軟的「兩手抓」策略收到了很大的效果：今天，中國人普遍地只關心自己的錢袋，而非常缺乏追求政治進步的熱情——普遍的犬儒化和市儈化。今天的中國人和七十年代末的中國人相比，判若兩個民族；今天，中共的專制暴政比起八十年代有過之而無不及，中國人的維權抗暴卻普遍地停留在乞求中共中央主持正義、討回個人損失等經濟層面上，沒有追求政治進步的意識，維權運動也因此不能形成爭取公民政治權利的人權運動，這就不能消除病根——不斷侵害人的權益，逼迫人們起來維權的中共一黨專制體制。因此，當今中國的維權運動雖然聲勢浩大、雖然有成功的個案，卻絲毫不能威脅到中共的專制統治。除非中共國經濟破產或者強大政治外力的打擊，否則中共專制統治不可能在短期內滅亡。這就是鄧小平路線將把中國轉型的代價增至最大後果體現之一。
（本文略有刪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