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9年六四前夕天安門廣場，學生把冰糕遞給軍人(圖片來源：網路圖片)
【看中國2025年6月3日訊】六四前夕看到戴晴接受記者陳小平訪問的錄像，談她的舊作修訂版《鄧小平在一九八九》。戴晴在訪問中提到她親身經歷的幾件事，一是陪臺灣天下雜誌出版人殷允芃去見國台辦主任汪鋒，汪鋒提到，鄧小平準備將「四項堅持」從憲法中拿下，放到黨章中去。
另一件事是政治局常委胡啟立在與知識界會見中說，報紙的內容由總編輯決定。三是北京百萬巿民大遊行時，部隊軍官與遊行組織者協議，遊行隊伍不進天安門，解放軍便不干涉，結果遊行果然沿長安街走，到東單解散，雙方相安無事。
戴晴的意思是，當時改革正到了關鍵時刻，只要民間配合，學生回校，黨內改革派有機會再往前走幾步。而百萬巿民大遊行與解放軍達成妥協，應該是一種有利的官民互動的方式。
這些當然都是事實，但問題不在於一時一事如何衍化，而在於當時的時勢，中共與民眾的政治角力，已經去到一個水火不相容的地步了，不是誰讓步的問題，是誰讓步都不會有好結果的問題——民間讓步是給中共機會用軟刀子殺人，官方讓步是醞釀全國大動亂。
學生初期的集結是請願，希望為胡耀邦討一個說法；四二七社論後，學運被定性為動亂，學生的行動也升級，變成示威，要求政治改革；後來中共調軍隊進城，學生便開始絕食。
整個學運在兩條線上展開，一條在廣場，一條在黨內，兩條線有交叉，但以各自的內在規律運行，社會層面的鬥爭與黨內兩條路線的鬥爭交織在一起。
老鄧的改革是為了救黨，而不是救國。要改革就要對外開放，對內鬆綁，開放鬆綁的結果就是自由化，自由化的結果就是動搖中共的專制統治，這是時勢發展的必然。老鄧在改革不久後就提出四項基本原則，先見之明便是將改革關在中共政權的籠子裡，不動搖中共統治，怎麼做都可以，動搖中共統治，怎麼做都不可以。
隨著改革的發展，民間的政治訴求上升，胡耀邦主張回應民間訴求，解放生產力，但無形中鼓勵了自由化，自由化又令黨內保守派深惡痛絕。鄧小平在改革派與保守派兩極之間盡量維持平衡，直至八六年學生運動，中共開展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運動，算是六四的預演。
到那時，老鄧已基本上向保守派傾斜，再怎麼改都不能動搖中共的專制統治，因此，胡耀邦下臺是注定的，打壓民間政治訴求也是注定的，以胡耀邦去世為契機，中共與社會上的改革風潮發生正面衝突，也是時勢決定的。此所以老鄧說，這次風潮遲早都會來。
當其時，鄧小平也沒有退路，北京學運已經波及全國各大城巿，各地的學生湧到北京，各地也爆發不同規模的示威遊行，不將北京學運壓下去，再拖延下去就是政權動搖的惡果。
老毛評價鄧小平，說他是「鋼鐵公司」、「綿裡藏針」，說他開會總是坐得很遠，也不說話，證明老鄧個子雖小，內在很強大，他可以很靈活，也可以很堅硬，一旦讓他想明白的事，他必定義無反顧百折不回。老鄧雖然討厭保守派「阻頭阻勢」，但在黨生死存亡之際，他不得不拋棄自己的愛將胡趙，而維持黨的江山穩固。
從這個角度看，八九六四沒有「見好就收」的問題，沒有官方與民間妥協的餘地。即使當時廣場學生聽勸，解散回校，也不會等來中共更大規模的開放，不會等來趙紫陽繼續執政。因鄧小平在黨內保守派壓力下，事後必定清算趙的政治局班子，趙仍舊要交權，江澤民仍會進京，改革的倒退仍不可避免。
學生們回校後，等局勢稍微平靜，中共必定展開政治追究，為首的學生領袖必然遭到清洗，大量學生被重新洗腦站隊，回到黨的革命路線上來。一場學運非但無疾而終，而且中國人的政治處境一樣都會相當惡劣。所謂「見好就收」的結果，不會是官民的良性互動，而只是秋後算帳而已。
民眾自發的政治運動，從來都不可能是理性客觀的，在群眾運動中，激進的思潮永遠都佔上風，誰拿理性出來，主張「見好就收」，就會被打成「投降派」。至於外人去規勸，也都會被視為當局的「說客」，無法讓多數頭腦發熱的年輕人回心轉意。
現在來反省六四，不是簡單的成敗的問題，因為「敗」從一開始就注定了，有中共在，就不可能讓民間的政治訴求得到成功。現在回顧六四，只能著重於六四代表的民族精神文化、六四的歷史意義，以及六四對世界大局的正面影響。
鄧小平異於常人之處，是他遭遇六四挫敗後，沒有放棄經濟上的改革開放，他在南巡時威脅，誰不改革誰下臺，使中共的政治路線又回到經濟改革上來，三十年「悶聲發大財」，以至有後來的經濟高速成長。從這個角度看，鄧小平確是中共的中興之主，只是，他永遠不可能成為民主中國的開山之主。
戴晴是傑出的調查記者和作家，筆耕不輟，作品相當成功，我在香港和她見過一面，可惜沒有機會深談。有朋友給了我這本《鄧小平在一九八九》電子版，我拜讀了吳國光教授的序，稍後定當拜讀全書。
（文章由作者授權轉載自顏純鉤facebook臉書專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