沙塵暴中的北京故宮（圖片來源：NOEL CELIS/AFP via Getty Images）
間諜這種職業，風險太大，很難善終。
關露：最悲摧的間諜
她是經典電影《十字街頭》主題曲《春天裡》的作者。如果不做間諜，憑她的文學天賦，她會成為像張愛玲、丁玲一樣出名的作家。
然而，就在大家期待她拿出更多更好的作品時，她卻搖身一變，竟然成為了汪偽特務頭子李士群家中的紅人。
此前，關露正在完成她的長篇小說《新舊時代》，卻接到了來自中共華南局最高領導的密電——「速去香港找廖承志！」關露到達香港後的第二天，就有兩個客人上門拜訪了她，其中一個就是八路軍駐香港辦事處的負責人廖承志。另一個人則自我介紹說：「我叫潘漢年。」
三個人進行了一次絕密談話。潘漢年告訴關露，黨組織決定派她去策反李士群。關露最初猶豫了一下，但出於對組織的服從，她沒有多想就答應了。潘漢年最後對關露說：「今後要有人說你是漢奸，你可不能辯護，要辯護，就糟了。」關露說：「我不辯護。」
回到上海後，關露便因妹妹胡繡楓和李士群太太的特殊關係，很快便成了極司菲爾路76號汪偽特工總部的常客。關露與李士群太太一起出入商場、戲院，出現在各種公開場合。這樣一來，關露投靠汪偽特務的消息便流傳開來。為此，左聯負責人問主管詩歌工作的蔣錫金：「關露還參加你們的活動嗎？今後不要讓她參加了。」此後，許多關露昔日的同事、朋友，都和她斷絕了往來。
就連與她有戀人關係的王炳南，也不得不和她分離。兩人告別時，王炳南送了關露一張照片，照片背面題寫了一句話：「你關心我一時，我關心你一世。」而關露贈送給王炳南的，則是一本詩集——《太平洋上的歌聲》。兩人握手道別時，彼此的眼睛都有些濕潤。
1941年，關露按上級指示，與李士群進行了一次試探性的對話。關露說：「我妹妹來信了，說她有個朋友想做生意，你願意不願意？」李士群是江湖中人，一聽就明白了。很快，潘漢年就在上海秘密約見了李士群。從此，日軍的清鄉、掃蕩計畫，總是提前送到新四軍手中。
1942年，關露又領受了新的任務，潛入日本大使館與海軍報導部合辦的《女聲》月刊擔任編輯，從事間諜工作。1943年7月，《女聲》雜誌社決定派關露出席8月在日本舉行的「大東亞文學者大會」。出席大會的十幾個中國代表全要登報，並附照片。這樣一來，關露的「漢奸」之名就再也洗刷不掉了。正在猶豫之際，潘漢年交給她一個新任務。當時在中國的日共領導人野阪參三與日本國內失去了聯繫，希望通過關露轉交給秋田教授一封信。恰好雜誌社給關露介紹的日本朋友中就有秋田，於是關露接受了這個任務。
在日本，關露見到了秋田，完成了送信的任務。大會結束後，關露回到了上海，等待她的是兩個消息：汪偽特務頭目李士群在家中神秘暴斃；她出席日本大會的新聞已在國內傳開。一篇登在《時事新報》上的文章，稱她是「無恥女作家」，將其行徑歸入「漢奸生涯」。
1945年8月，抗戰勝利後，關露被國民政府列入漢奸名單。為保護她的安全，黨組織將她秘密轉移到了蘇北解放區。
因為關露頭上戴著「文化漢奸」的帽子，是國民政府重點懲治的漢奸，為避免暴露中共與日偽間的秘密關係，只能將她隱藏起來。
關露這才知道，她必須戴著漢奸帽子，在不明真相的唾罵聲中忍辱偷生。她多次要求發表詩作，卻被《新華日報》社長範長江要求換一個署名，理由是如果共產黨的報紙上出現關露的名字，會造成極壞的影響，給敵人提供攻擊的口實。有朋友這樣勸她：「為了維護黨報的榮譽，應該永遠忘掉關露的名字。」她這才明白當年潘漢年對她說的「不能辯護」的含義，不禁失聲痛哭。
1946年關露與王炳南再度相逢，兩人舊情復燃，迅速升溫，很快就到了談婚論嫁的階段。當王炳南按組織原則向周恩來夫婦匯報了他與關露的戀情後，周氏夫婦對此表示反對，鄧穎超對王炳南說：「恩來和我反覆研究過了，認為關露是個好同志，但由於她的那段特殊經歷，在社會上已經造成了不好的名聲，群眾以為關露是文化漢奸。而你又是長期搞外事工作的，群眾都知道你是共產黨。如果你們兩個人結合，將會在社會上產生不好的影響。」
王炳南權衡利弊，以黨的利益為重，給關露寫了絕交信。關露這才徹底明白，就連婚姻生活，她也被剝奪了正常人的權利。
然而事情並沒有就此了結。1955年，潘漢年受到錯誤對待被捕入獄，受此牽連，關露也失去了自由。這一年她48歲，一關就是兩年。1967年，關露再次被捕，60歲的她，這次一關就是8年。
逮捕她的理由是：「關露在接受組織任務到敵偽機關期間，並未積極為黨工作，而是公開地為敵人工作，起了漢奸的作用。」
1982年3月23日，隨著潘漢年案的平反，關露也終於盼來了渴望已久的平反通知，組織上派人向躺在病床上的關露鄭重宣布：她的歷史已經查清，不存在漢奸問題。據此撤銷和推倒強加於她的一切誣蔑不實之詞。
8個多月後，在完成了回憶錄和對老上級潘漢年的紀念文章之後，關露服安眠藥自殺。
她一生經歷了三次戀情，皆因她的特殊身份，無果而終，別人不敢娶她，她也終身未婚。
閻寶航：做間諜他很成功
1937年，42歲的閻寶航在南京梅園新村八路軍辦事處秘密入黨。根據工作需要，閻寶航不歸地下黨組織領導，僅和周恩來保持單線聯繫。
對外，閻寶航一直以「民主人士」、「黨外人士」的身份從事抗日救亡及統一戰線的工作。
他廣結善緣，與國民黨元老於佑任、孫科、宋慶齡、何香凝、邵力子、馮玉祥保持著良好關係，並經常週旋於陳誠、宋子文、陳立夫、戴笠、徐恩曾等黨、政、軍、情要員之間。
閻寶航也很受宋美齡、蔣介石所賞識，先後在蔣介石、宋美齡倡導的「新生活運動」中擔任要職，被蔣介石任命為軍事委員會委員長行營參議、軍事委員會政治部設計委員。
這種特殊的社會地位和社交圈子，使閻寶航獲取過三份極有價值的情報：
一是德國決定進攻蘇聯的情報；二是日軍即將偷襲珍珠港的情報；三是日本關東軍在東北的軍事部署。
抗戰期間，閻寶航在重慶的住所，一直都是流亡學生和地下黨的棲身之處。閻宅被譽為「閻家老店」，夫人高素是這個招待所的所長兼炊事員。周恩來多次稱讚高素是「我們的好大嫂，革命的好媽媽」。
新政權建立後，閻寶航先後在在外交部擔任過辦公廳副主任、條約委員會主任，以及第四屆全國政協常委等職。
誰也沒有料到，這個被稱為中共諜報英雄的閻寶航，竟會在文革中遭遇家破人亡。
1967年11月7日，72歲的閻寶航被扣上各種莫須有的罪名被捕入獄。10天後小兒子閻明復也被捕入獄。父子二人同時關押在秦城監獄，雖近在咫尺，卻無法見面。
緊接著，1967年12月，在解放軍總後勤學院工作的大兒子閻明新也被隔離審查，罪名是：閻寶航當年派遣到根據地的「戰略性特務」，並將他押送寧夏賀蘭山勞動改造。在北京育英學校教書的妻子也因此受到連累，被強行下放到香山開採煤礦。
二兒子閻明智14歲去延安，在陝北公學學習俄文。新政權成立後調外交部工作，是外交部高級翻譯、翻譯處處長。文革一來也被隔離審查，下放湖南長沙「五七干校」，1975年4月死於長沙。據他妻子回憶，閻明智是在一天晚上的單位批評會上心口痛，回到宿舍後倒下的。
閻寶航的三個兒子遭遇如此，三個女兒也命運坎坷。
大女兒閻明詩文革中被定性為鞍山市最大的特務分子，先是在市裡來回批鬥，打得死去活來，後來被下放到農村勞動改造。
在南京工作的二女兒閻明英，表面看似乎衝擊較小，但卻被逼著和家庭劃清界限。那幾年，三女兒閻明光每次請假到北京看望母親，因她經濟上很困難，每次都是從上海先到南京。事前和在南京郊區「五七干校」勞動的二姐閻明英約好，閻明英走出干校，在一個山坡上等著閻明光來，見面時偷偷地拿些錢給她，她再用這錢買去北京的車票。
其實閻明光的處境也是艱難，她下放在江蘇省直屬機關的五七干校，像農民一樣下田插秧，上山採茶，即便身患重病，也要接受批鬥。
後來母親病重，在北京無人照顧，一家人商量，由閻明光去北京把母親接到上海治病，就住在她的家裡。因為這時候她已經從鄉下回來了，丈夫也從關押處被釋放回家。家中的孩子都對姥姥很有愛心。安林還請了她的同學、某醫院的護士長每天來家給姥姥打針。安林的同學見老人手背、腳背上的血管都已乾癟，針扎不進去，打點滴都很困難，深感痛心。
閻明光看到這種情景，只好把大姐請來一同照顧母親。兩人決定送母親去醫院治療，但醫院認為患者是反革命家屬，拒絕收治。後來還是閻明光找北京協和醫院的吳恆興教授幫忙，吳教授通過關係，才住進了上海長寧區中心醫院，並給了間病房。由姐妹倆和家人在醫院輪流陪伴老人度過了人生的最後時光。
老人臨終前，跟兩個女兒講：「我快不行了，還是給總理寫封信吧！……你們給我治病欠了那麼多債，我想請周總理關心關心，安排我的後事。」於是大女兒閻明詩根據母親的意思，給周總理寫了一封信，信中說：總理，我是高素，我始終相信玉衡和明復是無辜的。我因患重病不久人世，來上海後，搶救費用甚巨，小女明光的愛人被關押，工資凍結，無力支付。請總理看在我和玉衡在重慶變賣衣物接濟黨內同志和抗日鄉親的面上，把我的醫藥借款費及後事解決了。信寫好後，高素就在7月12日去世了。
根據母親囑託寫給周總理的信，後來通過北京的大嫂，從郵局寄了出去。
信寄出後，她就回到香山勞動去了。沒過多久，政協機關派人來找她，這些人接待她時，態度與以前有了不同，他們說：「首長有指示，高素同志不容易，把孩子帶大，帶入革命，她是有貢獻的。她的治療費和安葬費給予報銷。」
政協根據總理指示，報銷了閻寶航妻子的全部費用。
但高素直到死，也不相信丈夫早已去世。
還在1968年6月，二兒子閻明智的妻子流莎曾請求唐聞生利用為周總理作翻譯的機會，幫忙打聽父親閻寶航的下落，對此總理沉默不語，康生也在場。流莎把打聽來的實情告訴了婆婆，但老人拒絕相信。
其實，就在1968年5月，閻寶航在接受審訊時，被人一腳踢中要害，當即倒地不起。隨後雖被送醫，卻無人過問，任其在痛苦中死去。
而監獄的批文竟然這樣寫道：反革命罪犯67100號，不得保留骨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