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5年的蘇聯（圖片來源： Don Hunstein/FPG/Archive Photos/Hulton Archive/Getty Images)
【看中國2025年4月5日訊】1983年，蘇布的第五任頭目安德羅波夫在全會上問道：你們誰還相信共產主義？現場無聲的回答，其實比任何批評都更具有毀滅性。"意識形態的崩潰往往先於政權的瓦解。"這是弗朗西斯．福山在《歷史的終結》中的論斷。
蘇聯的民眾，白天在單位縱論宏大敘事，晚上回到家在廚房做飯時，便換了一副面孔，開始抨擊社會的各種不公現象，交流聽到的各種政治笑話，這便是著名的廚房談話。
蘇俄的六朝元老阿爾巴托夫，評價這一現象時說：這是全民參演的一出荒誕戲，人們其實並不相信。正如著名的歷史學家霍布斯鮑姆在《極端的年代》中所說：蘇聯的失敗，不是軍事的失敗，而是意識形態的破產。
蘇聯的意識形態，曾經非常自豪的以歷史必然性自詡，但在20世紀末卻遭遇了全面崩塌。但這場崩塌並非是偶然，而是政治失信、經濟失效與精英失節三重維度交織的必然結果。
第一、政治失信。
1956年，赫魯曉夫掀開了蘇聯意識形態的神聖面紗，露出了恐怖真實的面容。當秘密報告傳遍東歐時，有個記者感嘆道：我們彷彿才突然發現，自己虔誠信仰的聖像，背後竟然是個魔鬼。
1981年2月，勃列日涅夫公開自稱：我就是沙皇。可是1982年，蘇聯成立65週年紅場閱兵時，勃列日涅夫拿反了講話稿卻渾然不知，這個畫面傳遍了全國。當領導層成為行走的諷刺漫畫時，意識形態的神聖性自然就蕩然無存。
阿富汗戰爭成為了壓垮蘇聯意識形態合法性的最後一根稻草。參戰的士兵紛紛在家書裡寫道：我們在這裡保衛的，究竟是革命的理想，還是官僚集團的野心？我們為之戰鬥的神聖義務，不過是老頭子們的權力遊戲而已。
1989年柏林牆倒塌時，青年們高喊：我們要真正的社會主義。這句口號暴露了民眾對蘇聯意識形態的根本質疑。波羅的海三國、捷克等國家的勝利更是證明：工人階級可以不需要所謂的先鋒隊領導，就能實現自我的解放。所以當意識形態成為統治的工具而非批判的武器時，自然就喪失了生命力。
第二、經濟失效。
勃列日涅夫時期，蘇聯宣稱已經進入了發達的社會主義，但現實卻是排隊成為了全民的日常，莫斯科市民年均排隊時間長達1500小時。戈爾巴喬夫在回憶錄中承認：當商店貨架空空如也時，任何意識形態的說教都是那麼的荒誕可笑。
農業集體化的歷史創傷更是難以治癒。強制農業集體化導致的大飢荒，奪走了數百萬，甚至上千萬生命。被譽為俄羅斯良心的索爾仁尼琴在《古拉格群島》中憤怒的寫道：當權者用意識形態的鐮刀收割的，不僅是莊稼，更是人性。
1989年，聖彼得堡工學院舉行了關於蘇聯制度優越性的辯論會。當專家高舉《資本論》證明計畫經濟的優越性時，一個學生現場展示了一個走私得來的日本隨身聽，並說道：這個微型的精密設備，我們的計畫經濟現在能生產嗎？頓時，會場鴉雀無聲，意識形態的漂亮話，在技術代差面前顯得是那麼的蒼白無力。
隨後，這個學生給出了致命一擊的疑問：如果解放人類，就是為了讓日本人過上我們這樣的日子，那解放人類還有什麼意義？我每次見到日本和西歐的商品時，都覺得他們不需要我們去解放，而是我們需要他們來解放。
第三、精英失節。
蘇聯培育了以意識形態為特權的官僚集團。這個集團自蘇聯的建政之日起誕生，在勃列日涅夫時代達到腐化的巔峰，這批精英約300萬人，他們端坐於蘇聯金字塔社會的頂端。
特權精英的形成，直接撕毀了平等的承諾。他們可以享受全套的特供服務，子女也擁有紅色降落傘體系。比如特權階層人均消費是普通工人的400倍。小白樺商店的數據顯示，特權家庭消費了全國95%的進口奢侈品。這種制度性的腐敗，徹底消解了無產階級先鋒隊的政治倫理。
1990年6月，在一次「蘇布代表誰的利益」的民意調查中，認為蘇布代表工人的佔比4%，代表人民的佔比7%，代表官員的佔比高達85%。蘇聯解體後，葉利欽政府中75%以上的高官都是蘇聯時期的高官。俄羅斯97.2%的富豪是原來蘇聯的幹部，剩下2.8%則是幹部的親屬。
在總結蘇布垮臺的原因時，有這樣一個基本的共識：蘇布的精英們，張口就是大義所在，閉口就是歷史必然，理論冠冕堂皇，極盡人類美麗言辭之能事，但卻口是心非、言行陌路。
1986年，莫斯科音樂節上，時間機器樂隊演唱的《轉變》引發了全場的共鳴，"我們厭倦了等待承諾的明天"，這句歌詞道出了蘇聯青年人的迷茫。"我們要真相、不要口號"，成為了時代的最強音。
當莫斯科市民在寒風中排隊購買麵包時，當小白樺商店把普通人拒之門外時，蘇聯意識形態的祛魅便早已悄然完成。正如撒切爾夫人在1984年的論斷：蘇聯的意識形態早已失敗，只是在等現實的追認而已。
所以當1991年戈爾巴喬夫宣布蘇聯解體時，2.8億蘇聯人無人走上街頭抵抗。這個用70年構建的意識形態帝國，最終在真理與謊言、理想與現實、承諾與背叛的撕裂中，完成了自我證偽的歷史循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