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中共紅色恐怖的巨大恐懼，令金仲華無法解脫，最後只好一死了之。（圖片來源：網絡圖片）
1968年4月3日半夜，上海復興中路1473號，一座歐式花園洋房內，一個人吊死在南窗口，臉朝牆壁，兩腳離地板僅幾公分，一隻腳穿著襪子，一隻腳光著。
這個人就是孫中山夫人宋慶齡最信任的高官——上海市副市長金仲華。
金仲華其人
金仲華1907年出生於浙江桐鄉梧桐鎮一個書香門第，4歲能順暢誦讀《千字文》，6歲入讀縣立崇實小學，13歲入嘉興第一中學，16歲考入杭州之江大學。大學期間，與中共地下黨員蕭項平等同學結為知己。
他曾是中共的老報人。
1928年，金仲華以優異成績被上海商務印書館錄取，在葉聖陶主編的《婦女雜誌》當助理編輯。從此，開啟了他的新聞生涯。
1934年，他受中共地下黨員胡愈之邀請，參與創辦《世界知識》，後任主編；1937年抗戰爆發後，他經中共地下黨員廖承志推薦，在香港任《星島日報》總編緝。1942年，在桂林當過《廣西日報》的主筆。
1944年冬，在重慶，經中共地下黨員田價人、劉尊棋介紹，他進入美國新聞處工作，歷任助理翻譯、編輯、譯報部主任。他常選譯中共《新華日報》的言論、消息，翻譯了毛澤東的《論聯合政府》等。
1945年抗戰勝利後，他回到上海，參加創辦《聯合日報》《聯合晚報》。1948年7月，受中共委託，到香港主編新華社香港分社《遠東通訊》（英文版），年底任在香港復刊的《文匯報》總主筆。
1949年中共建政後，他當過《新聞日報》社長兼總編輯、《文匯報》社長；1952年，成為中國新聞社首任社長。
他曾是宋慶齡最信任的助手。
1938年秋，他在香港加入宋慶齡組織的「保衛中國同盟」，任中央執行委員並編輯中文版《保盟通訊》。宋慶齡的許多文章都是由他從英文譯成中文的。
1945年，國共重慶談判期間，宋慶齡與毛澤東、周恩來會晤，以及後來在寓所設宴招待毛、周等人時，她都讓金仲華陪同。
1949年1月19日，毛澤東、周恩來電邀宋慶齡到北平參加中共政協會議，其中特別提到，「派孫夫人最信任而又最可靠的人如金仲華（將電報）送去」。
1951年宋慶齡根據周恩來的建議創辦英文雜誌《中國建設》時，特邀金仲華任社長。
宋慶齡創辦的中國福利基金會，1950年更名為中國福利會，金仲華是第一屆執委會委員，並負責國際宣傳委員的工作。
他也是中共的一名文化官員。
1949年4月，他隨陳毅進駐上海後，歷任華東軍政委員會文化部副部長、上海市副市長、上海市政協副主席、上海市國際問題研究所所長。
金仲華為何自殺？
1967年1月，文革爆發的第二年，上海掀起奪權風暴，成立上海市革委會，金仲華被排除在外，一度賦閒在家。
但是，上海國際問題研究所的造反派沒有放過他，對他大會批，小會鬥，貼了他的許多大字報，說他是「反動學術權威」「不學無術的假專家」，「反對毛澤東思想」，執行「修正主義辦所路線」等。
金仲華最終被逼上自殺的絕路，可能有以下三個原因：
第一，他被懷疑是「美國特務」。
1944年，他在重慶的美國新聞處工作過。美國新聞處是美國戰時情報局的駐華機構。
1949年中共建政後，實行對蘇聯「一邊倒」的外交政策，中共與美國關係惡化。特別是1950年朝鮮戰爭爆發後，美國成了中共的頭號敵人。
在文革極左年代，曾經與美國沾邊的，常被懷疑是「美國特務」。
上海市革委會主任張春橋在一次講話中說，美國新聞處就是特務機關，參加美國新聞處的人，多數都是特務。張春橋在金仲華專案組的報告批示：「此人社會關係複雜，務必查清。」
張春橋發話後，上海國際問題研究所的造反派對金仲華的鬥爭急劇升級。
如上所述，金仲華當年是經中共地下黨員介紹到美國新聞處工作的。期間，他利用工作之便，在替中共做了許多事。
如今，他為中共所做的一切，不僅不是他的功，反倒成了他的罪，尤其是，他被懷疑是「美國特務」，這令他無論如何也想不通。
第二，他被逼交代劉思慕的「美國特務」問題。
金仲華去世前一天，1968年4月2日，上海國際問題研究所的造反派通知他，外交部外調人員將於4月4日再次來，向他調查劉思慕在美國新聞處的問題，要他必須老實交代。
劉思慕是他多年的老友、同事、下屬，當年在廣州的美國新聞處工作過，當過上海《新聞日報》總編輯、副社長、社長，《解放日報》副總編輯，上海國際問題研究所副所長，北京國際關係研究所副所長兼世界知識出版社社長、總編輯等。
此前，從3月29日起，外交部造反派外調人員就已連續數天對金仲華進行誘供、逼供，要他交代劉思慕在美國新聞處充當「美國特務」問題。
面對逼供，金仲華不是推說「實在想不起來了」，就是說「不知道」，甚至還對造反派頭頭表示，「實在沒什麼可交代的了」。
但現在，造反派又來逼迫他了，他實在受不了了。
第三，最重要的一個原因是，他與宋慶齡的80封通信被抄走了。
宋慶齡在私密通信中說過一些心裡話。（圖片來源： Getty Images）
1968年中國新年剛過，上海國際問題研究所的造反派衝進金仲華家，不但抄走了他的著作、手稿、資料等，還把數千冊中外圖書、字畫、古物、國際友人的贈品都抄走了。
當造反派發現金仲華保存的87封信，正準備裝進麻袋時，一向彬彬有禮的金仲華突然大聲抗議說：「這些信件絕對不許動！你們不能看，這是重要的歷史文獻。」
造反派根本不理他的茬，將他重重推開，裝進麻袋，揚長而去。
上海市革委會在寫給中央文革小組的「關於金仲華問題的報告」中說：「在金住處抄出金、宋之間往來信件80件（1945年到1967年）。」「這些信件，絕大部分是宋給金的，也有金給宋寫信的草稿，幾乎全是用英文寫的。」
「80封信，分年統計如下：45年2件，46年2件，48年1件，49年2件，50年2件，51年1件，52年17件，53年5件，54年1件，55年2件，56年5件，57年3件，58年4件，59年1件，60年1件，62年7件，63年3件，66年1件，67年13件，無年份13件。」
因為金仲華是宋慶齡最信任的人，他們之間的私密通信，肯定說了許多不足為外人道的心裏話。
據曾擔任過中共外交部辦公廳副主任的何方回憶：
文革期間，宋慶齡先後給毛澤東和中共中央寫了七封信，表達她對文革的不理解、反感，並對中共極度失望。
1967年8月、1969年11月、1976年6月，宋曾三次產生厭世思想，在信中以及對來探望她的領導人的談話中，流露出對自己所選擇的道路感到悵惘和說不出的苦悶。
在一封信中，宋慶齡寫道：「我不懂文化，說小說都是政治，而且都是毒草，我糊塗了，一夜之間，一些和我一起工作的同事都變成了走資派、反黨集團、野心家、牛鬼蛇神。中央要我學習批判揭發劉少奇，我不會作的，劉少奇主席在黨中央工作了三四十年，今天會是叛徒、內奸！我不相信，一個叛徒內奸當了七年的國家主席，現在憲法還有效嗎？怎麼可以亂抓人、亂鬥人、逼死人？黨中央要出來講話。這種無法無天的情況，自己傷害自己的同志、人民，是罪行。我們的優秀幹部從與國民黨的戰鬥中走過來，卻死在自己的隊伍中，這是什麼原因？」
文革中，宋慶齡曾表露過想離開中國大陸的意願。
參與保管「蔣介石日記」的美國斯坦福大學胡佛研究所研究員郭岱君女士，2012年接受美國之音記者採訪時說：
「宋家的家屬跟我講，他們當時很認真地跟北京聯絡，要把宋慶齡接出來。宋慶齡也想出來。這個接洽談判都到了很具體的程度，包括美國的宋靄齡願意支付700萬美元的保證金，讓宋慶齡出來。談判已到最後關頭了，都準備歡迎她來了，最後不曉得是哪位上面的人認為國母怎麼能走呢？所以很遺憾，她們宋家姐妹到最後都沒有再見上一面。」
從宋慶齡給毛澤東及中共中央的七封信中，從宋慶齡與她在海外家人的聯繫中，可見她對毛發動的文革相當不滿。
這些話，很可能在她用英文寫給金仲華的信中都有表露。
宋慶齡在寫給金仲華的信中特別囑咐他「閱後燒掉」。但是，金仲華覺得這些信太寶貴了，捨不得燒，結果，全部被造反派抄走了。
自從這些信被抄走後，金仲華的情緒一落千丈，整天神色憂慮，沉默寡言。
此後，他便開始安排後事。據他的外甥女劉麗朝回憶：「在抄家之後的日子裡，舅舅的心情似乎更糟糕了，也開始暗暗做著安排。他把住在家裡的小孫女託人送回了廣西，又把從小在身邊帶大的外孫女園園送回北京，連我也不能留在上海了，舅舅一定要我去北京。臨走前，我去看望舅舅時，見他在房間裡走來走去，一手扶著額頭，一邊低聲自語，『我該怎麼辦？我該怎麼辦呢？』」
1968年4月4日深夜，金仲華自我了斷，時年61歲。
結語
宋慶齡作為中華民國國父孫中山的夫人，理應繼承孫中山的三民主義，走與普世價值接軌之路，但是，她卻被共產主義的花言巧語迷惑，最終跟蘇共、共產國際、中共搞到一起，成為中共的奪取政權、鞏固政權的工具。
當中共權力鞏固之後，她的利用價值不斷遞減。中共建政後發動的一場接一場血腥殘暴的政治運動，造成巨大的災難，與當初中共的承諾完全背道而馳，令她苦悶、迷茫、悲傷。
在十年文革中，她與極少數好友的私人通信中談了她對文革的不解、不滿、失望、憂慮。這極少數好友中就有金仲華。
金仲華深知中共政治鬥爭的殘酷無情。當造反派將宋慶齡寫給他的信抄走後，一方面，他對違背宋慶齡「閱後燒掉」的要求而痛悔自己的過錯；另一方面，他擔心因他的過錯給宋慶齡帶來巨大政治麻煩。
對中共紅色恐怖的巨大恐懼，令金仲華無法解脫，最後只好一死了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