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長期通過「階級鬥爭」和群眾運動對人民進行社會控制。（圖片來源：網路圖片）
在毛澤東統治中國大陸的時代，中共對人民的社會控制是非常嚴密的，如果把這些控制與洗腦的方式歸納一下，就會讓人觸目驚心：
一、信息閉塞
在毛澤東時代，國際交流壓到最低限度。國際新聞一律由新華社發通稿，有傾向性新聞選擇新聞解釋（按國內政治需要來任意取捨國際新聞）。再由各報一律轉發，統一口徑，輿論一律，形成「三人成虎」效應。
對國外形勢報憂不報喜。對國內形勢報喜不報憂。
媒體一律公費辦，發行基本公費訂，連讀報也是單位安排（每晚二小時政治學習包括讀報）。
一般讀者無從比對選擇，不怕你不信。所以老百姓以為「世界上還有四分之三受苦人等待我們去解放」。歐美百姓生活比我們苦的多。於是產生了幸福感，知足心。但中共上層可通過各種文件簡報內參資料瞭解真情。
作用：
統治上形成了信息不對稱的優勢——上知下，下不知上；內知外，外不知內。
補充：
相比毛時代，如今新聞較以往開放的多。信息控制大大失靈。老百姓知道的內幕多了。自然不滿也多了。
二、行政控制
社會的行政化控制，達到有史以來最嚴密程度。
古代社會，政權不下鄉，只到縣一級，文革中，行政權力通過「單位」，一直落實到每個角落每個人頭上。
工農商學兵，全國人人都隸屬於一個單位（農民歸公社管）。單位不僅在經濟上控制了個人（農民是工分，工人是工資，外加戶糧關係），在行政上也控制了個人（個人諸種自由如長途外出，結婚離婚，搬家遷移，調動工作，上學培訓……等等，要經單位批准）。
在政治上思想上也控制了個人（如政治學習，思想匯報，尤其個人秘密檔案）。
甚至，單位對個人的控制，還深化到了刑事治安領域。縣團級黨委有權對員工作出政治處理（輕則發動其他員工開你的批鬥會對你進行毆打。中則關進「學習班」「牛棚」——單位設的變相牢房，剝奪你的人身自由。重則戴上「帽子」便你具有「階級敵人身份」也即使你淪入賊民階層從而不具有了生存保障權）。
由於全社會高度統一行政化，因此無論你到哪個地方，都有單位管著你，無論你換了多少單位，所有單位的管理模式都高度一致且前後銜接。
三、階級鬥爭
階級鬥爭。（圖片來源： JEAN VINCENT/AFP via Getty Images)
「無產階級專政」顧名思義，是階級對階級的鎮壓。
解放初期，土改是真正意義上的階級鬥爭。後來全國「鎮反」殺了上百萬，也算階級鬥爭的延伸應用。
此時，「階級敵人」比較單純，僅僅指地主富農資本家，新政權的原政敵（歷屆舊政權的骨幹——警長、排長、保長、支部書記長以上——稱為歷史反革命分子）。
後來，罪名越來越隨意，「階級敵人」範圍越來越寬：
從批判「清宮秘史」「胡風反動集團」開始，意識形態跟不上「最高」的思路的人員開始成為「反動分子」。
從「高饒事件」開始，黨內政鬥失敗者成為「反黨分子」。
從五七年「反右」開始，知識分子有各種異議甚或無心說錯話者，成為「右派」。
從五八年「反右傾」開始，黨內對政策有不同見解者，成為「右傾機會主義分子」。
從六十年代「千萬不要忘記階級鬥爭」口號提出後，舉凡對黨對毛對各級官員不滿的人，舉凡對社會現實不滿的平民百姓，成為「現行反革命分子」。
而生活作風等被認為不檢點（如通姦，不遵守紀律）的平民百姓，則成為「壞分子」。
文革中更為混亂，打派仗時各派均稱對方為「三反（反黨、反社會主義、反毛思想）分子」。
解放前當過地下黨或曾被俘的幹部戰士，多被打成「叛徒、特務」。
文革初期，絕大多數領導幹部被當成「走資派」而被衝擊打倒。
紅衛兵與造反派在文革中期被壓垮時，其中抓了百萬人，罪名是「516分子」。
總之：「階級鬥爭」越來越「異化」了。
不過，實用價值很大——打起階級鬥爭旗號，就為大規模鎮壓，放開手鎮壓提供了理論依據。（比對如今，在民主法制形式下鎮壓起來縛手縛腳）。
同時有效轉移了民眾對貧困生活現實的視線（民眾以為，生活貧困是因為「階級敵人」造成的）。
四、群眾運動
階級鬥爭是採用「群眾運動」形式進行。通常分四階段：
1、動員階段：
先由掌權者（單位領導或上級派下工作組），進行大會宣講，發放學習文件，群眾學習討論表態擁護，統一思想，形成氛圍（把可能的反對意見先行壓制處理）。
2、檢查階段：
每個群眾都必須向上級寫出匯報材料，坦白自己平時錯誤言行，並檢舉同事平時錯誤言行。換言之，人人檢舉他人，人人受他人檢舉，包括動員子女揭發父母、老婆揭發老公。（當時我們私下歸納為「人人過關，領導把關；群眾互咬，領導觀戰；挑起矛盾，領導裁判」）。溫和點的運動裡，這種做法叫「批評與自我批評」。狠點的運動裡，這種做法叫「階級鬥爭時時有處處有」「階級鬥爭一抓就靈」。
3、鬥爭階段：
掌權者根據群眾匯報材料及平時掌握資訊，把群眾分類（確定依靠對象、團結對象、打擊對象），再組織前者批鬥後者。這樣，本質上是領導者掌控一切，但表面上是群眾在當鬥爭主力了。因為會上發言批判、出手毆打、執槍關押、破門抄家的，都是群眾中的積極分子。甚至，這支積極分子隊伍就叫「群眾專政隊」（專業公安機關不出面，只作威懾力量）。
4、處理階段：
運動最後結果是提拔一批人（鬥爭積極分子們入黨提幹評先），處理一批人（被打擊對象被戴帽、開除、判刑）。
一言以蔽之，此術為「挑動群眾鬥群眾」「以群眾制群眾」。製造矛盾，利用矛盾，分而治之，馭下有術。從延安整風發明此術以來，屢用屢靈。
作用：
「群眾運動」妙處一：形成群眾人人自危的氛圍，迫使大家欲求自保，互相提防，互相窺視，搶先告密，討好領導。織成了一張互相監督互相制約的天羅地網。使大家「只能規規矩矩，不敢亂說亂動」。
「群眾運動」妙處二：每場運動在產生一批受害者的同時，也產生了一批得利者——利益是發洩了內心施虐欲，利益是公報私仇，利益是火線立功入黨提幹（通稱用別人鮮血染紅自己頂子）。況且有專門政策規定：即便事後查明受害者中有被冤枉的，最多解脫受害者，但要「保護鬥爭積極分子的積極性」，也不會追究誣告、打人乃至於殺人者的責任（這樣，「群眾運動」始終有群眾基礎）。
「群眾運動」妙處三：積極分子希望多整人——既可滿足內心施虐欲，並使自已這類走運者物以稀為貴。妙在已倒霉分子也希望再多整些人下來——爭取立功減刑，並使自已這類倒霉者有更多陪伴以分輕壓力。（這樣，巧妙發掘並利用了人性中惡的一面）。
補充：
反右運動時，群眾互咬尚未形成習慣，上級便往各單位硬壓指標，規定被打擊名額，達不到則拿單位領導人充數。由於毛時代「運動」每幾年來一次，到文革時，中國百姓己習慣成自然，運動號令一下，群眾便習慣性地互相撕咬起來。
所以，現在為文革唱讚歌的，許多是當年鬥爭積極並以此為樂，「與人鬥其樂無窮」的人。
客觀地說，領導者玩弄平民於股掌中，有史以來，以此為最成功。
五、賤民階層
運動中的倒霉者成為戴上帽子（反革命分子、壞分子、右派分子，以及叛徒、特務、走資派）的分子。加上解放初期已劃出的「地主分子、富農分子」。這一批人被打入另冊，加上「血統論」政策使其直系親屬也淪入另冊，於是，另冊人口成為社會上倍受歧視的群體，成了賤民階層。
當時習慣上稱為「5％」。其實，若加上「血統論」拖進的直系親屬，該階層占人口比例應在20％左右。
賤民階層成員生存狀況極惡劣。不允許入黨當官參軍上大學。工作要最累的，收入要最少的。平時大家都可以隨意欺侮他們。甚至於打死打傷完全無生命保障。運動一來，有理無理也揪出來批鬥一番，開會時要在會場前跪成一排。（當時有種說法叫「把監獄放在社會上」讓「群眾專政」）。
賤民階層的存在有效保障了社會安定。通過發動「95％」打壓「5％」，取得如下效果：
1、「轉移視線效應」。行政管理上發生的罪責挫折都可以推到「5％」頭上。轉移了「95％」的視線。
2、「排洩渠道效應」。使「95％」可以通過施虐於這些賤民，取得心態平衡。
3、「殺雞嚇猴效應」。由於「95％」到「5％」之間並無一道鴻溝，縣團級黨委就有權給平民「戴上帽子」——即把你從「95％」劃到「5％」中去。於是「95％」也人人自危，生怕自已由於觸怒上意而被踢進「5％」。所謂「只許規規矩矩，不許亂說亂動」表面是對「5％」的公開訓斥，未嘗不是對「95％」的暗示警告。
試想，除最高領導人外，連國家主席、中共建政元勛、元帥將軍、省市領導、大學教授、勞動模範們都能從座上客翻為階下囚，那還有什麼人敢說自己就肯定不會掉進賤民階層的深坑裡去了
4、「地位比對效應」。從理論上講，一個社會要穩定，社會階層上最好形成兩頭小中間大，即有個強大的「中產階級」。而設置了「賤民階層」做墊底，在形式上把一般的工人農民抬升到社會「中層」地位。
設身處地，我是一般工農。那麼，我通過（眼光向下的）比較、形成了優越感滿足感。我通過（對弱者的）施虐，排遣了貧困勞累帶來的鬱悶感。我通過（親身體驗的）批鬥，形成了恐懼感自律感。於是乎，我心態平衡了，我知足了（儘管我貧困勞累）。
補充：
另有兩個群體，名義上不是賤民階層，但實際享受的半賤民待遇。
知識分子群體（五七年反右從政治上被搞臭，文革中批鬥從業務上被貶低，稱為「臭老九」，是「被改造對象」），
內控人員群體（通常是歸僑。歷屆舊政權的士兵、警察、甲長、公務員。被發現曾過有對社會不滿言論者。刑滿釋放者。歷史不清者。特嫌）。內控人員表面與大家一樣，但個人檔案內秘密註明「內部控制使用」。他們不被信任而被時刻提防，但他們自己往往並不知道。
六、城鄉二元結構
城市居民有戶口、糧食關係。憑此發放糧票、布票、肉票、油票、火柴票、肥皂票、糖票、煙票等高達七八十種票證。在市面上，這些基本生活資料光憑錢是買不到的，必須同時憑票證。定量供應（份量在吃不飽也餓不死之間）。
農民無戶糧關係（也即不發放以上票證）。於是，離開本鄉本土不能生存，進城不可能。死死被捆在土地上了。（農民離鄉背井，被稱為「盲流」，輕則遣送回鄉，重則被公安機關「收容教育」，連「暫住證」的機會都沒有）。
城裡人無批准，到處流動也不可能（因以上票證是由本地本單位發放。離開本地本單位就沒有生活來源了）。死死被捆在單位裡了。（文革中期，企業、學校內實行軍隊化編製——「組織軍事化、行動戰鬥化、思想革命化、領導一元化」，上面對下面的管制更極端化）。
這就有效控制了人口流動。人口流動凝固化，使社會閉塞，安定（呆滯）。順便也阻絕了口口相傳的信訊流通，支援了前文第一點。
七、大鍋飯式分配
單就平民的經濟生活而言，消費較平均。但這是「等級平均」。
計畫經濟模式下，社會財富分配行政化。按官本位原則構建成全國統一的經濟收入金字塔，經濟收入與政治等級嚴格掛勾。官越大者錢越多，官越小者錢越少。中國有史以來，權力與財富的結合從來沒有如此緊密。
同一等級，無論在全國何地，基本上工資收入相同。
但從等級間不平均上講，比改革開放的今天更甚。毛時代，單從工資上講，最高級與最低級相差三十餘倍。況且，越往上，其生活私人消費變為職務公款消費的比例愈大。工資收入占消費支出的比例愈小。再何況，權力越大，調用公款合法為自己及家庭服務的途徑越多。
例：大陸首富家產上億元。有私人游泳池、空調等。而普通工人（即「領導階級」）普遍月薪三四十元左右，存款能上一二百元就不錯了，唯一家電大概是支手電筒筒。極而言之的懸殊，是在三年大饑荒時期。一群大隊幹部秘密開會分上幾麻袋糧食半片豬肉，也許就挺過了大饑荒。而沒分到的社員可能就全家餓斃。儘管隊幹部只比社員多分那一麻袋糧食，看絕對數字並不懸殊，可在那個時候，就是生死之區別，還有比生死之別更懸殊的結果嗎？如今貧富怕是懸殊不到這個地步。
現在，老百姓的機會要多些；然而，過去現在同樣不平均，同樣有貧富懸殊。嚴格的說，過去貧富還更懸殊。但過去民怨較小，原因：
在行政級別與經濟收入成正比的同時，行政級別還與知情權成正比。
級別越高，知情權也越大。級別越低，知情權也越小（平民百姓只能閱讀宣傳教育類報刊與聽單位領導作形勢報告。那不是新聞只是宣傳教育）
所謂「信息不對稱」上知下，下不知上（理論為「權力與分配成正比，與透明度成反比」）。
級別越高，其消費狀態也越保密，不為平民所知。上面人再富，下面人不知。
俗話說：「富人知道別人比他窮，窮人不知道別人比他富」。所以窮人富人都很滿足。
給人一種均貧富的表象，不致為貧富分化而引發民怨。
所以社會安定了。
況且在平民中大力提倡推行「一厘錢精神」，艱苦樸素。把追求消費醜化成是「追求資產階級生活方式」，是「變修」了。也起到心理安撫作用。
當時有人歸納其規律：「榮華富貴由上面發出，艱苦樸素從平民抓起」。
八、個人崇拜
動員全部人文領域（新聞、文藝、教育、史學、哲學社科），長期突出兩個主題（神化個人與妖魔化其他人）。也即一切功勞歸於毛澤東，一切錯誤歸於別人。
個人崇拜的形式有許多首創：早請示晚匯報、語錄舞忠字操、學毛著積極分子代表大會、「雷打不動」每天政治學習、創作歌曲百分之百是個人頌歌、小中大學教材一路頌歌，文藝與新聞充滿頌歌。報刊上文章大量引用毛語錄並且要用黑體字。
把毛之語錄稱為「最高指示」，高於憲法黨章之上。
「爹親娘親不如毛親」，「三忠於四無限」，「毛著，一天不學走下坡、二天不學問題多、三天不學沒法活」。宣傳媒體天天向人民灌輸這種觀念。
公安六條規定，對毛與林提意見，即為犯罪（惡攻罪。死於此罪名者不知凡幾，如被割喉的張志新與被生取器官的李九蓮）。把一切批評扼殺在萌芽狀態，避免影響擴散。
「事實要為政治服務」，歷史與新聞，不講真實性，只講傾向性。
妖魔化國內黨內不同政見者（如十次路線鬥爭之觀點，「大批判」充斥全部報紙版面）。
使百姓有一個盼頭：我的日子再苦，本地形勢再糟，要怪就怪本地官員沒搞好，要怪就怪國外帝修反的破壞。但上面有個「大救星」，總會解救我們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