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宣傳遵義會議的宣傳畫。（圖片來源： 網絡圖片）
按：1931年中共六屆四中全會上，蘇聯派在蘇聯共產國際的幫助下實際取得了中共的最高領導權。此後，毛澤東被奪取了軍事領導權，其軍事戰略被放棄。遵義會議召開於1935年1月15日至17日，地點在遵義城琵琶橋（後改名子尹路、又改稱紅旗路）東側87號。會議改變了原來的三人團領導，增補毛澤東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毛澤東恢復了對紅軍的軍事指揮權。
「遵義會議確立了毛澤東在中共的領導地位？」
遵義會議確立了毛澤東在全黨和全軍的領導地位，此乃中共的一貫說法。但近年來歷史學者關於長征歷史研究的成果表明，事實完全不是這麼回事。
根據現有材料和學者何方等人的研究，遵義會議是中共長征逃亡途中在貴州遵義舉行的一次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主要是檢討博古、周恩來、李德在領導長征中的軍事路線錯誤。那時領導中央紅軍長征的是所謂「三人團」（總書記博古、政治局常委周恩來和共產國際代表李德）。
會上由博古作關於五次圍剿的總結報告，周恩來作副報告。政治局常委張聞天作「反報告」，對「三人團」的軍事路線錯誤提出系統批判，並接受會議委託起草《中共中央關於反對敵人五次圍剿的總結決議案》。會上改組了政治局常委，由張聞天取代博古任總書記；經張聞天、王稼祥提議，選舉毛澤東為政治局常委。會議決定取消博古、周恩來、李德「三人團」；由軍事首長朱德、周恩來為軍事指揮者，而周恩來是黨內委託的對於指揮軍事上下最後決心的負責者，以毛澤東為周恩來的軍事指揮上的幫助者。會後成立的周恩來、毛澤東、王稼祥三人軍事小組，周恩來任組長。
1937年。後排右起：毛澤東、周恩來、博古（秦邦憲）、林伯渠、張國燾、張聞天、彭德懷、康生。（圖片來源：公有領域）
可見，在遵義會議上，雖然毛澤東當選為政治局常委，進入了黨的領導核心，但由於他並未代替博古任總書記（負總責），所以首先在組織上就不能算是新領導集體中的首要人物。如果會議情況確實像後來某些人所說的那樣，大家都擁護毛澤東出來領導，那為什麼不推舉他接任總書記，反而推舉張聞天呢？總之，遵義會議並沒有確立毛澤東對中共全黨全軍的領導，確立的是以張聞天為首的黨中央的集體領導。
遵義會議及其以後一個時期，毛澤東作為這一集體的一員起了重要作用，但並未成為核心。而且，根據何方等專家的研究考證，在遵義會議後長時期裡召開和主持中央會議的是張聞天，實施對全黨組織領導的是張聞天，從政治領導和決策過程看也是張聞天為首，代表中央和以中央名義行事的還是張聞天。確立起毛澤東在中央和黨內的領導地位，起碼也是三四年以後的事，至於遵義會議則連開始過渡都談不上。
有一種說法也是明顯站不住腳的，即：周恩來在遵義會議上發言時「全力推舉毛澤東同志為我黨我軍領袖」。「他的發言和倡議得到了與會絕大多數同志的積極支持。」如果屬實，那會議起碼也會推舉毛澤東代替周恩來任軍委書記，而不是分工只做助手；成立三人軍事小組時也會以他為組長，而不會是周恩來。既然連國際顧問都可以讓其靠邊，總書記都可以更換，改變軍事領導首長是更不會有什麼困難的，周恩來本人也一定會力辭。然而這一切卻都並未出現，可見長期以來流傳的那些說法是多麼得不可靠。
已經披露於世的「鄧穎超日記」中記載的周恩來臨終前關於遵義會議的談話，也明確否定了中共歷來的說法。1975年11月15日，周恩來對鄧穎超說：「我想在生命最後時期，還是要自我反思、檢討、澄清若干事件。儘管是晚了，但總不能讓其錯、假繼續下去。歷史誰也篡改不了。1935年1月，遵義會議上，是確立了張聞天同志為代表的黨中央，是中國共產黨歷史上一個生死攸關的轉折點，要把歪曲的歷史更正過來，好在當年參加會議的同志還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