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新疆街頭（圖片來源：PETER PARKS/AFP via Getty Images）
大約2014年夏季，我在房前加蓋門廊的工程開始了；我請了兩位搞建築裝修的維吾爾人負責工程。他們有時忙不過來，就會請拉丁裔短工。
大約一個月後的一個下午，我發現幹活的多了一位老人，我以為是他們請來的拉丁裔幫工，就沒有在意。快到收工時間了，我走出來看看，並邀請他們進屋和我們一起吃晚餐再回家。
談話間，我發現老人是維吾爾人，是兩位搞建築維吾爾人之一的遠房親戚，他來美國看望住在加利福尼亞州的兒子一家，已經幾個月了；老人幾天前來維吉尼亞探訪其他親朋好友，但不想呆在家裡，就和他們一起來幫忙幹活、聊天。
談話間，老人告訴我他退休前是維吾爾自治區人大機關幹部，負責為維吾爾官員起草講話、翻譯文件等；之前，他是烏魯木齊一所維吾爾中學的文學老師；談吐凸顯他是一位學者，對維吾爾現代和古典文學有著極深刻的見解，對維吾爾近代史更是娓娓道來。
老人看到我家裡滿書架的維吾爾及中、英文書籍，特別激動；其中好多中文書，如《張治中回憶錄》、《冰與火》、《紅樓夢》、《三國演義》等書他都讀過。他花了很長時間瀏覽我的書架，然後問我能否借給他幾本維吾爾、中文書籍閱讀，他特別想讀艾力汗．圖熱的自傳體回憶錄《突厥斯坦悲劇》和齊亞．薩邁蒂的《艾尼巴圖爾》、《艾合買提江．卡斯木傳》，及中文的《毛澤東私人醫生回憶錄》，我爽快地答應了。
我問他在美國的生活，他苦笑了一下說，除了找不到人說話，感覺寂寞孤獨外，一切都好。他說每天兒子和兒媳去上班後，只剩下他和孫兒女，而孫兒女除了簡單維吾爾語如「Dada（爸爸）、Apa（媽媽）、和Buwa（爺爺）之外，基本聽不懂維吾爾語，無法進行交流，所以他不得不抽空看電視跟著孫兒女學英語。
我說你可以教孫兒女維吾爾語，他說他試了，但效果不大，因為孩子在幼兒園、學校都是英語，回家電視上也還是英語；然後，他哈哈一笑，非常樂觀地告訴我，他計畫探親結束回去時，帶著孫兒女一起回去，把孫兒女送到喀什噶爾去生活一段時間。老人極其自信地說，只要讓孩子們在維吾爾文化發源地的喀什噶爾待上一個月，准保孫兒女能說一口流利的維吾爾語回來。
老人臨離開維吉尼亞前，借還書之際再來拜訪，我們倆又聊了一會兒。當我談到中國政策在向左轉，習近平要回到毛澤東老路，重啟文革那一套；而且，對維吾爾人的迫害性政策正在加碼；可能有更大的災難在等著維吾爾人時，老人不以為然，他信心滿滿地告訴我，不會的，就算習近平想那麼做，也做不到。他說中國的老幹部、中老年知識份子，都或多或少遭遇過文革的瘋狂，絕不會讓習近平重走老路。
他說維吾爾人的日子可能會不好過，但過一段時間，習近平到期交班後，就會好轉。他總結性地對我說道：「老弟，我經歷過共產黨的歷次運動，都是一陣風，長的幾年，短的幾個月。文革我們都過來了，還能有比文革更可怕的運動嗎？不會的，放心，這種不得人心的政策，很快會有人出來糾正。」
我不想說老人愚昧，他很聰明，不僅瞭解漢文化、歷史，而且維吾爾人文化、歷史知識也很豐富；但大概是在體制內呆久了，對政治風向失去了敏感性，有點麻木，還有點幼稚；但我無意與一個一面之交老人進行辯論。
自那次告別後，我沒見過那位老人；隨著時間的推移，我也忘記了那位老人及和他的談話交流。
2025年的新年前，在一次偶然的機會，我又與這位老人不期而遇；老人看起來真的是老了，頭髮鬍鬚雪白，消瘦的臉上一副蒼老和抑鬱，眼睛也失去了光澤，幾年前的自信和熱情蕩然無存。
我倆如久別老友重逢，極熱烈地擁抱寒暄，然後就坐在一起聊了起來。老人告訴我，他2015年年初回了烏魯木齊；同年年底，他的一位還在自治區政府的朋友，很神秘地告訴他，他如果可能，最好出國和兒女待一段時間。他先是猶豫了一陣，但發現維吾爾自治區的高壓態勢不僅沒有減緩，而是一波又一波的抓人高潮開始了；即便退休人員，只要是維吾爾人，都被要求表態「發聲亮劍」，並被要求上繳家裡的維吾爾語書籍。
他說他也被迫表態了，也被迫「發聲亮劍」了，家裡的藏書也都上交了；但看著身邊一起工作了一輩子的維吾爾朋友，有在職的官員，有和他一起退休的幹部，有他認識的知名知識份子，一個接一個地消失；他開始害怕了，在極度的恐懼中，他找熟人花錢要回了被迫上交的護照；然後，在2016年年中，悄悄地離開了烏魯木齊。
我說你一個退休幹部，應該沒有參與什麼大事，有什麼特別令他害怕的大事嗎？他告訴我，確實也沒有什麼大事；只是在2009年7.5之後，中央派了幾個聯合調查組，召集了在烏魯木齊的維吾爾知識份子，要他們開誠佈公談談對7.5的看法，及發生的原因，並保證談話內容保密，以後不抓辮子。
他說一開始大家還是有所顧慮，都沉默不語；中央調查組，就點名幾位維吾爾體制內紅色作家發表意見；聽他們大談什麼中央不重視維吾爾幹部呀等無關痛痒的問題，他和其他幾位與會同道就有點坐不住了；就要求發言。在發言中，他和幾位同伴指出，其實，7.5的深層原因是所謂「雙語教育」和「維吾爾剩餘勞動力」轉移等問題導致。
他說，儘管當時及過後的一段時間，確實沒有追究任何維吾爾知識份子的問題，大家也都以為就此過去了；但他發現，這次的大抓捕，有一部分維吾爾知識份子就是以反對中央「雙語教育」政策等罪名被抓捕的，包括所謂「問題教科書」牽連維吾爾人，也都是當年在自治區官員鼓勵下，向中央聯合調查組反應「雙語教育」和「維吾爾剩餘勞動力轉移」政策有大問題，必須停止，否則還會出問題的那些知識份子。
說著、說著，他聲音哽咽：「那些人都是無辜的，我和他們大多數都認識，有些還是特別要好的朋友，也都年紀一大把了，我不知道他們能否活著走出監獄；說實話，至少他們當中的相當一部分，是真心相信中國政府一定會越來越開放，會信任維吾爾人，會給予維吾爾人更多自治的政府官員或知識份子。」
談話越來越沈重，為了轉移話題，我問他近況如何，他深吸一口氣說到：「在美國的生活是無憂無慮，但寂寞、孤單；儘管兒孫繞膝，但心還是在家鄉，」他不無憂慮地繼續道：「我想念那些一起工作過的朋友，想念留在家鄉的女兒和孫兒女；憂心那些被抓捕朋友。」然後是更深沉的嘆息。
我繼續努力使話題生活化，就問他是否和家鄉女兒、孫兒女有電話聯繫，他說有；我問經常通話嗎？他又深深地吸了一口氣，回覆說基本上是一個月一次，不敢太頻繁，害怕給女兒帶來更多麻煩。
我說你那邊的孫兒女也都長大了吧，他苦笑了一下說：「是，他們都長大了，」然後他沉默了。我追著問道：「電話裡，能和那邊的孫兒女談話吧？」老人稍顯尷尬地看著我說：「談話？可以，但他們都用漢語，連爺爺、奶奶、爸爸、媽媽都是漢語！伊利夏提老弟，你可能沒有經歷過這種境況。我每次聽到孫兒女在電話裡用漢語說‘爺爺好’時，我特別悲哀、傷心。幾個月前的一次通話中，我似乎忘了他們在哪兒，當孫兒女在電話裡問候說‘爺爺好’時，我實在接受不了，就嚴厲地訓斥他們講維吾爾語。結果，話沒有說完電話就斷了；再打過去，女兒接電話；她很委婉地告訴我，現在大家都講國語，在家裡也要講國語。我知道了，我又給女兒惹了麻煩。」
看起來，任何話題，對維吾爾人而言，都不輕鬆；也是，對於一個在種族滅絕暴行之下呻吟掙扎的民族而言，哪來的輕鬆話題！
艱難的話題讓我們彼此都陷入了沉思，過了一會兒，老人眼含淚水對我說：「伊利夏提，還記得你我第一次見面時的談話嗎？」我回答記得。他說：「我當時信心滿滿，以為美國的孫兒女，只要帶他們回家鄉待上一個月就可以學會維吾爾母語；沒有想到，現在，不說美國的孫兒女，連家鄉的孫兒女也不會講維吾爾母語了；而且，現在，不說帶孫兒女回家鄉，連我自己都回不去了；而在家鄉的女兒、孫兒女也出不來；我們太可憐了，家鄉沒能保住，現在連維吾爾母語也保不住了。」
他滿臉憂愁地繼續道：「現在，在美國，我無法和孫兒女進行交流，因為我的英語不行，而他們不懂維吾爾母語；在電話裡，我無法和遠在家鄉的孫兒女進行交流，因為我的漢語不太行，特別是口語。我沒有想到，真的沒有想到，我和我的下下一代的文化、傳統聯繫，就這樣被活生生阻斷了！中國政府製造的這一語言代際深淵，斬斷了我們維吾爾人的家庭親情，摧毀了維吾爾人的文化和傳統！這是種族滅絕，伊利夏提老弟，這是種族滅絕！我們太幼稚，太幼稚了。我們天真地以為他們會信守承諾，會信守讓我們自治的承諾！」
他繼而憤憤不平地說道：「中國政府以反右、反地方民族主義、文革等政治運動，以反恐怖、反分裂、反極端主義等口號，一茬又一茬地剪滅維吾爾知識份子；每次，只要火沒有燒到我頭上，我總是保持沉默；總以為這是一陣風，會過去；但我沒有想到，他們是有目的的在種族滅絕維吾爾人，在同化維吾爾人。說實話，老弟，我現在才認識到，這是他們的長期戰略！我們都上當了！」
看著老人蒼白臉上憤怒的眼神，顫抖著的嘴唇發出的絕望之聲，我只能是機械地點頭表示同意；我無意打斷老人的傾訴，這是被欺騙一代苟活維吾爾知識份子最後的憤怒，是希望者幻滅時刻的怒氣發泄。可以說，中國殖民者的鐵拳，讓老人在他滿懷頤養天年之美夢時刻，使其無家可歸；更甚，甚至使其失去了和下一代、下下一代，分享自己人生甜酸苦辣的溫馨人生之黃昏歲月。
老人因熱愛維吾爾母語，一輩子以維吾爾母語為其人生事業，到頭卻發現，延續千年的維吾爾母語及其傳承的維吾爾身份，不僅使其流落異國他鄉，且使其在自己的後代面前成了啞巴；發現老人一輩子引以為豪的維吾爾母語及其傳承的文化底蘊，使其在異國他鄉的餘年孤寂慘淡。
最後，老人問我能否再給他借幾本維吾爾語書籍，我還是很爽快地告訴他行。第二天，我早早為老人準備了十來本維吾爾語書；他中午過來拿書，吃完飯臨告別時，我把準備好的幾本書遞給他。他拿著那些書，以一種文人特有的敬意翻閱、撫摸著。
我又拿出由世界維吾爾代表大會出版社出版發行的，由上世紀著名維吾爾獨立運動領袖、歷史學家默罕默德．伊敏．博格拉（Muhammad Imin Bughra）撰寫的《東突厥斯坦歷史》維吾爾語精裝本，和由詩人、歷史學家圖爾貢．阿力瑪斯（Turghun Almas）傾心書寫的《維吾爾人》、《匈奴簡史》、《維吾爾古典文學史》三本書的維吾爾語精裝合訂本，告訴他這是我送他的禮物。
他莊重地接過厚厚兩本書，先是把書高高舉過頭頂，然後輕輕地拿到嘴邊吻了一下封面，然後將兩本書和其他書本一起，小心翼翼地放進他帶來的背包，嘴裡說著「謝謝，謝謝……」走出家門上車。
我站在房前走廊，目送老人自車窗揮手駛別，直到他的車消失在街道盡頭；內心一股悲哀襲上心頭；我不知道，我是在和老人告別呢？還是在和他一起，在異國他鄉的流亡中，在和那養育並滋潤我成長的，和母親的乳汁一起成為我身份不可分割一部分的維吾爾文化身份、維吾爾傳統、歷史告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