紅衛兵的歷史過去了嗎？（圖片來源：網路截圖）
【看中國2024年9月19日訊】中共所謂「開國」的上將宋仁窮之女宋彬彬死了三天了，輿情似乎停留在「譭譽參半」的層面。但她啟迪的「終極三問」卻很有意思——我從哪裡來？我要做什麼？我要到哪裡去？無意間掀開了一個清算中共邪惡本質的幕帘。
為中共篡政榮膺上將頭銜的宋任窮有多達7個子女，排位第四的次女宋彬彬，於美國紐約時間9月16日過世（77歲）。很多人對「享年」說法不讚同，但這是個中性詞，每個人死了都可以說「享年」，如果從「人是有罪的」的定義來看，也就不糾結為好。說逝世也是這樣，漢語還是很包容的——所以才會有關於「死」的幾十種說法。
宋彬彬之死，對於解答我從哪裡來？我要做什麼？我要到哪裡去還是有啟發的（圖片來源：網路截圖）
在宋彬彬妹妹向全世界通告的姐姐死訊中，說姐姐「她走得安詳，並無痛苦」。但如果相信「人類大審判」實有其事，那麼無論活著還是死去的人都會經歷這場審判，如果人相信佛家所說「輪迴」，那麼這場審判就會歸結人的「生生世世」讓人看到「我從哪裡來」，而不是這一生一世。所以，訃聞說，「希望她在天堂能永無苦痛，永無委屈」，就是相當一廂情願了。因為，因她而罹難的人如果也在人們以為的「天堂」，那麼是不是還要掐架，論個是非？
大審判後在給出結論後，人都有去處。這是題外話。
訃聞顯示，宋彬彬「去世後不舉辦任何紀念活動」，好像沒有按照「人死了開個追悼會」的人類風俗行事，但活著的人，總不願意遭遇什麼，連帶的輿論或傷害都不好。
其實，宋彬彬之死，讓我們更應該看到的是中共邪惡精神控制的巨大危害。
如果從廣義的精神病人的定義來看，被精神控制的人，在歐美法系通行原則中，「精神病人不負刑事責任」。而寬宥是每個人都應當具有的基本德行。
更何況這是人們看到的在毛澤東精神控制年代，誰都可能做出違反基本人性的醜行。
來看歷史過程也許有啟發：
1966年8月18日，當著80萬人的面，宋彬彬在天安門城樓給毛澤東戴「紅衛兵」紅袖章，袖章上的「紅衛兵」三個字是毛澤東的手書。
宋彬彬隨即被利用了，《人民日報》假手宋彬彬發表署名文章，《我給毛主席戴上紅袖章》以及毛澤東「要武嘛」的命令改名宋要武，而要文鬥不要武鬥的情況，都是宋彬彬予以否認的。而署名文章成為精神控制中「人吃人」時間段的號令是真的。
《人民日報》造假的目的不過是給暴力符號鑲上赤色的血腥邊框。更是對於當年12月開始的全國範圍的「武鬥」，起著催化劑的作用。
文革武鬥的慘烈，沒有更多的影像留下來，但記憶還在（圖片來源：網路截圖）
筆者親歷過那場武鬥，那是在四川省阿壩州（那時候還只是阿壩藏族自治州）首府馬爾康。
我親眼目睹的情景：在工棚中橫陳著13具屍體，他們死於武鬥，沒有一具全屍。那是造反派的不同觀點的人「互毆」的結果，械鬥還不完全是槍戰，雖然雙方都擁有盒子槍（毛瑟軍用手槍），小口徑步槍，79式步槍，以及輕機槍、衝鋒槍。但森工這邊的「造反兵團」利用資源，在分割成一尺長的鋼管內填塞修路所用的粉狀硝銨炸藥，並混入鐵砂，嵌入銅雷管，雷管前端插入導火索（長短不一定），埋進炸藥中壓實，成為用明火點燃的「手雷」。但他們往往會在點燃後為了扔得更遠而用「拋石繩」，一名死者就是因為拋石繩出問題在鋼管炸藥沒扔出去之前爆炸，導致炸掉一隻手臂而死亡，還有的被炸爛腹部……
重要的是。武鬥雙方都在專制獨裁政權中，而且都是膜拜毛澤東這個「神壇上」的活圖騰的人，他們不是為了金錢、名利、地位而互相殘殺，而是因為觀點不同而拚命。
這告訴了人們一個「天機」，當人一旦不信神，神不控制人類的時候，人類會被無神論政黨剝奪了人的屬性而變為動物，失去人活著的所有意義，且將毫無懸念的墮入地獄——「我要做什麼」已經沒有「我」了。
「控」是中共九大邪惡基因之一。舉例說，在江澤民「時代」以滅絕方式鎮壓上億真善忍修煉人，國家暴力機關的公器被其私用，「滅」、「控」兩大基因衍生出來活摘人體器官等這個宇宙中從未有過的罪行，至今還被控制的少數中國人沾沾自喜，認為江澤民正確。
習近平新時代的「控」目前已經升級為以人工智慧為載體的方式，共產主義毀滅全人類的宗旨從來沒有改變。
文革的死亡數據恐怕也不準確，如同今天死於疫情的中共數據。文革的批鬥是打土豪分田地的「輪迴」，只不過反過來了（圖片來源：網路截圖）
在看完這個插敘之後，我們對歷史罪人的理解恐怕會好些。
其實，江澤民的黨控與習近平的控都是從文革承襲而來——
1966年的8月5日，時任北師大女附中校黨總支書記兼副校長卞仲耘，在學校紅衛兵的批判游鬥中，被毆打折磨致死，卞仲耘是第一個在文革中被暴力毆打致死的「教育工作者」。文革中教師的死亡人數至今沒有詳細統計數據，如果涵括自殺（跳樓、投河、上吊、割腕、服毒-安眠藥等等）教師，只能採用網傳的《葉劍英選集》中說法：172.8萬人自殺，高知自殺20萬人。而文革「非正常死亡人數」多達2000萬。這筆帳是算在毛澤東造成中國人死亡的統計數據中的。
話說回來，深深遺憾的是宋彬彬在美國那麼多年，連同她的家人們都仍然沒有擺脫精神控制，或者說沒有走出被控制的「氛圍」，雖然一度有懺悔的感念。
2014年宋彬彬回國懺悔，顯然是受到了某種影響而處於半醒狀態。這場懺悔也是引來兩種看法，讚揚與挖苦同在。卞仲耘搞哲學的丈夫王晶垚（2021年8月死於新冠疫情）更是絕不接受這一「虛偽道歉」。但他應該知道卞仲耘1947年在土改工作團被「控」而參與殺人的歷史：「將四個地主押到河灘上，用石頭砸死，然後扔到河裡沖走」……我說，王晶垚「現在」是完全明白了。
這個歷史插曲，是對「卞仲耘之死的真相仍未真相大白」的最好註解。
看看截圖的說法，死去的人與活著的人應該知道的真相（圖片來源：網路截圖）
於是，人們看到了「因果循環」「業力果報」等問題。但這一基本「定律」在中共專制邪靈附體中卻變更為以「控」釀造「因」讓人自食其果，在毀滅傳統文化，摧毀道德標準後，強迫逼使被控制的一些中國人精神失控而無惡不作。
從這一意義上說，虛擬文革還在延續，這才有了文革還在延續的說法。今天中共的「控」已經發展到了智能化，從錢包到出行，從發言到寫文章，沒有遺漏一項，因此，什麼樣的悲劇都會發生。而人是會從「被控」走向「自控的」，那些跳忠字舞，唱紅歌的粉紅就是如此。
但為什麼有觀點認為宋彬彬之死標誌著文革完全走入歷史？
還是以「控」來看：文革中，中共因九大邪惡基因中的「滅」「控」導致社會崩潰，政權面臨解體，以抓替罪羊方式處理了「四人幫」，這也不過是紅二代存活下來的父輩們為特權階層重新擺放饕餮盛宴的餐桌而已。這場宮廷政變也順帶討伐了紅衛兵。插一句，紅衛兵是中共當年打土豪分田地均貧富鬥地主的「報應」或者「果報」，只不過，文革中不叫地主叫做「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反動學術權威」等等。
所以，清算紅衛兵也是意味深長，至今，紅衛兵五大領袖還沒全部「下課」——紅衛兵造反派五大領袖括王大賓、譚厚蘭、聶元梓、蒯大富、韓愛晶。王大賓（坐牢9年）死於2019年6月26日；譚厚蘭（認罪與癌症免於起訴）死於1982年（45歲）；聶元梓死於新冠疫情到來前的2019年8月28日；1945年出生的蒯大富只有中風傳聞而無死訊傳出，與蒯大富同歲的韓愛晶2003年內退，在一公司擔任顧問等職務，好像還沒死。後面這二人被紅二代清算，曾分別獲刑17年和15年。
紅衛兵造反派五大領袖括王大賓、譚厚蘭、聶元梓、蒯大富、韓愛晶（圖片來源：網路截圖）
他們都是文革那段歷史的見證者，保存著那段歷史，但卻不能說出來。
這也是大陸網友難以深沉思考的原因。比較有代表性的是微博上一位作家（第六屆，「中國作家富豪榜」第22名），他對宋彬彬之死發表的感言中有這樣一段話：時光走到現在，對那一段歷史，已經極少有人能說得清寫得清了，因為這個世界老是這麼分裂，發生不久的事，哪怕是轟轟烈烈的事，接下來就會有一部分人在洗，一部分人在抹，一部分人拚力想留住記憶，而另有一大部分人拚力讓人們忘記。到底是記住的多還是忘記的多，無法考證。
這位作家只說對了一小點，中共從成立黑幫政黨開始，就一直在篡改歷史、湮沒歷史、修理歷史、偽造歷史，掩蓋歷史真相。這也是宋彬彬之死，在高牆之內還是針對個人表面議論為主，並未因此激起民眾覺醒意識的原因。
還是要說，中共前總書記胡耀邦在1979年的一次報告中揭破了真相：一旦人民知道了中共的歷史，就要起來推翻它。
所以，奉勸這位作家以及每一個中國人，翻牆出來。文革的歷史在自由網路中。找尋真相，那不是為了看真相而瞭解真相，而是為了你自己生命的永遠。你會知道「我要到哪裡去」。
（文章僅代表作者個人觀點看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