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析指出，很多在正常家居及社群環境下生活的年輕人，其實都已經成為了散居於各自家庭及社區的螻蟻。（Getty Images）
中共推動經濟改革開放初期，主要以技術水平要求比較低的來料加工製造業作火車頭，幾十年來吸納了大量農村剩餘勞動力，舒緩了中共管治下農村經濟失序轉型而造成的所謂「三農問題」，也為每年進入職場的年輕世代提供了垂手可得的就業機會。
到最近幾年，年青人的就業困難問題越來越明顯，而且情況變得尖銳，也似是特別難解決。這一方面不是經濟周期波動造成，顯然也不是因為產業結構提升及體制變革而衍生的問題，更可能是中共管治下體制失衡造成的結果。
中共推行經濟改革開放之後，大鑊飯制度被打破，自由就業取代了統一分配，如何才可以製造足夠的就業機會，來吸納每年從中學及大專院校畢業出來的年輕新增勞動力，便成為了中共經濟政策的一個主要課題了。多年來，中共官方的說法是要維持一個較高的經濟增長，才足以製造數量相應的就業機會來吸納新增青年勞動力。過去多年來所謂經濟增長要「保七」，即每年要保證達到7%的經濟增長，就是這意思。
話雖如此，早在十多年前，當時每年的經濟增長還有7%或者起碼6.5%的時候，已經開始出現大量年輕世代就業困難的問題。很多年青人就算找到工作，都只能從事一些低薪及與自身所學不對應的就業機會。上週提到當時在北京出現的所謂「蟻族」，就是這種現象的例證。一批批年輕人，大學畢業了，如果不回農村，在城鎮找機會不容易。人浮於事的情況下，只能降低生活要求，在大雜院式的居住環境中過着如螻蟻一般的生活。而能夠從事的工作，也只是一些薪酬低，前景黯淡，看不到發展機會的。所以才不得不生活在惡劣的社區環境中，而且長期難以突破。當時那些所謂蟻族，普遍都是面對這樣的存活狀態。
也是十多年前，有一位由我督導的國內來港研究生，研究的課題是北京外圍民工聚居地區那些民工子女的升學及就業情況。研究發現民工子女就算能夠上學，大部份都會面對不同程度的歧視。名義上存在的義務教育，也可能因為各種理由沒有他們的份兒。他們的流動性固然是一個因素，地方的教育部門也沒有動機要改善他們的就學環境，因為原居北京的人民強烈傾向選擇一種隔離式的教育安排。就算他們勉強讀完初中課程，很多都沒有辦法繼續升學。部份去到一些再沒有北京人子弟有興趣的職業訓練學校，希望學得一技之長，以為有利於將來自己就業及競爭，但到頭來發現那些職業訓練學校的課程及運作根本不能為民工子女帶來有意義的增值效果。最後，大部份學生於畢業後，都只能在下游經濟體系中找機會，過着的也是與上面提到那些蟻族類似的生活。
所謂被「割韭菜」這個現象，一方面是生活現實的反映，另一方面也說明了制度性的不公平，令很多年輕世代注定成為體制不健全的犧牲品。當下中國大陸的經濟體系，根本就不是什麼「社會主義」，所謂「市場經濟」，也只是一種半吊子的「類資本主義」制度。在這種體制下，官僚資本及裙帶資本往往盤踞了最重要的經濟環節，就算部份民企能夠在一時間突圍而出，最終還是擺脫不了官僚集團憑藉權勢的各種干預及尋租行為。所謂「官二代」或者「富二代」，所說的其實不一定是二代，而是與官僚有裙帶關係的各色人等。他們憑藉着與權勢的聯繫，成為經濟增益的掠奪者。在這個過程中，肯定會對沒有官僚關係及裙帶關係的人不利，而這些不利人群中的年輕世代就更是不利了。
中國大陸過去幾十年的高速增長，部份人的生活環境大幅度改善，其實是建基於中共體制中那種制度性派生出來的剝削。大量從農村出來的民工，基層勞工及年青人，便成為了部份人躋身中產及致富的墊腳石。當這種體制不公進一步深化之後，更多人會成為被剝削對象，上面提到的民工子女及沒有裙帶關係的年輕世代，就是蟻族的最主要來源。
今日繼續用「蟻族」這個概念，可能已經落伍，因為蟻族已經成為一種常態，已經不局限於市中心邊緣的大雜院。很多在正常家居及社群環境下生活的年輕人，其實都已經成為了散居於各自家庭及社區的螻蟻。所以他們才要「潤」、才要「內捲」、才要「躺平」、才要做「淡人」。還要把「不談戀愛」、「不結婚」、「不生育」、「不買樓」作為人生的基調及哲學。失群的螻蟻，不是比仍然能夠成群的螻蟻更不堪嗎？中國大陸當下的年輕世代正是如此。
（文章僅代表個人立場和觀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