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學良發動的西安事變破壞了整個抗日佈署。（網絡圖片）
當年中日雙方力量的對比，猶如一名羽量級拳手與一名重量級拳師對陣。敵人是頭等強國，有配備近二百萬噸兵船的海軍，有配備兩千七百架全天候飛機的空軍，有四百五十萬訓練精良、裝備充足的陸軍，而我們這個衰老的大國，海軍僅五萬噸兵船，空軍僅三百架舊式飛機，陸軍僅有二百萬未受教育的士兵與不懂現代戰術的指揮官。雙方裝備之懸殊更為驚人：日軍一個師有五千多匹馬、五百輛汽車，步槍每人一枝，但國軍每師只有三千八百枝步槍，既無坦克，又無陸空協同，多數師沒有大炮。我們的士兵往往在戰場上遭遇到敵軍坦克時，才曉得天下竟有這種新式武器。以當時中國的實力，面對日本那樣凶狠狡詐的強盜，不可能有什麼錦囊妙計，能夠在短時間內，使中國立刻擺脫屈辱揚眉吐氣。它只能是一個漫長而艱苦的過程。在劫難逃的中華民族，只有經過煉獄般的磨難，才有可能重獲生機。為了整合內部力量、調整對外關係、加緊國防建設，有一些暫時的妥協、作出一些局部的犧牲，盡量避免正面的、直接的交鋒，特別是避免大規模的軍事衝突，不給無事都要生非的日本強盜以擴大侵略的口實，都是無可厚非的。抗戰初期失陷的地區還遠遠大於早些時候準備在錦州和天津所作的退讓，也說明這一點。當國者也不可能一碰就炸，動不動就破斧沉舟，在準備很不充分的情況下輕易決策，舉一國之生命財產投入戰爭之中，而沒有絲毫的遲疑、猶豫。如果是這樣，反而是不可想像的。
早在卅年代初期，蔣介石就一再指示參謀本部加快國防建設，至全面抗戰爆發前的一九三七年二月，全國各地已築成機關鎗掩體、小炮掩體、觀察所、掩蔽部等各類工事三千三百七十四個。一九三四年在國民黨四屆四中全會上，就決定國民經濟中心逐漸西移，建設不受海上敵國封鎖的出入口，還陸續下令建築武漢、青島、濟南等地的要塞工程；同年將航空署改為航空委員會，提出航空救國的口號，購買飛機、興建飛機製造廠、建設機場、實施防空訓練。同時成立資源委員會建設大西南基地。
九•一八後，蔣一邊呼籲全國忍耐，一邊暗中制訂了抗戰到底的戰略目標——調精兵第五軍至上海參加一•二八抗戰、調十三軍入綏遠收復百靈廟、調關麟征部參加長城抗戰，還計畫反攻商都和察北，以肅清綏遠敵軍，進而鞏固整個西北之門戶。不幸西安事變將整個計畫破壞無遺，一切國防大計、經濟建設等均因此變亂而延緩或停頓，卻使得日本提前了全面侵略中國的時間表。西安事變之前，鑒於濟南慘案之痛，曾有訓練卅六個師的計畫，冀以此新軍作為抗日基本力量。當時訓練計畫由德國顧問協助進行，裝備彈藥也向德國採購。西安事變爆發時，整訓的軍隊只完成了三份之一不到，訂購的軍事設備大部分未運回，甚至連預備囤積起來打半年仗的糧秣彈藥也只儲下不足三份之一數量。
備戰工作未曾就緒便輕易開戰的後果是：抗戰頭兩年陸軍精銳犧牲殆盡，雛型的空軍損失逾半，海軍艦艇幾乎全部在馬當自沉以封閉長江，戰事一開始即發現傷兵無醫無藥，全國動員兵力三百萬至五百萬，可是只有步槍一百萬支，而兵工廠每月用來造兵器子彈的原料三百噸還要靠美國飛機空運輸入，製成的子彈，平均每個兵分得四發，包括機關鎗子彈在內。是故每次戰役國軍損失都兩三倍於日軍。淞滬會戰時，國軍士兵往往沒見到敵軍的影蹤，就整連整營地葬送於日軍凜冽的炮火之中，馬當要塞失守前，檢閱守軍的德籍顧問即有報告云：槍迫擊炮全系廢鐵，步槍堪用者不及半數。一九三八年史迪威任美國駐華使館陸軍武官，曾親睹江西德安之役，有一個步兵團，全團只有輕機槍四挺(應配備一百餘挺)，每挺僅配備子彈二百發，十分鐘內即射完。但這個團仍向日軍攻擊，激戰五晝夜後全團一千五百人戰死六百負傷五百，剩餘四百人奉命退卻。在某些戰場，國軍陣亡人數是日軍的二十多倍。國軍總數一度低至九十萬人，以後全賴吸收各地保安團隊以及徵調農民，故素質每況愈下，即使後期維持兵員三百萬也只擁有步槍一百萬支，即以最基本的輕兵器彈藥來說，每月使用原料三百噸也全賴美援空運，而那時大後方全年產鋼僅一萬三千噸。衡陽巷戰時，國軍是用舊式的刀矛來對抗日寇的機槍大炮，戰後，在衡陽地區撿拾的國軍頭骨達五萬餘顆，事緣苦戰幾後，庫存彈藥耗盡。一九四○年六月法國維希政府封閉滇越鐵路，七月英國封閉滇緬公路，我國對外交通完全斷絕；九月法國讓六萬日軍假道越北進攻滇桂，德意簽訂同盟，蘇日互不侵犯，造成歐陸各國均支援日本而僅中國孤軍抗日的窘境。那時美國運廢鐵支援日本的軍火工業，然而中國有錢買不到武器，買到了又運不回來。假如沒有西安事變，抗戰的爆發再延遲一點，徵召的新兵已經練成，工業建設與備戰工作初具規模，到那時才開始全面抗戰，情況會好得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