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香港維多利亞公園舉辦的六四燭光晚會，支聯會表示有18萬人出席。（圖片來源：だ＊ぜwikimedia CC BY-SA 4.0）
（看中國記者梁路思、李淨瑤採訪報導）中共在1989年6月4日於天安門屠殺手無寸鐵的老百姓，至今已過去34年。再過一天便是「六四事件」34周年。香港已連續第四年不獲批在維園舉辦燭光晚會。維園被親中「同鄉會」徵用，於6月3日至5日期間舉行活動。三十四年過去了，港人仍不能忘記六四，對悼念六四持有責任心，但亦有人覺得什麽都做不到，感到心灰意冷。《看中國》就此採訪了時事評論家程翔。程翔認爲，雖然香港已不可能再舉辦六四的燭光晚會，但他覺得每一個香港人都有責任去悼念六四事件。爲什麽呢？程翔列出了四個原因：
第一、與强權抗爭須維繫歷史記憶
程翔表示，與中共這種强權抗爭，就必須維繫歷史記憶。「我們手無寸鐵的老百姓與武裝配備的中共作抗爭，是憑什麽來抗爭呢？我很欣賞捷克流亡詩人米蘭·昆德拉在《笑忘書》裏的一句名言：『人類與强權的鬥爭，就是記憶與遺忘的鬥爭』。這句話很精闢，極權的政府希望民衆忘記在它統治下所發生的暴政，但我們民衆卻時時刻刻要維護這種記憶。這種記憶就是一個對專政體制最有力的控訴。
除了米蘭·昆德拉這句話，我還想起了《動物農莊》的作者George Orwell在《1984》這本書裏一句話：『當一個時代出現謊言時，你説出真相就是一種革命行爲』（in a time of deceit telling the truth is a revolutionary act）。這表示，我們生活在國安法籠罩下、一個充滿謊言的年代，我們勇敢地説出真相就是一個很革命性的行動。所以這兩位著名作家都告訴了世人，在一個集權的社會，我們手無寸鐵的民衆與武裝的當權者作鬥爭的方式就是銘記這個歷史事實，銘記當權者曾犯下的滔天大罪。」
程翔還指出，當權者試圖抹去歷史，將四百多本書從圖書館下架的舉動。「我們看到香港在國安法的實施下，很多書全部要被下架。據統計，香港的公共圖書館有四百多本書被下架了。香港向來都是華人社會的禁書天堂。在港英時代，大陸與台灣兩岸作者的書都在香港留存，可惜的是國安法實施後，短短的兩年就有四百多本書被逼下架，而且很多有關六四的電視臺的錄像也全被封閉。爲甚麽當權者如此害怕六四的資料及香港民主運動的資料繼續保存？只因爲它們對香港人及人類犯了滔天大罪，所以才這麽怕。」
程翔認爲，與中共抗爭是不可能明刀明槍的，而是要維繫對歷史的記憶、對它們錯誤政策的記憶，這記憶就是對當權者最大的控訴和鬥爭。「所以，這就是我覺得34年之後，似乎沒任何進展，但仍還要維護這種記憶。因爲我們要與這個政權做堅決的抗爭。與這個政權抗爭，不是三、二天就可以成功的，所以要長期奮戰、長期鍥而不捨的維護這種記憶，以此作爲對當權者抗爭的武器。」
第二、六四事件乃港人集體回憶 强化港人身份認同
程翔表示，六四事件是香港人的集體記憶，因此香港人要一起維護這個記憶。「近兩年來漸漸產生了一個香港人意識的觀念。香港人的身份是如何形成的呢？每一個民族的身份認同是來源於他們的一些集體歷史記憶。那麽，香港有哪些重要的集體歷史記憶是幫助我們做香港人的這種身份呢？
在1997年之前，以下這三件事就是香港人的集體歷史記憶事件：1967年的暴動、1989年的天安門屠殺，以及1997年香港政權移交。這三件重要的歷史事件共同塑造了我們香港人的身份。所以若問道爲何香港人34年之後仍要維持對六四的悼念？無它，就是强化我們香港人這個身份的認同。」
程翔覺得，如果香港人已經形成了自己的身份認同，六四的悼念就應該繼續進行下去。他說：「George Orwell曾經説過：『消滅一個民族，最好的辦法就是抹去他們的歷史，使他們無從認識自己的歷史』。當局要我們忘卻天安門屠殺，就是要我們在記憶中刪除天安門事件，這個形成香港人集體意識的重要歷史事件。缺乏這種共同歷史回憶作爲一個民族的鏈接，這個香港民族就很難形成一個有特性、不同於中國及其他地方的特性。香港人身份這個感覺也就不會强烈了。」
他强調，天安門事件就是一個連接香港人、形成香港人意識的一個重要歷史事件，所以香港人不能忘記它。
第三、香港是中國的良心
程翔表示，這幾十年來，在政權移交中共之前，香港一直成爲中國苦難的避難所和太平門，它是很多中國老百姓死裏逃生的安全港。
他說：「過去百多年來，香港一直都在扮演著這個角色。當内地出現政治或經濟災難時，受苦的中國人都很自然地想到跑到香港避難。在香港，他們能夠得到一個安全的避難所。這個角色一直延續到近世的八九民運之後，香港的『黃雀行動』拯救了大批的中國知識分子。而持續30多年的燭光晚會，是全世界獨一無二、能夠銘記中共造成災難的地方。這麽多年來，香港一直都成爲中國人的苦難避難所，所以香港已成爲中國的良心。正因爲香港變成中國的良心，被中共暴政統治下的民衆，向往自由的人都會投奔香港。
『苦難的中國有香港』，這句話我引用自40年代一個親共詩人的詩『困難的中國有明天』。這首詩在我讀大學時，被很多親共的學者用來激勵大家的民族感情。事實上，我們看到苦難的中國今天都還未有明天，但是苦難的中國過去幾十年來有一個香港，使到很多在大陸受苦的人能夠解決他們的苦難，香港成爲了中國的良心。
我覺得這是我們曾經有過的光榮傳統。雖然今天在國安法的施壓下，我們無法繼續堅持這種光榮的傳統，但我們必須銘記，在上世紀的整70年，香港都是擔負著『中國良心』這個角色。」
第四、我們必須對歷史負責
有人對悼念六四感到心灰意冷：「都34年過去了，什麽都做不到」。程翔覺得悼念六四是對歷史負責，「古訓也叫我們要吸收歷史的經驗教訓，戰國策說「前事不忘，後事之師」。吸收歷史錯誤的教訓是避免重蹈覆轍。爲了避免人類災難、共產主義的災難再臨世間，我們有這個責任去銘記歷史。」
另外，程翔認爲，作爲一個人，一個有良知、有良心的人，就更加要對歷史、對自己的良知負責。
「我們是天安門大屠殺的目擊者；我們是香港被摧毀的目擊者；我們是中共魔爪伸向全世界的目擊者，所以我們更加要對自己的良知負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