圖為中國大學生在就職市場找工作。（圖片來源：Getty Images）
《水滸傳》是元末才子施耐庵所作， 是中國四大奇書之一。這本書奇在甚麼地方？這本書奇就奇在那些年竟然有人敢以替天行道為旗幟，寫民間起義為題的通俗文化創作。不要少看這種民間通俗作品；因為在民智未開的社會，這種故事可能就是一般民眾可以接觸得到的唯一娛樂；事實上，認真考究的話，就知道《水滸傳》中的人物和章節，很多都是由南宋到元、明年間，民間戲劇的劇目，作者將之串連起來，以反映時弊，借古諷今。
《水滸傳》的故事背景，是北宋年間的貪腐。在元末年間寫北宋的貪腐，那可是一個很保險的方法。中國古代的文人，早就已經習慣了以這種手法來避過政治審查。又例如白居易寫《長恨歌》，雖然寫的是「漢皇重色思傾國」，但明眼人一看就知道是寫「唐皇」李隆基。
所以，《水滸傳》寫的，當然是元末的社會狀況，而不是北宋。元末的群雄逐鹿，究竟又是甚麼一回事？元帝國的崩潰，由紅巾軍之亂開始。紅巾軍的組成，由這幫人的幾個首領的出身就可知一二。韓山童是地方的宗教首領，劉福通是地主，杜遵道本為元帝國的官僚，後來加入紅巾軍成為謀臣。
這種結合了宗教、地方經濟力量和官僚知識的組合，在這片土地上往往能在短時間內結集可觀的人力物力，與遠在京城的中央政府抗衡。而紅巾軍起兵的原因，亦不外乎是因為朝廷對各地的苛徵稅收和民役，這些地方的小農知道，假如未能如數向朝廷上繳收成，被怪罪下來也很可能性命不保，所以反正是爛命一條，豁出去跟統治者拼命或者可能有一線生機。
當然，事情到後來往往又會變質。元末的民變，是中國史上極為罕見的一次例子，最終由其中一支武裝力量，建立新的帝國。但明帝國的政治和文化建設，有很多其實都是沿襲宋、元兩朝。到明末，歷史又再重演。真正結束明帝國統治的，是李自成、張獻忠等人；兩人本來都是地方的低級公務員，一個是欠下了地主的高利貸，一個犯了罪被判死刑，走投無路之下連結當時的犯罪網絡，結果又像滖雪球那樣，成為了顛覆統治者的地方力量。
但明末的劇本和元末有個最大分別，就是代表著農業經濟既得利益的地方仕紳，也受不了這些流氓的衝擊，結果聯合了在關外的滿州軍事力量，建立清帝國。其實在清末的太平天國，又一次歷史重演，同樣是類似的組合，但這一次更多了洋人的參與。清帝國勉強鎮壓了民變，但國家嚴重耗損，地方經濟被破壞，最終導致清帝國積弱。
但是《水滸傳》所描繪的那種社會狀況，包括朝廷對地方和民間經濟的苛索，中低層官員的貪腐，幫會和犯罪網絡的形成，基本上就是政局不穩的幾個元素。一直以來，這個文化體系內的統治者，都很清楚明白這些問題，尤其是吏治與平衡地方經濟利益。但畢竟這片土地的幅員遼闊，在太平盛世的日子，經濟產出能夠滿足到各方的需求，還可以相安無事。問題是由盛轉衰的日子，就不是那麼簡單。在古代，不論中外都有個現象，就是每當人口增長到一定地步，也就是土地不足以支持膨脹的人口，社會的經濟平衡就進入一個危險的階段，也就是經濟歷史學家所謂的「馬爾薩斯陷阱」（Malthusian Trap）。在十九世紀前的世界，馬爾薩斯陷阱的結果若非饑荒就是戰亂。
但是到了廿世紀之後，這個社會現象卻忽然消失，原因是現代農業技術，尤其是化學肥料的出現，極速提升土地出產；土地不再是糧食生產的障礙，再加上機械化的耕作技術，農村人口移入城市，並成為工業化社會的生產動力。這也是廿世紀的經濟主調。其實最初工業化社會，一樣會因為爭奪天然資源，尤其是能源和礦材，而引發各種地緣政治的衝突。
但是現今的世界，歐美等先進國家都已經進入金融化的後工業年代，傳統的農業、工業已經不再是重點。反而是中國，不論是農業和工業，仍然是以人力密集的模式進行，生產效率奇低。到了1978年後，改革開放的幾十年間，因為外來資本和技術，才忽然躍升，但本質上，中國大陸到近年，仍然是以「人多好辦事」的心態去經營生產，但是當人口紅利續漸消散，經濟增長亦出現放緩。中國大陸政府當然也知道他們所面對的挑戰；甚至乎早在1980年代起，就已經面對到現代化的挑戰。
簡而言之，目前中國大陸的政治經濟兩難是，如何在提升經濟產業的結構同時保留古老的政治文化？當兩者不能融和的時候，作為制定政策的人又會如何決擇。這個平衡極為脆弱，外圍因素的變化，可以構成的影響亦難以想像，所以也出現近年的內捲化。然而，在過去幾十年間，有不少農村的人口，其實都是往大城市謀生，反正在農村他們也是剩餘的勞動力。
2009年的四萬億美元刺激經濟方案，本意是將資源導向發展農村，而在最初的幾年，也見到城鄉差距有一定的收窄。但是到2015年後，這一筆投放的影響又漸漸消退，城鄉收入差距也沒有再收窄。就在這個時候開始，更多人意識到中國的經濟發展，遇到了所謂的「中等收入陷阱」，意思指發展中國家在現代化過程當中，如果沒有相應的社會和政治制度變革，最終經濟發展到一定階段就會停滯不前。
經濟發展停留在中等收入水平，最大原因是現代化初期的資本，大多數都投放在固定資本如基建，也就是表面上見到的鋼筋水泥，但沒有用來人力資源的發展。結果是，人力資源的生產力競爭力始終不如人，除了靠出賣廉價的大量勞動力就別無他法。一旦外圍經濟發展再一步轉型，剩餘的勞動力沒有出路，經濟增長裹足不前事少，這批人卻不能回到傳統的工、農業，除了閒在家中躺平，另外一條出路就是犯罪的勾當。事實上，在拉丁美洲不少國家，情況就是這樣，經過一段日子，漸漸形成犯罪網絡，也就是大家在新聞經常見到的毒販。
當然，不是每個國家都會出毒梟，但這個普通的現象說明了一件事，犯罪往往不是個體戶能夠做得來的事，而且到達一定規模的時候就會與地方的官員出現勾結。在政治和法制不建全的發展中國家，這種官員參與有組織罪行的情況，只不過是恆久不變的歷史和經濟現象。
在元末的群雄當中，力量最大的一支張士誠軍團，領軍者就是私鹽販子出身。私鹽，就是當時的走私客，也是朝廷在苛徵重稅下的副產品。從這個角度分析，某神奇國度在廿一世紀的今日，最大的挑戰應該是新一代的各種罪行，例如人口販賣、騙案集團、甚至是毒品「芬太尼」（fentanyl）的製造和分銷。這個現象不但影響到國際之間的關係，也將會是中國大陸政府最大的社會隱患。
註：標題為編輯所擬，原標題為《水滸傳》的教訓
（文件僅代表作者個人立場和觀點）
来源:看中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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