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從來都面對兩難。一旦容許地方政治經濟力量發展起來，對中央集權就是一種威脅。（圖片來源：Getty Images）
貴州的債務危機，並不教人感到意外，但背後牽涉到的根本問題，可能遠遠超過多數人的想像。
自從2006年起，地方政府的開支，不成比例地膨脹。其中一個最主要原因是「十一．五」之後，中共希望透過擴大開支去發展落後地區。但這個過程不但浪費，而且衍生不少投機取巧的活動，以讓官僚中飽私囊。由2016年起的「十三．五」，中共嘗試改變了經濟發展策略，甚至近年積極打擊房地產，以抑制地方政府無序槓桿放大。
每個大國，都有發展不平衡的問題；高度發展的地方是少數，絕大多數地區能夠達到小康已經算不錯了。在這個過程中，人口自由流動是最重要的因素；讓農村地區的人口移居到經濟中心地區，留下的人口的平均收入自然會相應提高。更重要是，從1978年到2008年，中國大陸透過人口流動，滿足了勞動力需求，這也造就了二十年的快速經濟增長；勞動力將資本帶回鄉郊，也成為了鄉效地區發展的動力。
然而，在中國大陸，編戶齊民是數千年來最重要的統治手段之一。所以，到現在戶籍制度仍然是中央集權的主要社會控制手段。一、二線城市的居民也不願意開放自己的身份給外來人口。結果過去十多年，高度發展的大城市出現了人口急速高齡化的現象，勞動力和人口增長卻集中在落後地區，令當地的人均收入停滯不前，這也是為什麼中國大陸整體的經濟增長率開始放緩的原因。
以上的因素彼此相關。如果中國的人口能夠自由流動，一些地區的政治和經濟力量可能會更強大，特別是珠三角和長三角等地區。歷史證明，這些地區的發展趨勢往往會在中長期內挑戰中央政府的集權統治。這也是為什麼中共非常關注「在地城鎮化」，而不是透過人口流動來解決發展不均的問題。
中國大陸這一片土地上的政權，從來都面對著同樣的兩難。一旦容許地方政治經濟力量發展起來，對中央集權就是一種威脅。反之，要維持中央集權，就唯有回到封閉的經濟模式，透過控制極少數的尋租者來間接地控制更廣大的民眾。上世紀八、九十年代，中國大陸有少數知識分子曾經幻想過，這個神奇國度會走向共和與聯邦；但這種想法也意味著政治體制的徹底改變。但過去十五年來，已經再沒有人夠膽想像中國大陸的體制會循這個方向發展。
反之，現實中的中共，卻不斷增加中央的控制。目前見到的財政困局，某程度上亦可以視為是集權中央的代價；事實上，這種中央集權的代價遠高於大多數人的認知。由於要控制社會結構，中共不願讓人口自由流動，與此同時亦嘗試引導資源，發展落後的鄉郊，結果這種人為的資源導向，卻令地方開支不合理亦不成比例地膨脹；地方政府不斷膨脹的開支，變成結構財赤，並成為債務。地方的債務到了不能負擔水平，最終還是由中央埋單。
所以，貴州債務危機所揭露的，其實只是整體管治問題的冰山一角。
（文章僅代表作者個人立場和觀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