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孩子（圖片來源：Tim Graham/Getty Images）
【看中國2023年3月3日訊】抑鬱檢出率25.2%，焦慮檢出率25.7%，超過3%的鄉村兒童「想自殺」。
這是中國首份《鄉村兒童心理健康調查報告》裡的數據，由中科院心理研究所和香江社會救助基金會在2021年聯合發布。
那些自殺悲劇的背後，是千千萬萬不被看見的農村青少年在抑鬱的泥沼中掙扎。
貧困、霸凌和暴力、缺失的家庭照料或錯位的家庭溝通、低齡寄宿、匱乏的教育資源和上升壓力等，構成了今天農村兒童青少年的精神困境。
抑鬱症已經走進公眾視野。但關於青少年和兒童的疾病敘事，媒體大篇幅講述父母的無孔不入的控制，「雞娃」和「內卷」，但依然以城市生活為主體。
事實上，鄉村兒童青少年的心理健康問題並非天然就高於城鎮兒童青少年，但長久以來，他們都處於支持力度相對薄弱的環境中。
長期處於大眾視野之外，缺少事前干預，使得一次次悲劇發生之後，我們只能事後追問和推斷：
何以發生？
顯著高於城市青少年的自殺率
2022年的一項研究中，對貴州農村12-14歲的兒童進行了橫斷面研究，檢查19種心理健康風險因素和行為的流行程度，並將之與北京的公共樣本數據進行比較。
研究發現，農村兒童出現酗酒、絕望感、失眠的比率均高於城市同齡人（後兩者被認為是抑鬱症的預警信號和預測指標），且遭遇暴力和霸凌的人數是城市同齡人的兩倍，多項研究表明，欺凌造成抑鬱、焦慮、社會退縮和低自尊等問題。
另據衛生統計年鑑，在15~19歲的群體中，農村青少年自殺數據高於城市。2006年，農村15~19歲兒童青少年自殺率為3.47/10萬人，城市為1.8/10萬人；2016年，農村這一年齡段兒童青少年自殺率為2.52/10萬人，城市為1.56/10萬人，農村青少年的自殺率分別是城市青少年的1.92和1.61倍。
專業人士們明顯感覺，陷入困境的孩子有明顯的低齡化趨勢，報告自傷、自殺意念的孩子越來越小。一位在雲南支教的志願者去年處理一起學生自傷事件，孩子讀四年級，在課堂上用刀片劃手。「問他痛不痛，他說一點都不。」
2001年開始，「撤點並校」政策推行，教育資源被集中，一些地處偏遠和人數較少的小學生和初中生不得不選擇走讀或者寄宿。寄宿制學校中，學生的心理健康問題凸顯。
2015年，公益組織歌路營發布《中國農村住校生調查報告》，調查者走訪河北、四川、湖南、湖北、雲南等百所中國農村寄宿學校，其後發現，農村寄宿制學生負面情緒較多，孤獨感強烈。47.3%的孩子常有負面情緒困擾，63.8%的孩子有孤獨感，17.6%的青少年存在抑鬱問題，8.4%的青少年曾想過自殺。
2016年，北京大學中國教育財政科學研究所一項研究稱，基於川冀兩省17841名農村寄宿制學校學生的實證研究發現，農村寄宿制學校學生遭受欺凌的檢出率為16.03%，較城市非寄宿制學校更為嚴重。
近年來，農村未成年人的成癮問題多被研究者和社工們所提及。
關於酗酒的報告在南方地區相對較多。一些地區有自製米酒，且放在未上鎖的櫃子裡，孩子能輕易獲得。在農村，對酒精引發的危害認識也普遍較低，對於農村的未成年人來說，酒精可能是一種「成功社會人」的象徵，可以促進同伴互動和信任。青少年過度飲酒可能會造成中毒、跌倒等傷害，也會對大腦有所損傷，影響認知功能。
社工和調研者更多提到，近幾年在農村，關於兒童青少年過度使用手機的報告明顯增多。尤其是假期，孩子們抱著手機刷視頻或者打遊戲，幾乎「管不住」「剎不住車」。
家長們集中反饋，孩子「網路成癮」「遊戲障礙」的問題主要有，「成績掉落」「經常發脾氣，和家裡人激烈衝突」「長期晝夜顛倒」。臨床醫生也發現，被報告有「網癮」的年輕患者們，四分之三存在共病，比如焦慮、抑鬱、強迫症、雙相情感障礙等。
陳曉萌從2012年開始關注農村兒童議題，這三年長期生活在鄉村孩子身邊。她察覺一部分孩子沉溺網路的原因，現實裡，在「成績論」的單一評價體系的鄉鎮，孩子們缺乏主動展現自我的土壤，如果在現實中，他們的真實交往出現問題，比如缺少和家長、老師或者同輩的情感溝通，他們會將這一部分需求投射在網際網路上。
「在那裡，他們感覺自己被真正看到，被尊敬、被崇拜。」
霸凌和暴力
和城市相比，暴力和霸凌給農村青少年造成的創傷更深。
2017年發布的《中國流動人口發展報告》指出，50%以上的在校留守兒童遭遇過校園欺凌。寄宿制學校的霸凌風險更高，回流兒童（從城市返回故鄉就學的孩子）更為弱勢。
研究者們認為，家長外出打工，家庭功能失靈，對於一部分農村兒童的道德和情感約束較低，另一方面，由於失去家庭的保護支持，這部分群體也極易成為霸凌者的目標。在轉型期社會失範的背景下，正統價值觀念失能，無法起到有效引導。小團體文化盛行，加大了霸凌的迫害性。
2014年，何秋進入安徽中部地區一所800多人的初中就讀。初二時，由於成績下滑，她從實驗班掉到普通班，宿舍也做了調整。和舍友的一次口角之後，對方混團夥，喊來了其他人，把她堵在廁所扇耳光。
「我跟老師講，她也沒有好的辦法，那個女生就是沒希望被放棄的，她之前打人，喊來家長，後腳她又把人堵住打一頓。老師說，你好好學習，考回原來那個班，不要再理她了。」
「忍，有時候忍得很絕望。」在整整一個學年裡，何秋遭遇對方發起的排擠、嘲笑，有人在她書桌裡塞垃圾；熱水壺被胡亂放在走道中央，踢碎很多回；有時走在路上，後面來一個人忽然推她一把。」
時至今日，她還保留著一些習慣，許多人一起走，她喜歡走在隊末，上大課或開會，她會找個角落，走在路上，要時不時回頭留意經過的人。
多項關於農村青少年霸凌的研究發現，男性欺凌的發生率高於女性。但也有社工就此分析，男生之間的肢體欺凌更多，而女生之間採取更隱蔽的關係欺凌。
「校園霸凌的程度不一樣，有的拉到廁所去打，有的被同學在手上刻字。更隱蔽一點的是關係霸凌，比如孤立、造謠。」
在陳曉萌所駐紮的初中，「撤點並校的背景下，一些村小保留，初中合村並校，十里八鄉的孩子到一個地方讀書，人際關係非常複雜。」
社工們還發現，霸凌行為在農村小學和初中發生較多，其中小學高年級和初中階段最為突出。這一觀察在部分研究中也得到論證。
這一階段的孩子大多10~15歲，由於生物、心理和社會因素交互作用，他們正逐步建立自我的認知，「我是誰」「我是什麼樣的人」，而這一過程並非一條坦途，充斥著懷疑、混亂和衝動，和外部的世界發生尖銳的碰撞。
「在孩子成長階段，成年人的參與非常重要，如果沒有成年人正確引導他們如何應對、處理衝突，他們是沒辦法處理這一部分的，最終只能選擇暴力。」
馬丹萍曾參與一項關於農村校園霸凌的研究，在調研中，她發現，很多被視作欺凌者的孩子從父母或者其他長輩習得了暴力手段，他們一方面是家庭暴力的受害者，遭遇過長期言語辱罵或暴力行為，於是，孩子將這些視作一種與外界相處的手段，習慣性通過攻擊和傷害應對衝突。
陳曉萌發現，「所謂欺凌的過程，某種程度是一種自我探索的過程，「我能辦多大的事兒」。鄉村的孩子沒有太多免費多元的資源，讓他們去探索‘我是誰’，‘我可以做什麼’。所以很多孩子只能找尋最便利的方式，跟著同伴一起，或者在網上找尋。」
鄉村的另一殘酷現實是，在很多地方，縣城中學吸走了優質的生源和師資，迫於現實，鄉鎮中學會進行分層分班制度，相對優質的有限的師資和教學精力可以全部投入給績優生，從而確保優質生源不至流失殆盡，升學率不被影響。
因此，在初中階段，以成績為單一評價標準，孩子們經歷了社會分流和篩選：一部分績優生勤奮好學、遵守校園規矩，表現出與校園主流目標的契合，從而獲得一定支持和保護。另一部分學生在學業成績的評價體系下被否認，在明確升學困境預期後，不再以汲取知識為目標，他們成為校園的「遊民」和「反叛者」，通過其他事務填充原本的學習時間，老師對此也是睜一隻眼閉一隻眼；霸凌是這部分群體擺脫無聊，進行娛樂生產的活動之一。
何秋形容自己是「倖存者」，她最終回到了實驗班，考上了縣高中。她從小長大的朋友們，有的很聽話，但成績並不好，在普通班只能混日子，沒辦法好好學習，最後去了職業學校。也有一位朋友，為了不挨揍，加入了團夥尋求庇護，「初三基本就不怎麼來了，老師對他們的要求也只是，‘別惹事，順利拿到證’。」
錯位、斷層的家庭聯結
關於農村兒童青少年的心理健康問題，最早且常被提起的是留守兒童和缺失的父母。研究顯示，留守時間越長、留守初始年齡越小的兒童更容易出現嚴重的焦慮情緒，自己照顧自己的留守兒童心理健康水平更差。
父母角色缺失，或者缺少照料和關愛，對未成年人依戀模式、抑鬱、自尊水平等存在顯著影響。兒童對於親情陪伴和支持的需要無法得到滿足時，引發周圍人的歧視和欺凌，出現抑鬱的風險增強。
大二時，何秋被確診為中重度抑鬱，學校聯繫了母親，媽媽問了輔導員四個問題：嚴重嗎？要花多少錢？什麼時候好？孩子會被開除嗎？
她給女兒打了電話，囑咐她，好好學習，不要瞎想，需要錢的話，媽媽會想辦法。過去十幾年，她都是這樣囑咐的。「我能理解，好像除了這些，她也不知道說什麼。」
何秋的家鄉在安徽，村裡的大人一多半都出去打工了，爸媽也不例外，她和弟弟跟著爺爺長大。
讀小學的時候，何秋寫日記，「我想讓媽媽在電話裡親親我，跟我說，她愛我，她很想我。而不是一直問我聽不聽話，有沒有好好學習。」老師在這句下面畫了線，誇她「情感充沛」。
母親如今在北京一家洗浴中心給人搓背，一天工作10到12個小時，電話那頭永遠是嘈雜的員工宿舍。她來到這個城市五年，從沒跟女兒提過外出遊玩的歡愉。
北京師範大學教育學部教育基本理論研究院講師程猛將農村家庭的結構表達形容為「向內收縮」。
在調研時，他加入了一所重點高中家長微信群，10位家長委員會成員都來自城市，群裡，一位媽媽經常轉發改善親子關係的方法，包括「隨時來個擁抱」「常說我愛你」「每天和孩子共度一段時光」「不為愛預設條件。」
程猛對此總結，「‘每天和孩子共度一段時光’，親密接觸、擁抱、陪伴都仰賴父母有‘工作’的，這意味著‘固定工資，不靠天吃飯，沒有繁重的體力活’，因而，有‘下班’的時候和專門用以陪伴孩子的閑暇時間和心情。」
「農家父母的‘勞動’，意味著‘無法旱澇保收，必須看收成’‘靠力氣吃飯，有幹不完的髒累活，沒有公共保障’。中產階級式的與孩子間親密的親子關係，在農村家庭不僅難以實現，對於孩子和父母來說，也是不自然的。」
從孩子的視角，陳曉萌經常注意到，孩子對父母情感的渴求。
在鄉村學校做調研，她讓孩子們給父母寫下想表達的話。一多半的孩子對父母外出不理解，他們寫，「為什麼你給我打電話只是講學習，為什麼不問我吃飯了嗎」「為什麼別人的父母出去一個，或者不出去，為什麼你們要離開」。
年齡較小的孩子無法理解父母的外出，情感也壓抑著。同樣，父母們也很少言說自己的處境，他們很少跟孩子講自己是做什麼的，「報喜不報憂」。孩子們不是毫無所覺，陳曉萌發現，事實上，孩子們對此好奇又擔心，當父母不願交流這些的時候，孩子會感覺自己被排除在外。「我對於這個家一點都不重要。」
陳曉萌嘗試著把孩子們的渴求講述給家長，「一些人認為，這些父母聽不懂，可能也不在意，因為文化水平、技能水平和經濟收入不高，他們的情感好像就不豐富，只在乎錢，不在乎小孩。但不是這樣的，我看到父母對孩子的感情也是滿滿的。」
她遇到了許多父母，「他們接受的價值可能是以金錢收入衡量一個家長的成功，比如賺錢才對孩子好，賺錢才能上學、能買衣服和玩具。但很少有人告訴他，你可以安心陪孩子聊10分鐘，聽聽孩子的想法，這也是一種關愛孩子的方式。」
社工們講述遇到的農村孩子時，「懂事」「獨立」是常見的讚美詞彙。但在錯位和斷層的家庭情感溝通中，「懂事」把孩子們框定在角色中，他們的情感表達被久久壓抑，難以找到破口，也難以有人承托。
充斥著困惑、無助和惶恐的道路
在過去十年裡，「留守兒童」幾乎成為農村兒童的代名詞，指向惡劣的生存條件和逼仄的精神世界。
但也有社工和研究者們提出反對意見，他們指出，留守兒童心理困境的直接原因也許並非「留守」，而是破碎緊張的家庭關係，比如父母分離或異地打工之下，頻發的家庭矛盾和斷裂的溝通。貧困是一切的底色，對於一些農村家庭而言，資源獲得處於劣勢，孩子從出生開始，在生活和教育等都遭遇機會的不均等。
「貧窮是我們會考慮的自殺風險之一，」心理諮詢師張斌說，他曾任深圳康寧醫院危機干預副主任。
錢對於來自社會底層家庭的農家孩子是稀缺的、寶貴的。社工們普遍都提到了孩子對金錢的敏感和謹慎，在案例中，因為拮据，孩子們不敢講述購買衛生巾的需求；12歲的孩子為了省50塊錢路費，住在學校一個月不回家；孩子跟老師說，最怕交學費的日子，在那前後，家裡總會爆發爭吵。
程猛在其研究中發現，即使在學校生活，農村孩子們也無時無刻離不開對錢的記憶，當他們遭遇學業失敗時，極大生發出對家庭的愧疚。
「學習是本分，是天職，只有學習好才能減輕自己揹負的道德債務，平衡內心的負疚感。」
如果說小學和初中階段的孩子，更多的壓力源在家庭和同伴關係，高中階段的農村青少年們，壓力源主要來自於學業，這意味著向上流動的機會。
他們中的很多人可能是家族裡的第一代拓荒者，他們經歷的是父母未涉足也從未想像過的道路，這條路充斥著困惑、無助和惶恐。
但這是難以述說和得到支持的。一些孩子跟家長抱怨，「學習很辛苦很累」，他早晨6：30走進教室，晚上10：30走出教室。但是對於家長而言，「你只是學習，有什麼累的呢？」
但從家長視角，他們的困惑也是如此真實。陳曉萌說，「有的時候，我幫孩子們給父母打電話，晚上9點鐘，那邊機器轟鳴，很多家長做的是計件工，不停地工作才能賺到錢。」
「他們中的很多人沒有上過學，在他們的印象裡，學習是坐在那裡舒舒服服的，不用受冷也不用挨餓，有人供著，相比於他對辛苦的經歷和理解，讀書對於他來說，已經是一種很光鮮的生活了。」
近年來，由於農村公共教育資源上移，農村陪讀現象愈演愈烈。也有人指出，這使得家庭條件差的家庭通過犧牲陪讀者的勞動價值和家庭全部資源換取階層流動的可能，陪讀的高成本和家庭的弱積累增加了教育投資與家庭發展的風險性。
2018年到2019年，西安交通大學博士王欣對陝西渭南某縣的陪讀家庭進行調研和訪談。
他發現，「農村家庭陪讀的工具性目的比較強，家長急需提升子代的受教育成果來緩解自身在城鎮化過程中的焦慮，這種焦慮傳導到孩子，增加他們的學業壓力。」
一位陪讀母親提到了和孩子的相處，「越關注他，越跟我們牴觸。」
還有研究者關注到了陪讀母親的困境，她們無法參與勞動力市場競爭，生活圍著孩子，沒有自己的朋友，「每天洗衣做飯」，孩子的學習成績成了她們獲得價值感的唯一途徑。
焦慮和抑鬱的情緒在逼仄的出租屋裡震盪，同時包裹著家長和孩子。
事實上，心理健康問題在兒童青少年群體中呈正態分布，鄉村兒童青少年的心理健康問題並沒有明顯高於城鎮兒童青少年，但鄉村的兒童青少年正處於風險因素相對高、但支持力度相對薄弱的環境中。
陳曉萌曾多次向服務的學校申請，希望在這所數千人的學校建立心理服務支持體系。學校起初並沒有答應，但疫情期間，一系列學生自殺新聞曝出後，學校搭建了心理小組，選出的5位老師中有3名體育老師。
「這些任課老師的工作和學習衝突更小，工作並不繁重，精神相對鬆弛一些。」
「效果怎樣呢？」
「起初說教很強，我說這份工作不是灌輸，而是同理心，在孩子的角度，幫助孩子去理解。到現在，一些自傷或者遭遇性侵的孩子會主動跟老師訴說了。」
區別於城市兒童青少年成長敘事，農村青少年的成長困境遮蔽在「寒窗苦讀」、「知識改變命運」等話語中，他們只是悄無聲息地長大。
比如何秋，某種意義上，在她考入一所211大學後，已經是主流話語中的優秀範例，「讀書改變命運」的樣本。但人們幾乎很少關注，當她從鄉鎮、縣城、城市一圈圈向外擴展時，在城鄉、經濟、文化的罅隙裡，經過了怎樣的內心掙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