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澤東率先停妻再娶，拋棄賀子珍而與江青同居。（網絡圖片）
中共的貪官落馬，大部分都有一個共同的罪名：權色交易。中共建政後，隨著權力的不受約束和金錢的腐蝕毒化，官場上的淫亂，變本加厲，無以復加。其實，中共自建黨以來，高層利用權力滿足淫慾致使性關係紊亂的現象始終是一種常態。
曾於早期加入過紅軍的台灣人蔡孝乾，在加入國民黨後，撰寫了《台灣人的長征記錄——江西蘇區･紅軍西竄回憶》一書，回憶了當年中共高層在蘇區的共妻生活。書中回憶，當年在中共統治下的江西蘇區和陝北蘇區盛行自由婚姻關係，當年蘇區的婦女離婚、結婚都是自由的、一個女子結婚三、四次，甚至五、六次都是司空見慣。而這裡所說的，還是指公開的婚姻關係而言，至於非正式的「秘密老公」或「秘密老婆」之類的現象，更是非常普遍。
《台灣人的長征記錄——江西蘇區･紅軍西竄回憶》談到了金維映、鄧小平和李維漢的三角關係。一九三三年鄧小平被國際派指為「羅明路線」在江西的執行者，而遭整肅之後，金維映即與鄧小平分離。此時李維漢（化名羅邁）任中共中央組織部長。金維映與鄧小平分離的同時，也離開了工作崗位——中共江西省委會（設於寧都），調到中共中央組織部工作，嗣被派到「勝利」縣擔任擴紅突擊隊長。由於她在擴紅突擊運動中立了「功」，因被提拔擔任蘇維埃中央革命軍事委員會武裝總動員部（部長羅榮桓）副部長。由於工作關係，金維映與李維漢接觸的機會多了，不久便和李維漢沒有經過任何手續而結為「夫妻」，而且得到「公認」。一九三四～三五年，金維映隨紅軍西竄到了陝北，仍在中共中央組織部工作。一九三六年中共在延安設立「抗日軍政大學」，金維映任該校女生隊隊長，這一段時間她與李維漢的關係是正常的。但好景不常，一九三七年抗戰開始，大批的女學生湧進延安，李維漢另有新歡，金維映成了黃臉婆，她和賀子珍（毛澤東妻）、劉群先（博古妻）同樣的命運，被送到莫斯科，名為「留學」，實為遺棄了。
金維映與鄧小平、李維漢的三角關係，最後被遺棄。（網絡圖片）
湖北人民出版社在1987年編印了中央檔案館的《鄂豫皖蘇區革命歷史檔匯集》，裡面亦提到，根據中共當時的統計：在湖北省紅安縣、黃麻縣、黃陂縣、光山縣等地的中共負責人「約有四分之三的多數，總與數十、數百女人發生性的關係」。
曾任中共宣傳部秘書的鄭超麟的回憶錄《革命與戀愛》的章節中提到，已有家室的中宣部長彭述之先後與蔡和森的妻子向警予、羅亦農的妻子等人發生婚外性關係；向警予死後，蔡和森又奪去了李立三的妻子李一純。而羅亦農後來又奪去了賀昌的妻子諸友倫；李一純則先後與楊開智、李立三和蔡和森組成過家庭。
歷史學者陳憲輝著《二十世紀中國紀事》第31章亦提到，毛澤東等人到了延安不久，中共高官開始了第一輪的換妻潮，毛澤東首先離婚再娶，拋棄賀子珍而和江青結合；黃克功求婚不成、竟連開兩槍殺害陝北公學只有16歲的女學生劉茜，而且事後還大言不慚地反誣「劉氏狼心惡毒，玩弄革命軍人！」
另據《解放日報》主任記者、上海文化研究中心研究員朱鴻召所著《延安日常生活中的歷史（1937-1947）》一書指出，權力跟性二者有著密不可分的關係。鄧力群趁著李銳在延安整風時挨整之際，趁虛而入，占有了後者年輕的妻子范元甄。這些都是當時延安流行的一種風氣。所以，作為文化人的王實味、丁玲來到延安之後，看不過眼，撰文抨擊延安的亂象。據說，賀龍從前線回到延安，衝著王實味這些文人大罵：「老子在前方賣命，你們在後方罵娘！」
解放軍未必解放到老百姓，但實行了性解放，倒是真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