麻雀（圖片來源：Adobe stock）
【看中國2022年4月19日訊】中國現代史上大規模的全民圍剿麻雀運動，是上世紀五十年代中後期由中共中央主席毛澤東親自發動的全國性「除四害」群體事件的重要內容。作為大躍進前奏的「除四害」，與後來的「全民小高爐」大煉鋼鐵，「吃飯不要錢」，「放高產衛星」的人民公社化運動密切相關。其共同特徵是領袖號召，目標高尚，全民動員，好大喜功，蔑視科學，後患無窮。當年「除四害」要清除的對象是老鼠、麻雀、蒼蠅、蚊子。其實與其他三害相比，麻雀無論從外觀顏值還是到行為方式並不令人憎恨，反而唧唧喳喳有點可愛，在生物鏈的實際地位是許多危害莊稼林木蟲類如飛蛾、稻螟的天敵，秋冬季節還能吃掉農田裡大量危害莊稼的雜草種子。但因為麻雀經常在農田倉庫谷場出沒，涉嫌偷吃糟蹋糧食，而且社交能力頗強，常常明目張膽成群結隊進行「有組織」活動，於是被曾經是「農民之子」的偉大領袖一怒之下戴上「四害」分子帽子久久不得翻身，成為一樁歷史冤案。至六十年代初，在對三年天災人禍進行反思擷取教訓的背景下，麻雀冤案終於由毛澤東甄別平反，「四害」被重新定義為老鼠、臭蟲、蒼蠅及蚊子。
製造冤案
1955年毛澤東雄心勃勃推動農業合作化。7月31日中共中央召開省市自治區黨委書記會議，毛澤東作了《關於農業合作化問題》的報告，嚴厲批評鄧子恢等人的「右傾」，提出合作化「趕快上馬」進入高潮。10月4日至11日在北京召開的七屆六中全會通過了《關於農業合作化問題的決議》，會後三個月全國基本實現農業合作化，實現由農民個體所有制到集體所有制的社會主義改造。9月至12月毛澤東親自主持編寫《中國農村的社會主義高潮》，寫下一百零四篇按語，提出了關於農業發展的宏大設想。
11月毛澤東在杭州、天津召集各省市自治區黨委書記會議，在《徵詢對農業十七條的意見》的第十三條中，首次提出包括清除麻雀在內的「除四害」口號，指出「除四害，即在七年內基本上消滅老鼠（及其他害獸），麻雀（及其他害鳥，但烏鴉是否宜於消滅，尚待研究）、蒼蠅、蚊子」。儘管毛澤東使用的是商量口氣，但對毛澤東把麻雀列入四害名單的提法，當時沒有一個省委書記提出異議。《人民日報》則積極呼應，1956年1月8日發表了《麻雀的害處和消滅它的方法》，提出消滅麻雀的實驗依據，傳授多種捕殺麻雀的方法，作者是中國科學院動物研究所研究員鄭作新。1月25日，經最高國務會議討論通過的《1956年至1967年全國農業發展綱要（草案）》四十條中，第二十七條就是「除四害」，提出從1956年開始，分別在五年、七年或者十二年內，在一切可能的地方，基本上消滅老鼠、麻雀、蒼蠅、蚊子。在1957年9月至10月召開的中共八屆三中全會上，毛澤東還說：「消滅老鼠、麻雀、蒼蠅、蚊子這四樣東西，我是很注意的。……可不可以就在今年準備一下，動員一下，明年春季就來搞？……中國要變成四無國：一無老鼠，二無麻雀，三無蒼蠅，四無蚊子。」1958年2月，中共中央、國務院聯合發出《關於除四害講衛生的指示》，提出要在十年或更短一些的時間內，完成消滅老鼠、麻雀、蒼蠅、蚊子的任務。毛澤東「四無國」的宏偉理想使得麻雀在中國被正式作為清除目標。
領袖一聲號令，全民八方響應。若將四害作一比較，麻雀白天行動，光明正大，目標顯著，不像老鼠那樣躲在陰暗角落夜間出沒，不像蒼蠅那樣群居糞坑骯髒噁心，也不像蚊子那樣吸取人血傳播多種疾病，麻雀與人類並無深仇大恨，為何在消滅四害運動中各級領導將麻雀提升為四害之首，搞成一場驚天動地的人雀大戰？也許因為麻雀容易被發現被抓捕，在大哄大嗡的人民戰爭汪洋大海中，掛著一串串麻雀招搖過市，容易獲得征服者的快感。對各級官員來說這是討好上級，顯示政績的好機會，於是麻雀就自然成了這場群眾運動的主要清零對象。
學界分歧
《人民日報》發表鄭作新的文章表達了對領導層的擁護，但是不少專家對消滅麻雀持有不同意見。1956年8月，中國動物學會在青島舉行第二屆全國會員代表大會，儘管大家知道滅雀是毛澤東的指示，但是在當時「向科學進軍」和「雙百方針」比較寬鬆的背景下，一些生物學家對消滅麻雀的決定還是提出了批評。來自上海的中國科學院實驗生物研究所所長，在法國獲得博士學位的朱洗認為，麻雀食谷固然有害，但同時大量吃蟲，總的說來算是益鳥。他還提出歐洲歷史上懸賞除滅麻雀造成的惡果，以及美國紐約、澳大利亞為扑滅害蟲從國外引進麻雀的成績。鄭作新稱麻雀在農作地區吃穀物有害，但在城市、森林地帶是否有害尚屬疑問，建議將「消滅麻雀」改為「消除雀害」。華東師範大學教授薛德焴認為應該保護益鳥，不要敵我不分，連益鳥也打死。復旦大學教授張孟聞、西北農學院教授辛樹幟、福建師範學院教授丁漢波等動物學家提出定麻雀為害鳥的根據不足，應當暫緩捕殺，希望政府不要搞滅雀運動。鑒於把麻雀列為四害之一是毛澤東的決策，大部分專家沉默無言，也有人稱捕殺麻雀有理。主持會議的中國動物學會理事長李汝祺總結髮言時宣布，大會記錄送農業部參考，為麻雀「緩刑」和修改政府法令都不適當。
1956年12月3日與1957年1月3日，薛德焴在上海《文匯報》發表《談談麻雀問題》及《怎樣斷定一種鳥是害鳥或益鳥》兩文，介紹了判斷鳥類益害的方法，認為說麻雀益少害多的斷言在科學上證據不充分。1月18日《北京日報》又刊登了教育部副部長周建人的文章《麻雀顯然是害鳥》，肯定麻雀是害鳥，應當扑滅，不必猶豫。5月7日，來華訪問的蘇聯科學院自然保護委員會委員、生物學家米赫羅夫在答《文匯報》記者問時說，麻雀對人有害還是有益「不能一概而論，要看麻雀在什麼地區而定」。當時在東北師範大學講學的莫斯科大學教授、生態學家庫加金持相同看法。10月26日《人民日報》公布了《1956年到1967年全國農業發展綱要（修正草案）》，其中「除四害」的條文不變：「從1956年起，在十二年內，在一切可能的地方，基本上消滅老鼠、麻雀、蒼蠅、蚊子」。只是加了一句「打麻雀是為了保護莊稼，在城市和林區的麻雀，可以不要消滅。」
學術界關於麻雀的爭論並未引起外行領導的重視，反對意見也不會到達毛澤東的辦公桌。值得一提的後話是，文化大革命期間造反派因朱洗當年在麻雀問題上與偉大領袖唱對臺戲，對已去世的朱洗挖墓暴屍，直到1978年朱洗才獲重新安葬。
全民運動
1956至1958年，清除麻雀運動從地方規模向全民運動逐步推進。1956年1月，青年團陝西省委號召全省五百萬青少年開展「消滅麻雀運動月」，富平縣九萬青少年兩天內消滅七萬多隻麻雀。平時喜歡上房爬樹不願讀書的學生興高采烈，因為老師再也不會沒收他們的彈弓，他們可以名正言順地使用自己心愛的武器成為滅雀小英雄，哪怕順手打破街道路燈和教室玻璃窗。
1957年11月13日《人民日報》發表社論號召批判右傾保守思想，在生產戰線上來一個大的躍進，於是「大躍進」運動正式開跑，消滅麻雀也就成了大躍進政治運動的一個組成部分。全國各地紛紛開展「除四害」突擊周、突擊月，準備提前實現「四無」躍進規劃。各級政府對完成指標層層加碼，相互「打擂臺」。江蘇原規劃八年完成除四害任務，現在決定四年內實現「四無省」；河南修訂了全省除四害規劃，決定提前在三年內基本成為「四無」省；廣州市原定五年基本消滅四害，現在決定提前兩年實現。淄博市提出兩年實現「五潔四無」，煙臺市聲稱一年裡將四害完全消滅；重慶市宣布城區人民春節前夕苦戰七天七夜，基本消滅四害。
1958年2月中共中央、國務院聯合發出《關於除四害講衛生的指示》，要求各級黨組織第一書記對於這一運動必須親自動手，抓規劃，抓宣傳，抓檢查評比，並且要推動各單位的行政負責人同樣親自動手，群眾力量和技術力量相結合，突擊工作和經常工作相結合，在十年內或者提前消滅四害。
3月16日，毛澤東在成都主持召開了確定總路線，準備大張旗鼓開展「大躍進」運動的成都會議。毛澤東說到除四害的兩種態度：一種是除掉四害，一種是讓四害存在；除四害的兩種方法：快一點能除掉，慢一點除不掉，一種方法是十年計畫二十年搞完，一種方法是十年計畫二、三年搞完。究竟是「反冒進」好還是「冒進」好？兩種方法要比較。……幾十年過去，看看「兩種態度」，「兩種方法」，快一點除掉慢一點除不掉，與今日之「清零」，「並存」，多麼相似的語言情景。
《人民日報》發表社論要求全黨全國人民堅決執行黨中央國務院的指示，鼓足幹勁，雷厲風行，按月按季檢查督促，堅持到底，務必在今年內奠定消滅四害的鞏固基礎，爭取在十年甚至更短的時間內在全中國除盡「四害」，使我國成為富強康樂的「四無」之邦。於是清除麻雀運動進入躍進規模。四川省一馬當先，3月下旬滅雀一千多萬，毀雀巢八萬，掏雀蛋三十五萬，隨後各地紛紛效法，爭相立功。
新聞界衝鋒在前，文藝界奉命謳歌。《人民日報》說這是人類向自然開戰，征服自然的歷史性偉大鬥爭。中國文聯主席、科學院院長郭沫若作《咒麻雀》詩，刊於《北京晚報》，宣稱「今天和你總清算」，「四害俱無天下同。」
四川首創麻雀「清零」標準：城鎮以居民委員會、農村以合作社為單位，所在地區要做到樹無麻雀窩、天無麻雀飛、耳邊無麻雀叫……；倘若全天看到麻雀在兩隻以上者為不合格，如同今日核酸測試為「陽性」；兩隻以下或許勉強可算「社會層面動態清零」。
群眾運動智慧無窮，針對麻雀膽小不耐遠飛，創造了大兵團清雀戰術。有的城鎮千軍萬馬齊吆喝，敲鑼打鼓敲尿桶，滿山遍野紅旗招展，麻雀驚慌墜地嚇死。有的相鄰公社聯合採取定時行動，讓麻雀無處休息活活累死。有的組織鳥槍隊，槍聲齊鳴；有的四處扎稻草人，八方點煙火堆；有的地方規定農民上街趕場隨身攜帶鐵桶盆子，邊喊邊打不可間斷。各地均有「除四害指揮部」，及時召開電話會議，推廣先進經驗，拍攝成新聞記錄片在全國放映。
1958年3月，全國「除四害大躍進大會」在北京舉行。二十六個省市自治區和三十八個醫學院代表倡議「讓麻雀上天無路」。北京召開誓師大會」，成立「首都剿雀總指揮部」，副市長王崑崙任剿總指揮。4月19日清晨數百萬大軍拿起鑼鼓竹竿彩旗，走向指定崗位。八百多個投藥區撒上毒餌，兩百多個射擊區埋伏槍手。全國人大委員長劉少奇親臨總指揮部督戰。王崑崙一聲令下，全市八千多平方公里鑼鼓震天，鞭炮齊鳴，槍聲大作，彩旗飛舞……房上樹上到處是人。麻雀在天羅地網中亂飛，被槍殲滅，中毒喪命，墜地死亡。解放軍摩托車四處偵察，神槍手急馳支援。中國科學院兩千多名科學家工作人員放下科研任務，參加剿雀戰鬥，數學家華羅庚、物理學家錢學森手持竹竿參戰。
首都人民連續突擊三天，殲滅麻雀四十萬，《人民日報》文章稱，以麻雀連吃帶扔糟踏糧食每年每隻五公斤計算，此舉共可節省糧食兩百萬斤。再按每年每對麻雀繁殖十五隻計算，可節省一千五百萬斤糧食。上海市隨即緊緊跟上，副市長金仲華任總指揮，三天內捕殺麻雀五十萬。廣州剿雀戰役也大獲全勝，共消滅三十萬。據全國各地不完全統計，1958年總計捕殺麻雀二十億只。那時大躍進虛報浮誇成風，這些數字難免造假。
報紙電臺連篇累牘醜化麻雀，科普文章、漫畫圖片、山歌快板比比皆是，歷數人民公敵麻雀種種罪狀。報紙副刊生活專欄裡還有專文介紹干炸、紅燒、清蒸烹製麻雀菜餚的方法。
生態災難
小小麻雀在全民圍剿中幾乎斷子絕孫，麻雀清零運動很快帶來了生態災難，首先導致農田因為沒有麻雀而害蟲氾濫，各地糧食嚴重歉收，發生飢荒。中國「三年人禍」造成的大飢荒與人民公社化及麻雀清零運動實際相關。1959年春，全國各大城市的樹木發生了嚴重蟲災，許多城市人行道兩側的樹木葉子幾乎全部被害蟲吃光。一些鳥類學者通過野外研究，進一步證實了在麻雀的食譜中，主要是各個季節的害蟲，人工種植的穀物佔比不大，對滅雀運動提出了強烈的反對意見。
面對這類質疑，毛澤東堅持己見。1959年7月10日在廬山會議上與中央委員們談論《綱要修正草案》時說：「有人提除四害不行，放鬆了。麻雀現在成了大問題，還是要除。」毛澤東拒絕了彭德懷的批評，不承認大躍進的錯誤，廬山會議從「糾左」變成了反右，通過了《中共中央關於反對右傾思想的指示》，指出右傾已成為主要危險，要求全國反右傾，鼓幹勁，實現更大躍進。於是消滅麻雀運動又與保衛總路線、反對右傾機會主義及對抗階級生死鬥爭等政治問題緊緊纏繞在一起。
在中國科學院上海分院舉行的學習八屆八中全會決議的會議上，神經生理學家張香桐和馮德培對消滅麻雀運動提出了委婉批評，認為1959年害蟲多與消滅麻雀有關聯。生物物理學家徐京華說替麻雀翻案，比郭沫若替曹操翻案意義更大。中國科學院黨組為此專門派員訪問張香桐、馮德培、朱洗和鄭作新。差點在1957年被打成右派的朱洗儘管心有餘悸，但還是以解剖結果說明麻雀吃蟲功勞最大。張香桐指出就捕捉害蟲的效果，世界各國動物學家都認為麻雀益多害少。馮德培說把麻雀與老鼠、蒼蠅、蚊子同列為四害不大公平，老鼠、蒼蠅、蚊子有百害無一利。鄭作新稱1959年害蟲多的原因複雜，不單純是因為消滅麻雀；承認城市行道樹蟲害嚴重與消滅麻雀有關；在非農業區麻雀是益鳥，在農業區也不全是害鳥。
1959年11月27日，中共中央科學小組成員，中國科學院黨組書記張勁夫以個人名義寫了「關於麻雀問題向主席的報告」，提出「科學家一般都認為，由於地點、時間的不同，麻雀的益處和害處也不同；有些生物學家傾向於提消滅雀害，而不是消滅麻雀。」報告附有《有關麻雀益害問題的一些資料》，包括外國關於麻雀問題的歷史事例；目前國外科學家的看法；我國科學家的看法，扼要介紹了朱洗、馮德培、張香桐和鄭作新的意見。此報告經胡喬木轉報毛澤東，兩天後11月29日，正在杭州主持中央工作會議的毛澤東批示「張勁夫的報告印發各同志」，作為杭州會議第十八號文件。
變化從這裡開始。1960年3月16日毛澤東在為中共中央起草關於衛生工作的指示中說：「再有一事，麻雀不要打了，代之以臭蟲，口號是除掉老鼠、臭蟲、蒼蠅、蚊子。」3月24日毛澤東在停靠天津的專列上召開的中央會議上重申這個改變，說這兩年麻雀遭殃，現在我提議給麻雀恢復「黨籍」。
歷史教訓
這一段歷史清楚地告訴人們，即便在三面紅旗飄揚的狂熱年代，中國科學家的良心還敢於發出與最高領導人相左的聲音；試圖及時糾「正英明領袖」在認知上的偏頗。也許此時紅太陽的思路已經從「躍進」回歸冷靜，從「消滅」的偏執轉進到「容忍」的理性，至少已經體察到麻雀清零的無必要和不可能。當然他尚未接觸現代生態學知識，無力對人與自然界相互關係作出全面深層的思考。
1960年4月6日分管農業工作的中央書記處書記，國務院副總理譚震林在二屆全國人大二次會議上作了關於農業問題的報告，他對麻雀問題所作的說明是：「麻雀已經打得差不多了，糧食逐年增產了，麻雀對於糧食生產的危害已經大大減輕；同時，林木果樹的面積大大發展了，麻雀是林木果樹害蟲的‘天敵’，因此，以後不要再打麻雀了……」4月19日，修正後的《農業發展綱要》四十條經二屆人大第二次會議討論通過，向全國公布，其中第二十七條「除四害」中的「麻雀」改成了「臭蟲」，麻雀清零運動終於在全國範圍內正式叫停。
中國大地上二十億麻雀的壯烈犧牲，換來了世紀冤案的平反昭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