罌粟花又稱「鼓子花」，是從外國傳入中國的。（圖片來源：Adobe Stock）
罌粟原產於西亞阿拉伯半島、南亞印度等地。中國並不是罌粟的原產地，罌粟及其製品的鴉片都是從外國傳入的。
罌粟和鴉片從外國傳入
罌粟及其製品的傳入，始於唐代。《舊唐書》列傳載：「乾封二年（公元667年）拂霖遣使獻底也伽」。「拂霖」就是大秦，即東羅馬帝國，其中心位置約在今敘利亞。拂霖那時已成為阿拉伯帝國的一個省。
「底也伽」，古音為te ya ka，是當時西方的珍貴藥品，上等的「底也伽」產自伊拉克的巴格達。古代西方認為，「底也伽」是療效最佳的解毒藥，它由600種物質混製而成，這種丸狀藥的作用可解除一切中毒。「底也伽」的主要成分是：鴉片、龍延香、縮砂、肉豆蔻、肉桂等，其中最重要的成分就是鴉片。
唐代時，正在急速擴展中的阿拉伯帝國與中國的貿易往來十分頻繁，阿拉伯向中國派遣正式使者的就有37次。那時在長安、廣州、泉州等地經商的阿拉伯人不下萬人。阿拉伯人帶來了象牙、棉花、白糖、寶鐵等特產，也帶來了罌粟和鴉片。
曾是醫生的藥物 民間的補品
不久中國人就開始種植罌粟。由於罌粟花異常嬌豔，唐代人多將它作為觀賞植物。詩人雍陶在《西歸斜谷》中唱到：「行過險棧出褒斜，歷盡平川似到家，萬里愁客今日散，馬前初見米囊花。」這裡的「米囊」是罌粟的別稱。
罌粟在傳入中國的最初數百年裡，並沒有造成大的危害。這是因為當初很少有人吸食，罌粟主要被當作觀賞花卉和藥用植物。
進入宋代後，罌粟花又稱「鼓子花」，被用作妓女的別稱。原來宋人尚淡雅而不喜濃豔，故將豔麗的罌粟花形容姿容不佳的妓女。
這一時期，中國人對罌粟的認識更加深入，其種植也日益普遍。
宋代的醫家已用它來治病消災。在楊士瀛的《直指方》、王謬的《百一選方》、王碩的《易簡方》、林洪的《山家清供》等醫書裡，均以罌粟的殼蒴為治病妙劑。
著名詞人辛棄疾曾患有疾，後遇一異僧，以陳年罌粟加人參等製成敗毒散，吞下威通丸十餘粒，此後即癒。
金元醫家承宋朝傳統，已普遍用罌粟主治咳嗽及泄痢。到元初，忽必烈於1270年設廣惠司，專製阿拉伯藥劑。1292年，元人又設藥物院，所用之藥當然也包括罌粟。
罌粟不僅為醫家所重視，還得到了民間百姓的歡迎。人們普遍視罌粟子煮粥為大補之物。劉翰在《開寶本草》中記錄了這種習慣：「罌粟子一名米囊子，一名御米，其米主治丹石發動，不下飲食，和竹瀝煮作粥，食極美。」
將罌粟子稱作「御米」，我們可推斷它已進入皇宮，另一方面也可見其珍貴。
但宋代人已認識到了罌粟的副作用。《易簡方》記載：「粟殼治痢如神，但性緊澀，多令嘔逆，故人畏而不敢服。」元代名醫朱震亨對罌粟認識最深，他指出：「其止病之功雖急，殺人如劍，宜深戒之。」
可見元代人對罌粟的毒性已有深入的瞭解。從「殺人如劍」四字裡，可推測那時社會上已有不少因罌粟中毒而死亡的事例了。
儘管宋元時期，人們對罌粟的醫學功用已相當瞭解，但那時尚無「鴉片」之稱，也還不懂得鴉片的製法。直到明代成化年間，才有了製作鴉片的記載。名醫李挺的《醫學入門》，書中寫到：「鴉片一名阿芙蓉，即罌粟花未開時，用針刺十數孔，其津自出，次日以竹刀刮在瓷器內，待積取多了，以紙封固，晒二七日，即成鴉片矣，苧急可多用。」可以判斷，那時醫家已懂得採取罌粟液製鴉片，配作藥劑了。
明代人對鴉片醫學作用的認識，已達到相當的高度。根據李時珍的調查和實踐，鴉片可以用來治療各種泄痢、風癱、正頭風、痰喘、久咳、小兒慢脾風等20餘種病痛。從《本草綱目》來看，中國人對罌粟的認識，仍侷限於藥用的範圍內，鴉片尚沒有流變為癮君子之物。
鴉片之毒
元初，蒙古人遠征印度。那時印度已盛產鴉片，因此蒙古人得勝而返時，也帶回了大量的戰利品——鴉片。一時，「士農工賈無不嗜者」。這可能是中國社會流行服食鴉片最早的成文記錄。
明代時，儘管中國人已懂得從罌粟割乳漿取鴉片，但主要來源仍採自國外。當時的東南亞一帶，因西方殖民者的倡導，多種植罌粟。據史書記載，暹羅國曾進貢給中國皇帝200斤烏香，給皇后100斤，烏香即鴉片。直到民國時，有些地方仍稱鴉片為烏香。
由於進口的「烏香」急劇增加，明神宗萬曆十七年（1589年），鴉片首次被列入關稅貨物的範圍。隨著鴉片輸入的增多，民間漸出現了吃鴉片者。成化年間，已有街市上販賣鴉片的記載了。到了正德年間，在廣東、福建沿海，當地富紳地主食用鴉片已屢見不鮮。
故隨著食者人數的增多，鴉片的價格也直線上漲。有時竟至於一兩黃金換取一兩鴉片。明代後期，不僅民間食用鴉片日眾，而且在京城與宮廷也日益盛行。
鴉片令朝廷貴族為之傾倒，甚至連皇帝也不能免。徐伯齡的《蟑精雋》曾記載，明憲宗曾令臣下出而收買鴉片。而萬曆皇帝明神宗就是一個「鴉片皇帝」。他在朝48年，竟長年不理朝政。究其原因，乃是「中烏香之毒」。
由於長期吸毒，體質變壞，明神宗經常頒諭旨說：「朕自夏感受濕毒，足心疼痛，且不時眩暈，步履艱難。」他的性格也變得殘酷暴虐。
煙毒與日俱增
清中期以後，各地民眾已知罌粟果製鴉片之法，因此，為生產鴉片而種植的罌粟，便在各地普及開來。
道光年間，罌粟的種植從西南地區北上而傳入甘肅、陝西、山西等地，僅僅一二十年間，這一廣泛區域的農民「廢田而種罌粟，歲益浸廣」。
土煙氾濫的原因，除了民眾趨利之外，還有地方官吏的慫恿。在洋煙開始充斥之時，清政府內有人提出以土煙排斥洋煙的主張。
道光十四年（1834年），兩廣總督盧坤指出種煙的理由：「應弛內地栽種罌粟之禁，使吸煙者買食土膏，夷人不能專利，信銀仍在內地轉運不致出洋者」，以土煙之利奪洋煙之利。
由於持以土煙抵制洋煙的官員並不在少數，因此，儘管清政府有禁止內地種植罌粟的政策，但對於清廷的三令五申的拔苗禁煙令，不少地方官吏卻持面從態度，他們在許多文告中，將鴉片改稱罌粟花，將煙膏改稱芙蓉膏，以表示有別於外國的鴉片。
結果，在晚清1831年時，罌粟種植擴展到廣東、湖南、山西、陝西、浙江、福建等省，土煙與洋煙並行，加之土煙價廉，因此各地煙毒與日俱增。鴉片的氾濫，最終使中國蒙受恥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