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6年6月，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開始之際，紅衛兵、高中生和大學生揮舞著毛澤東主席的《紅色小書》，在北京街頭遊行。（圖片來源：Getty image）
1963年之後，階級鬥爭不斷升溫，階級路線也向「唯成分論」演變。「黑五類」子女，大學基本不收，重點高中也開始拒收。有的農村甚至連小學升初中也規定：「出身佔60分，表現佔20分，學習成績佔5分，其他佔15分。」1964年的高考，「黑五類」子女全軍覆沒。在高幹子弟進入哈軍工、清華等重點大學時，家庭出身「有問題」的學生卻踏上了「與工農相結合的革命道路。」據《無聲的群落》一書記載，1964年奔赴大巴山墾荒的2萬初、高中畢業生，絕大多數出身不好，其中不乏品學兼優的好學生，卻被擋在了大學甚至高中的門外。
1965年初，北京市發生了「四･六･八學潮」四中、六中、八中的部分學生，以幹部子弟為主，進行串聯，組織罷課。他們給中共中央寫了「進言書」，尖銳地批評學校領導不講階級路線，地主資產階級子女受老師賞識，而幹部子女卻受壓迫。北京市委被迫派出工作組，到這些學校去搞「四清」運動。雖然被他們批評的校領導遭到清算和撤換，但工作組並不認可學潮。彭真在對65屆大學畢業生的講話中說：「對家庭出身不好的還是重在表現。」「過去中共中央文件裡面，毛主席的文章裡面，都講團結90％以上，但第一個十條裡面就講團結95％以上。為什麼講團結95％以上？就是把地主、富農家庭的子女放在這個95％以內。」
在毛澤東醞釀發動「文革」之時，彭真這番話顯然不合時宜。「文革」中的紅衛兵譏笑他是「重在表面」。1966年3月20日，毛澤東在杭州會議上說：「學術界、教育界是資產階級、小資產階級在那裡掌握著……大、中、小學大部分都是被小資產階級、地主富農階級出身的知識份子壟斷了。」「這是一場嚴重的階級鬥爭」，「將來出修正主義的就是這一批人」。「這批人實際上是一批國民黨」。階級鬥爭的對象已經由地、富、反、壞、右擴展到了資產階級、小資產階級，甚至是出身於這些階級的知識份子。尤其令人震驚的是，毛澤東把這些人定性為「國民黨」。
四、六、八中的高幹子弟，其實早就從毛澤東對毛遠新、王海容的談話中，理解了毛澤東的這一思想。他們為了當好「革命接班人」，勇敢地起來造修正主義的反，堅決主張用「階級鬥爭這門主課」，取代文化課的學習。《換取五分的秘密》發其端，廢除高考的倡議終其成，四中的學生把階級鬥爭的矛頭對準了欽定的「國民黨」。用劉輝宣（禮平）的話說，他們是衝著國旗上的兩顆星去的。
毛澤東支持的清華附中紅衛兵，可以說是「四･六･八學潮」的翻版。他們批判地主出身的校長萬邦儒，批判重點依然是不貫徹階級路線。他們宣稱萬重用資產階級的子女，壓制幹部子弟。一位紅衛兵的家長如此分析：「這就是對我們的專政。他們早把我們恨之入骨，如果沒有黨和毛主席，沒有強大的人民解放軍，早把你們殺光了。這裡面有階級仇恨啊！」
毛澤東關心的是教育界的領導權，紅衛兵關心的卻是「接班人」的爭奪。在「黑五類」子女淘汰出局的形勢下，能與幹部子弟一爭的，只有兩顆星（特別是知識份子）的子女，而擊敗這些子女最有力的武器就是階級路線。還是那位家長，一語破的：「在你們這樣的學校裡，團結95％可能不太適當吧……對右派學生，你們心裡都有底，一個成分，一個文化大革命中的表現，就足以卡住他們，不讓他們升學，讓他們好好改造。」「在學校裡，這些人是改造不了的」。（引自《紅衛兵興衰錄》）
階級鬥爭不僅要年年講，而且要代代傳。於是，一副血統論對聯應運而生：
老子英雄（後改為「革命」）兒好漢，老子反動兒混蛋；橫批：基本如此
血統論籠罩京城
對聯一經產生迅速風靡京城，傳向全國。當年北工大的學生譚立夫說得好：「這副對聯一出來，就幾乎震撼了所有人的心弦。」的確如此，對聯讓不同出身的學生陷入冰火兩重天。幹部子弟在對聯的激勵下，充滿了神聖的使命感，迫不及待地想擔負起接班的重任。他們穿著褪色的軍裝，提著銅頭皮帶，四處尋找「階級敵人」。一位幹部子弟在清華大學辯論會上說：「天下是老子的父母流血犧牲打下來的，老子就是要坐天下。」他的話博得滿堂喝采。出身不好的學生，在對聯聲中卻是心驚肉跳。北京一中的「狗崽子」們被逼著一邊走，一邊敲鑼，一邊喊：「我是混蛋，我是資本家……」情同手足的同窗學友，轉瞬間變成不共戴天的階級仇敵。
有一種說法需要糾正，即中央文革是不支持對聯的。不錯，1966年10月中央工作會議上陳伯達批判過對聯，批判過血統論，但那是在高幹子弟利用對聯支持工作組之後。在紅衛兵用對聯衝擊修正主義教育路線時，中央文革可是一迭連聲地稱讚。7月27日，在展覽館召開大會，各校紅衛兵打著寫有對聯的大字標語步入會場，高呼口號：「老子革命兒好漢，老子反動兒混蛋！」江青一旁接道：「基本如此嘛！」
8月2日，關鋒在國務院接待室對群眾說：「有個口號：『老子革命兒好漢，老子反動兒混蛋！』……對這個口號到底怎麼看？我看這個口號基本是貫徹了階級路線的。」
8月4日在北師大一附中，有同學問陳伯達：「關鋒講話是否代表中央文革？」陳問：「講的什麼？」答：「關鋒說對聯基本精神是好的……對不對？」陳：「也對嘛，基本如此嘛！」
最權威的還是康生的講話。8月6日晚，在天橋劇場辯論對聯的大會上，康生說：「你們一切評論的、一切辯論的、本質的東西就是要不要階級路線的問題，而不是對聯要不要改幾個字的問題……你們到處奔走、到處呼籲、到處串聯、到處革命，就是為了這一階級路線——毛澤東的階級路線而奮鬥，我對你們很敬佩！」血統論的烈火是乘著階級鬥爭的東風才熊熊燃燒的。烈火中，「紅五類」出身的紅衛兵，先是在學校打黑幫、打狗崽子，然後衝上社會打小流氓，打地、富、反、壞、右，一場血腥的「紅色恐怖」就此拉開帷幕。
打人基本有如下形式：
一、批鬥會。8月4日，在北大萬人大會上，紅衛兵用皮帶抽打工作組組長張承先，開了批鬥會公開打人的先例。8月13日，在工人體育場召開批鬥小流氓大會，會議由中央文革小組副組長王任重主持。當紅衛兵衝進體育場毆打小流氓時，全場響起熱烈的掌聲，小流氓幾乎要被打死。8月19日，在中山公園音樂堂，四中、六中、八中的紅衛兵和北京市新團委、教育局聯合組織了一次批鬥黑幫分子的大會。這是一場為「四･六･八學潮」翻案的大會，發言者聲淚俱下，聽眾席群情洶湧，不斷有紅衛兵跑上前臺，掄起銅頭皮帶沒頭沒腦地抽打被批鬥者。臺上無人阻止，臺下齊聲叫好。原教育局領導孫國棟被打斷三根肋骨，李晨被打得頭破血流，八中副校長溫寒江渾身是血，昏厥在舞臺上。批鬥會上打人，殘酷程度當然比不上後來的私刑拷打，但卻有著非同一般的示範效應。因為是有組織進行的，所以它向社會昭示了一條「真理」：十六條以及報刊上的「要文鬥，不要武鬥」，不過是一紙空文，對群眾運動並無約束力。
二、校園游鬥。由於中央為北大「六一八」鬥黑幫事件平了反，所以各學校自發式游鬥盛行，中間還夾雜著班級或全校性的批鬥。游鬥、批鬥中，暴力成風。如四中的「八四武鬥」，全校的黑幫分子和反動學生統統被拉到校園游鬥，拳腳雨點般落下，淚水和血水灑滿校園。8月5日，師大女附中在游鬥中打死副校長卞仲耘，此後死人的事就不斷發生。8月17日，101中學打死教師陳葆昆。8月19日，外國語學校打死教師張輔仁、職員張福臻。8月22日，女三中打死校長沙坪、八中打死校長華錦。
被打的不光是黑幫，還有學生。8月25日，師大女附中初三四班開會鬥爭「狗崽子」，十個出身不好的學生站在教室前面，一根繩繞過脖子把她們拴在一起，有人動手打，有人向她們潑墨水。北大附中「紅旗」則統一部署在全校對出身不好的學生進行鬥爭。初三五班就有十幾名同學遭到毒打，這些學生當時只有15歲。
三、「破四舊」。8月18日毛澤東接見之後，紅衛兵衝向社會「破四舊」，抄家、打牛鬼蛇神。打擊的對象很寬泛，地、富、反、壞、右之外，還有資本家、小業主、文教界人士、學術權威、民主人士、有歷史問題的人以及流氓。如果說，打老師和同學還有所顧忌，那麼打這些人可就肆無忌憚了。打人方法五花八門：皮帶抽、木棍打、開水燙，鋼絲鞭、刀劍……
四、私設監獄。從6月份開始，各中學都設立了勞改所，專門收容揪出來的黑幫分子、反動學生以及「狗崽子」。「破四舊」以後，勞改所也收從校外捉進來的「階級敵人」，遂成為變相監獄。最典型的就是六中的勞改所。它是由音樂教室改造成的，有看守室、刑訊室、男牢、女牢，上設值班崗樓，安有警鈴、探照燈，所內置有長、短刀、術槍、皮鞭、彈簧鞭等，日夜審訊拷打「犯人」。臨獄牆上，有先用紅漆塗寫、後又用人血描摹的「紅色恐怖萬歲」6個血淋淋的大字，陰森恐怖至極。這所監獄先後打死過3人。四中紅衛兵則將教工食堂改造成「刑訊室」，食堂連接一個很窄的小巷，十分隱蔽，外面聽不到受刑者的號叫。一中的勞改所是由菜窖改造的，在那裡打死過13人。此外，二十五中的「教育室」、十三中的「紅色刑訊審」等等，名稱不一，性質相同。
學校之外也有監獄，最著名的是吉祥劇院和東安市場（當時改名東風市場）。凡各校紅衛兵抓到的「牛鬼蛇神」，想讓他們死、自己又下不了手的，都可以送去。
「劣等血統」的人隨時都有喪命的危險，那種恐怖與痛苦，經歷過的人無不刻骨銘心。
錯失挽救的時機
在瘋狂的「紅八月」，曾經有過幾次阻止事態惡化的努力，可惜都被否定了。
第一次是8月6日。在天橋劇場關於對聯的辯論會上，清華附中、人大附中、北航附中的紅衛兵發出《緊急呼籲書》，呼籲「立即採取有效措施，嚴格制止亂打人。」儘管他們的矛頭主要指向打紅衛兵的所謂「流氓」，但也對打人的紅衛兵進行了婉勸。康生當場表示讚揚。據穆欣講，王任重把《呼籲書》送給周恩來，建議公開印刷，廣泛張貼。周又呈送江青、毛澤東。大家都圈閱後，由陳伯達批交「文革」小組辦公室印發。當穆欣印好並在八屆十一中全會上散發時，卻遭到江青和毛澤東的反對。穆欣分析，原因可能是《呼籲書》和會上正遭批評的「中央八條」精神一致。
8月23日，毛澤東在中央工作會議上說：「我看北京亂得不厲害，學生開了10萬人的大會，把凶手提出來，驚慌失措。北京太文明了，發《呼籲書》。流氓也是少數，現在不要干涉。」
第二次是紅衛兵衝上社會之後，毛澤東找吳德聽取「破四舊」情況匯報。吳德說：
當時林彪等人也在場。我在匯報前的想法是想向毛主席反映一些真實的情況，剎一剎這股風。我匯報說市委沒有力量控制局面，解決不了「破四舊」產生的混亂局面。我的期望落空。雄才大略的毛主席，以他超乎常人的思維方式緩緩說：北京幾個朝代的遺老沒人動過，這次「破四舊」動了，這樣也好。林彪也說：這是個偉大的運動，只要掌握一條，不要打死人。
其實，類似毛澤東的想法，在高層領導中普遍存在。
一位副總理對農業大學黨委指示：「要青年學生鬧一鬧，因為自1949年解放以來，城市就沒有大鬧過。不大鬧一下，怎麼能把那些壞人清出來呢？」
另一位副總理對糧食部人員談話說：「解放十幾年來，資產階級對無產階級專政是不服氣的。這次出現了紅衛兵，紅衛兵一起來，來個橫衝直撞，又打、又鬥、又抄。這次資產階級服氣了（雖然心裡有些不滿），資產階級才真正知道無產階級專政的威力。」
一位老帥在接見13個藝術院校、團體師生代表時說：「有些極反動的傢伙，十多年來天天罵我們黨，罵我們毛主席，左鄰右舍都知道，恨死他們了，但誰都不敢動他，這一會小將們就把他們揍死了。可能違反一點政策，可是更大的利益是掃除了壞人，掃除了我們社會上的垃圾。」
倒是林彪的說法，貌似附和，實含暗諫，因為他不可能不知道，那時候已經「打死人」了。
第三次，吳德是這樣說的：
北京市是在1967年春開始武鬥的，那時武鬥死亡最多的一天，根據火葬場的統計是70多人……我很緊張，寢食不安。我去找公安部長謝富治。我談情況時，謝富治也顯得很緊張，神色驚疑。我們認為要制止這種情況。謝富治說：由公安系統、市委分別發出通知，要求不准打死人。
我們市委的稿子還沒發出去，當天夜裡2點鐘，謝富治打電話找我去。我去後他對我說：公安系統似的稿子送給毛主席了，毛主席批評了。大意說：你們還是想壓制群眾，文化大革命剛開始發動，你們不能像消防隊救火一樣。這樣，混亂的局面就無人敢加以制止了。
此段記述時間有誤，1967年春北京沒有打死那麼多人，而且吳德接著又說：「不斷傳來打死人的消息使我發愁。10月份我又找到周總理和中央文革小組……一直到11月18日……中央文革小組才同意市委發布《重要通告》。」
北京市委的《重要通告》是1966年11月18日發出的，通告嚴禁私設拘留所、私自抓人拷打。1967年的死人事件不可能1966年發通告制止。從火葬場燒人的情況看，吳德說的應該是1966年8月下旬的事。
《重要通告》發出的第二天，中央文革的人分別到六中、東安市場等地取締私設的監獄。據戚本禹講，他帶《解放軍報》記者連夜趕到東安市場，那裡還在打人。一個「女流氓」被鞭子抽得血肉橫飛，一鞭下去，白肉都會翻出來。他們命令紅衛兵放人，「牛鬼蛇神」都跪在地上喊「毛主席萬歲」！事後，軍報記者曾寫一報告，擬送呈毛澤東。陳伯達看了說：「太陰暗，不能送。」就壓下了。
（未完待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