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澳洲投誠的前中共特工王立强。（攝影：夏紫云/看中國）
2005年《紐約時報》報導說，中共駐澳大利亞外交官陳用林提出「政治庇護」事件，掀起軒然大波，不僅因澳政府被批評處理不當（拒絕了政庇，但同意其申請保護居留簽證），還因陳用林披露，中共在澳國間諜多達一千人。澳洲人口才兩千萬（少於臺灣），中共卻要派這麽多的特工到該國活動。
作為中共駐澳大使館一等政治秘書，陳用林當然知道不少內情。他說這些特工不僅收集情報，還監控當地華人，尤其是法輪功及異議人士等，有時還採取綁架行動。
在陳用林事件之前，前天津國安局官員郝鳳軍也在澳洲披露，中共在加拿大的特工超過1000名，主要在多倫多和溫哥華兩個華裔較集中的城市。加拿大《環球郵報》報導說，在國安局已任職十年，後在該局監控法輪功的特殊部門「610辦公室」工作的郝鳳軍，今年初持旅遊簽證到澳洲而申請了難民保護。加報引述前「加拿大安全情報部」亞洲事務主管卡特蘇亞（M.J.Katsuya）的評估說，「郝鳳軍的說法是可信的。」
澳加兩國加起來才五千萬人口，中共如果派遣二千特工的話，那麽對人口是澳加的六倍、又被中共視為「主要敵人」的美國，要派多少特工？
早在1997年，《華爾街日報》記者費爾卡（John Fialka）在其研究中共間諜活動的專著《沒有硝煙的戰爭》中指出：「現在中國安全部派遣到美國的間諜數量，已超過冷戰時蘇聯克格勃派遣特務的高峰期。」中共國安部的英文縮寫MSS（Ministry of State Security），現在比原蘇聯克格勃的英文字頭KGB在美國更有名。
美國《新聞透視》報導說，中共特工在美國進行「地毯式」的情報蒐集，即使大學的博士論文也不放過。「尤其是關於密碼分析、雷達和電腦系統控制導引、以及導彈失敗和燃料質量等相關博士論文。據美國連鎖複印公司Xerox的報告，有人曾通過該公司把一百多部美國大學的博士論文複印運到中國。」
《亞太郵報》（The Asian Pacific Post）2003年8月8日以「美加有中共間諜公司3500家」為題報導說，美國聯邦調查局局長穆勒（Robert Mueller）在國會作證說，中共在美設有3000家空殼公司，其真正目的是收集美國情報。每年成千上萬進入美國的中國訪客，很多帶有為中共收集情報的任務。在加拿大，這種中共空殼公司約三到五百家，受北京的直接或間接控制。
在美國主流媒體中，對中共間諜和軍力深有研究的是《華盛頓時報》軍事記者葛茨（Bill Gertz），他幾年前出版《中國威脅：中共如何攻擊美國》一書說，美國聯邦調查局追查六名中共特工，但一直沒有破獲潛伏在美國政府內部、能接觸到極機密情報、代名為「馬」的資深中共間諜。
上個星期，葛茨在《華盛頓時報》發表了關於中共竊取美國情報的專題報導，引用美國聯調局反情報行動主管薩迪（David Szady）的話說，中共正對美國進行全面的情報竊取，包括各類機密和軍事科技相關情報。一般需十年左右的武器系統研發進程，中共在取得美尖端科技情報後，可將其縮短為兩到三年。據美方的資訊，中共在美設有多達3200家空殼公司，其中多由與中共軍方關係密切的團體經營，主要收集美國軍事科技等各類情報。
間諜是人類自古有之，2002年在華盛頓揭幕的「國際間諜博物館」（International Spy Museum），展室中間就放著中國古代兵法家孫子的書，美國人把孫子視為最早重視收集軍事情報的間諜戰鼻祖和理論權威。不要說冷戰時期美蘇進行間諜戰，即使今天在民主國家之間，也常因間諜發生糾紛；連美國鼎力支持的以色列，也在美國發展特工，曾給以色列做間諜的美國軍官波拉德（John Pollard）1986年被判無期徒刑，迄今還在服刑，即使以色列總理多次請求，美國也不赦免。僅僅兩天前，紐西蘭和以色列因間諜問題而僵持的外交關係才告緩和。雖然現在美國把中共列為主要間諜威脅，但美國情報官員也指出，除中國外，俄國，日本，法國，印度以至美國的親密盟友英國，也在刺探美國的情報。
特工各國都有，但中國的特工和世界其他國家至少有四個不同之處：
第一，中共海外特工多是華人，因中國國安部更傾向在華裔中發展特務。美國反情報和安全研究中心分析處主任摩爾（Paul Moore）認為，「這是中國和俄羅斯以及主要西方國家在情報蒐集上的一個明顯區別。俄羅斯針對美國採取的情報行動，他們使用的間諜有四分之三都不是俄羅斯人。而中國對美國進行情報蒐集的時候，100次裡大約有98次都是利用華人來進行。」
美國反情報分析專家艾蒂米德斯（N.Eftimiades）在其《中共情報活動》一書中說，中共國安部利用兩種理由在華裔中招收特工，一是利用他們的民族感情，喚起他們幫助祖國強大的責任心；二是暗示他們如不合作，他們仍在中國的家人會受到連累。第二種方式效果較大，是迫使他們同意服從的強有力的動機因素。從1985年至今美國抓獲的所有中共間諜，全部都是華裔，沒有一個是純粹的外國人。
第二是中共採取「大躍進式」的人海戰術，在情報蒐集上採取「廣種薄收」的策略，即利用很多人員來蒐集數量有限的情報，以求積少成多。上述美國反情報專家摩爾在接受美國之音記者採訪時說，「中國的情報蒐集活動很多，但是這些活動有很多並不很專業，所以他們的效率不是很高，因為有太多人參與，他們會得到很多支離破碎的情報。中國從美國蒐集的資訊總量很大，這對美國是個問題，但是中國的蒐集方法對他們自己來說也是個問題。」
由美國國防部下屬的安全行動辦公室（IOSS）不久前編寫的《諜報威脅手冊》中的報告指出，儘管中共在情報蒐集上使用的人海戰術缺乏效率，但是由於投入的人數眾多，因此也可能會導致美國的司法和反間諜部門在應對的時候缺乏良策。
第三，和其他國家的間諜更大不同的是，中共的海外特工還負責監控當地華人，尤其是法輪功及異議團體等。
1989年六四屠殺後一個月在洛杉磯召開的「中國民聯」代表會議上，民聯成員邵華強在會上「倒戈」，坦白他是中共國安部的特工，因六四屠殺，改變了想法，決心脫離中共（邵隨後被美國聯調局人員帶走）。
共產黨在民運組織中發展特工，早已不是秘密。東歐共產政權垮臺後的警察檔案不斷證實這一點。《紐約時報》知名的研究共產國家和中國問題的專家波恩斯坦（Richard Bernstein）今年1月14日發自華沙的專題報導說，波共秘密檔案證實，「波蘭團結工會」地方領導人朱茲克治科（Marian Jurzczyk）、曾擔任「自由歐洲電臺」（RFE）波蘭語部主任的納科德（Z.Nakder）等，都曾給共產黨做過特工。最令人吃驚的是，去年發現的警察檔案顯示，曾任「團結工會運動」對外發言人、像電影明星般的知名異議人士涅扎碧妥斯卡小姐（M.Niezabitowska）也曾與波共合作，她在警察局檔案的秘密代號是Nowak。
東德的情況也是這樣，曾是著名異議詩人、音樂家，也是東德民運主要人物之一的安德森（Sascha Anderson）前年被發現原是共產黨的情報人員。東德政權垮臺時，有16000袋秘密檔案沒來得及銷毀，只是用絞紙機剪成碎片。2003年7月17日《紐約時報》報導說，德國利用美國Hewlett-Packard電腦公司發明的紙片文字重組軟體，已把文件復原，由此發現了這個「異議詩人」的真面目。該電腦軟體的重組準確率達80％，能復原70％的碎片文件。
中國海外民運組織雖然也在「抓特務」，但雷聲大雨點小，成效不大，畢竟很難拿到證據。但原東歐國家的情況證明，那些曾給共產黨做特工的秘密檔案，遲早都會被挖掘出來。
近年來，中共海外特工的另一個重點是監控法輪功團體。加拿大追查迫害法輪功組織的楊凱文向媒體披露，很多法輪功學員被中共列入黑名單，被電話騷擾和跟蹤，不少人回國被抓。法輪功學員朱穎在回國探親時被綁架，公安人員告訴她，加拿大每個法輪功學員的情況都在他們掌握之中。
前天津國安局官員郝鳳軍提供給媒體的情報顯示，中共特工居然詳細掌握多倫多法輪功學員葉映紅計畫在當地開一家通訊公司的情況，該文件標明「報：劉副部長；送：中央防範和處理邪教問題領導小組辦公室，外交部辦公廳。」加通社報導說，共有八個類似記錄由郝鳳軍提供給了當地媒體。
據報導，當年39歲的葉映紅是加拿大公民，九十年代初來加，在「安大略大學」學習電腦。葉看到自己的私人資訊在情報中出現，驚訝地說，「不知他們是如何搞到（這些情報），他們對我們的監視真利害呀！」加通社還披露，監視加拿大法輪功學員的情報部門代號F101，郝鳳軍用數位存儲設備帶出數百份秘密檔案。
最後一個不同是，那些給中共做特務的一旦在海外被抓獲，北京當局一概不予承認（是自己的特工），這是世界間諜史上少見的。即使是共產蘇聯，當年也和美國交換各自被抓的「間諜」。美方迄今抓獲的最著名的中共間諜，是潛伏在中央情報局達30年之久的金無怠（Larry WuTai Chin），他曾把美國很多最高保密等級的文件偷拍成微型膠卷，秘密交給中共方面，即使到他1981年退休，也沒被發現。後來中共國安部官員俞強生叛逃到西方，才使金被捕。
雖然該案當時在美國公開審理，但中共方面始終不承認金是他們的特工，並否認和金有任何關係。金在等待判決期間接受中文報紙採訪時，還呼籲中共拿魏京生作籌碼交換他出獄。當得知中共對他矢口否認後，完全絕望，最後在囚室內用塑料袋包頭，用鞋帶勒緊，窒息而死。當時訪問他的記者陳國坤（現紐約《自由時報》總編輯）曾向筆者描述過他們當年採訪金無怠，以及金的絕望情形等。因此那些為中共做特工的，只有準備好為黨國獻身，而且還要死得「不明不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