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年1月22日，新聞節目播出習近平畫面（圖片來源：JADE GAO/AFP via Getty Images）
【看中國2022年2月2日訊】中國很多學校的牆面上，都會貼著前蘇聯作家高爾基（Maxim Gorky）的名言：「書是人類進步的階梯」。但在這個「世界第一出版大國」裡，黨規定著「階梯」只可以通往哪個方向。
歐威爾（George Orwell）名作《1984》中，主人翁溫斯頓供職的真理部，從事著在字典裡刪除特定詞語，反覆修改歷史以使之符合現實政治需要的工作。這樣的故事眼下正在中國真實發生。無論統一中小學生的教材，壟斷意識形態和經典論述，還是限制人文社科書籍出版，避免各種噪音魚龍混雜，「鐵幕」前發生的這一切，都在「老大哥」習近平登臺後，變本加厲進行著。
我和媽媽用積木搭了一個摩天輪
我們用旋轉摩天輪的方法
測量每一個面的重量
重的會落在下面
輕的會留在上面
轉的時候
摩天輪突然停了下來
然後又轉回去
我知道
它停下來的時候
一定是在思考
到底哪個面比較重
在上海一所小學念三年級的豆豆（化名），在作業裡寫下了這樣一首頗有靈氣的詩。他的「80後」媽媽杜雲（化名）看了兒子的作品，也是喜出望外，分享給了好幾個密友，並得到了不少稱讚。
但杜雲也清楚地記得，自己上一次向朋友們分享與兒子有關的文字內容時，心情卻是充滿了憤怒。那是豆豆小一下學期的事情，他正在讀語文課本裡一篇名叫〈吃水不忘挖井人〉的課文。
小學課本裡的個人崇拜與血腥
〈吃水不忘挖井人〉
瑞金城外有個村子叫沙洲壩，毛主席在江西領導革命的時候，在那裡住過。
村子裡沒有水井，鄉親們吃水要到很遠的地方去挑。毛主席就帶領戰士和鄉親們挖了一口井。
解放以後，鄉親們在井旁邊立了一塊石碑，上面刻著：「吃水不忘挖井人，時刻想念毛主席。」
正文後註釋說：本文根據〈我們偉大的祖國〉改寫，原文刊載於1951年10月12日《人民日報》。
類似的憤怒，她之後還要經歷很多次。隨著兒子長大，這些類似於臺灣學生當年在國文課本上看到「先總統蔣公小的時候看魚逆流而上」的故事，不斷地在中國中小學生的語文教科書中出現，像是二年級上的〈朱德的扁擔〉、四年級上的〈為中華之崛起而讀書〉、四年級下的〈黃繼光〉、六年級上的〈開國大典〉、〈狼牙山五壯士〉等。這些課文的共同點在於，以中共的領導人或官方定義的「英雄人物」為主角，字裡行間流露出對個人崇拜的暗示，不但內容的真實性無法考證，而且常與戰爭相關，內容殘酷血腥。
當然，並不是所有的課文都如〈吃水不忘挖井人〉這樣，赤裸裸地對小學生進行「黨化教育」。大部分課文尚屬適合孩子閱讀，但在節選和刪改之中，也有眉角。在出版社擔任編輯的沙晶（化名），有次看到女兒的三年級語文課本中有一組名為〈昆蟲備忘錄〉的課文，並註明「本文作者汪曾祺，選作課文時有改動」。已故作家汪曾祺文筆細膩動人，其作品近年在中國頗受推崇。出於好奇，沙晶翻閱了原文，想看看「改動」在哪裡，竟然發現其中第二篇介紹瓢蟲的〈花大姐〉中，作者原本寫著：
⋯⋯瓢蟲是做得最精緻的昆蟲。
「做」的？誰做的？
上帝。
上帝？
因為出現了「上帝」二字，由此以降的一大段，在選入教材時，都被刪除了。
中共黨章強調，以馬克思列寧主義等「作為自己的行動指南」，因唯物主義、無神論的特性，在黨國體制之下，不可能容許「上帝」被寫進教科書。「對比一下竟然發現了這樣的玄機，」沙晶說，「不過也因為這件事，讓我有機會提醒孩子：光看教材是不夠的，看書一定要看原文。」
「有時候，我忍不住會對豆豆說，不要迷信教科書，不要迷信老師。但又會擔心他童言無忌，在學校公然講這些話。也想過要不要教他區分場合，有些話只能在家說，不能在學校或者別的地方說，但這又是在教他兩面三刀，對孩子也是一種傷害，」擁有中國某名校文學碩士學位的杜雲說，作為「對抗」，自己只能鼓勵兒子多閱讀課外書籍，抱持好奇心和質疑精神，才能寫出「摩天輪」這樣有童趣的文字。
「難以想像，21世紀都已經20幾年了，中國在很多方面看起來已經非常進步了，我們的孩子卻在念著1951年黨報《人民日報》上的文章──30年前，我們小時候都不會去讀的老掉牙的課文。」
全中國統一教授部編教材，文史政意識形態高度集中
其實，至少從1990年代開始，中國就持續有調整語文教材內容、避免其淪為「政治課本」的聲音，並形成了一定程度的公共討論。因為這些呼籲，也推動了教材內容一定程度的改善，與國家領導人和「英雄人物」有關的課文逐步減少。「去政治化」的同時，語文教材也加強了文學性，增加適合學生閱讀與提升中文能力的中國當代作家的作品。
但這個在1990年末與2000年初的趨勢，在進入「十三五」後，發生了極大的反轉。2019年5月14日，中國教育部正式發出通知，要求從當年9月起，九年義務教育中的語文、歷史、思想與法治（即政治）等課程，必須全國統一使用所謂「部編教材」。普通高中的三科統編教材已於2019年正式投入使用，目前覆蓋20個省區市，2022年預計將實現所有省分「全覆蓋」。
於方（化名）是一家省級「重點中學」的語文老師。說到這套自己和學生們使用了兩年的部編教材，她脫口而出：「最大的特點就是意識形態高度集中，幾乎每學期的第一課都是偉大領袖（毛澤東）的文章，包括〈沁園春．長沙〉等，有一種文革時期讀‘老三篇’和‘紅寶書’的感覺。」
此前的幾十年時間裏，編寫、選擇教科書的權力至少下放到省，各省所用的教材均不盡相同，比如北京等地用「人民教育出版社版（人教版）」，江蘇用「江蘇教育出版社版（蘇教版）」，上海用「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版（華師大版）」等。有些省分還有多套不同的教材，只要能夠對接高考，學校甚至有自行決定使用何種教材的權力。現在這套全國統一後的語文教材，雖然仍是由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但於方將之稱為「更變態的人教版」，對比編者名單，也和以前的「人教版」有所不同。
「相比意識形態，我覺得語文課文最重要的是文學性、思想性，恩格斯（Friedrich Engels）的文章有些寫得也很好，未必不可以作為課文。至於意識形態任何文章都難免會有，哪怕你讀韓愈的文章，也可以說有某種意識形態。但選擇語文課本的標準僅僅是‘政治正確’的結果是，大部分課文文學性不佳，邏輯性不強，缺乏思想深度，也不能幫同學拓展視野。」於方供職的學校，入校的標準約為所在地區中考前1%的學生，為了課程內容適合整體水平較高的學生，老師必須在課堂上增加補充閱讀的內容，「但即便是普通學校的高中生，也不應該念這種掃盲班程度的課文吧。」
「所以拿到這套教材之後，很多語文老師的第一反應是‘罵’，然後想到的是到底該怎麼教？」於方上中學的年代，在她所供職的學校裡，語文課本選了李瑞環等國家領導人的文章，老師通常會覺得沒有什麼可講的，就直接跳過了，「但相比現在的教材課本那些作為政治人物的作者，李瑞環已經絕對算是開明派了，大概文筆也比他們好很多。」
同時也是文學博士候選人的於方表示：「以前這樣的情況也有，但比較少。比如語文課本中選入了一篇課文〈春天的故事〉，是一首鄧小平和改革開放的歌曲，歌詞為‘1979年，有一位老人，在中國的南海邊畫了一個圈⋯⋯’，一般老師會讓學生把整篇文章讀一遍，這一篇課文就算上過了。遭遇更多質量不盡人意的課文之後，很多老師只能把這樣的辦法發揚光大。」她解釋，這樣做的目的，是為了避免被別人詬病：「這個老師上課怎麼都不講政治？」
唯一讓這些一線語文教師感到慶幸的是，「至少考試的時候，並不會考這些亂七八糟的課文──因為那些出考題的人，也不知道這樣的課文裡面有什麼知識點可以考察。」
但相比於語文，與實際形勢關係更緊密的歷史、政治教材就沒有這樣「幸運」了。2017年12月審定、2018年2月第一次印刷的部編歷史教材八年級下冊，將原教材中〈文化大革命的十年〉一章，改成了〈艱辛探索與建設成就〉。於方說，如果在歷史高考中出現了相關的題目，學生的回答必須是「十年艱辛探索」，若寫「文化大革命」或者「十年動亂」、「十年浩劫」，其結果注定只會被打上一個紅色的大叉。
教科書外的世界：限縮圖書總量、加強出版審查
進入21世紀之後，中國每年出版的新書保持在20萬種以上，穩居「世界第一出版大國」。面對浩如煙海的新書，中共當局當然也無能力逐一審查。事實上，早在1949年11月，《出版總署最近情況報告》中即指出：
「對於改進書刊素質並防止反動宣傳問題：擬不採取事前檢查制度，而採取事後審查制度。」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對書籍內容的出版管理基本是「事後審查」。但教科書是一個特例，因為承擔著形塑青少年「三觀」的重任，每一冊都會特別受到審查。2019年3月，中國開始實施「圖書質量審查」。「這兩三年來，這種質量審查的範圍加大了，除了教材之外，社科類圖書也成了重點關注的對象，會以大約10%的比例被抽取，進行質量審查，」在一家國營出版社擔任副總編輯的胡曉（化名）透露，審查非常嚴格，之前自己所在出版社的項目中，甚至遇到過索引頁碼標注錯誤，被挑出來的情況。按照中國原新聞出版總署2004年發布的《圖書質量管理規定》，差錯率高於萬分之一，即為不合格。
因為有了這樣的經驗，也讓胡曉不得不進行一些技術性處理，比如她近期處理關於空間的文化研究、社會分析的書籍，以往的慣例是申請社科類書號，現在她要求部屬申報時全部改成科技類，以躲過極其費時費力的審查。「麻煩還只是一方面，如果審查被判定為不合格，真的會縮減下一年給我們的書號總量。」
去年6月，一篇名為〈再出重拳，嚴控出版品質，出書更難了！〉的網路文章流傳甚廣，上頭寫著：
「2020年，有關部門再度出手，嚴控出版品質⋯⋯如果被新聞總署抽查到不合格的圖書，該出版社的書號供應量會遞減15∼30%。」
胡曉表示，上述說法基本屬實。事實上，中國政府對於出版進行控制的手段，除了加強審查之外，就是開始限縮總量。從2017年開始，中國全年出版的新版圖書品種與印數，首次雙雙下降。之後幾年，新書縮減情況一直持續。
這背後除了紙品價格上漲、部分印刷廠關停等影響，最主要的還是政策。2019年即有相關文章指出：
「從2017年起，國家對出版選題、出版品質等控制得特別嚴格，是20年來最嚴格的。內容敏感、問題複雜，尤其是屬於國家重大題材的書稿，審稿週期長，出版難度大。」
曾長期在國營出版社工作，現在一家民營圖書出版公司擔任主管的楊驀（化名）透露：「比如一家有一定規模的出版社，原來每年的‘額度’是200個書號，如果用完了還是可以再去申請。但現在規定變了，可能就只給你150個書號，用完了就沒有了。這兩年就開始出現這樣的情況，10月左右出版社把書號用完了，還沒出的書只能等第二年再去申請書號。」
不能使用的「極限詞彙」，和「虛無」的問題書籍
「最近又有新的招數來折騰我們，」長期擔任人文類書籍編輯的秦翰（化名）指出，2021年官方又以嚴格執行《廣告法》為名，嚴查書籍封面和內容中「極限詞」的使用，「不但‘第一’、‘首個’、‘世界級’等不能隨便使用，對於國家領導人、地圖、民族宗教問題等，也都要求得更加嚴格。以往這方面的要求主要用在報紙的管理上，現在把對書籍的要求提升到了和媒體差不多的程度。」
「這其中也透露出很多信息，比如對港澳臺、新疆、西藏、內蒙古相關的，都查得很嚴格，說明瞭政府關注的重點，」楊驀感慨，「出版本來就已經不賺錢了，我真的覺得這樣管下去，整個行業要完蛋了。」
與嚴控圖書出版一體兩面的，是愈來愈頻繁地查禁「問題書籍」。
在中國統稱為「禁書」的官方行為，其實包括了一系列程度相差極大的措施：最輕微的甚至並不下架，只是禁止再版；再嚴重一些的，可以禁止其在實體店和主要網路平臺（包括京東、噹噹、中國圖書網等）銷售，但在淘寶和中國最主要的二手書網路交易平臺──孔夫子網等地方，依然可以買到，只是價格已經漲到了數倍於定價的程度。最嚴重的，則不僅實體書店禁售，而且網路上幾乎完全找不到該書訊息，彷彿不曾存在過；主管部門還會要求出版社將未售出的書籍從各通路全數召回、集中銷毀。最最嚴重的情況下，出版了該「問題書籍」的出版社，會受到處罰，責任編輯和主管都可能被「處理」。
進入21世紀，中國最著名的禁書事件發生在2007年，時任新聞出版總署副署長鄔書林在一次會議上宣布，禁止發行章詒和《伶人往事》、胡發雲《如焉@sars.come》等8本內容「越線」的書籍。此事被曝出後，曾引起了不小風波。被推上風口浪尖的鄔書林連連否認「禁書」之事，主管部門也在很長一段時間裏低調行事。
如今看來，當時措施算是相當「溫柔」。很長一段時間，章詒和的《往事並不如煙》、《伶人往事》仍能在書店甚至書展購買，網上價格也是平價，讀書網站上的條目都完好無損。之後較長的時間裏，出版在相對自由的狀態下進行，不時有「尺度」較大作品出現，因為並未被事後追責，出版社的膽子也漸漸大了。直到2016年出現又一次轉捩點。
當年5月，廣西檢察院在其官方微博發布消息稱，「以涉嫌受賄罪對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集團原董事長何林夏（正處級）決定逮捕，案件偵查工作正在進行中。」2年多後，何林夏被判刑10年。
此前數年，廣西師大出版社推出了不少品質甚佳的書籍，社長何林夏、總編輯劉瑞琳讓該出版社成為一個響亮的品牌。當時在該出版社任職的查勤（化名）透露，「出事」時間其實早在2015年11月，「因為出了兩本書，一本是記錄片導演張讚波的《大路》，講動遷造高速公路的事情，其中還涉及到了已經倒臺的原重慶市委書記薄熙來，另一本是《紅太陽是怎樣升起的》作者高華的遺著《歷史學的境界》。高華是‘名單’上的人，他的書是不可以出版的。」
「發生了這件事之後，廣西師大的書都被嚴查。」劉瑞琳被撤職，何林夏被抓，這家風光一時的出版社也漸漸暗淡了下去。
同樣是在2016年，大批與蘇聯、東歐前社會主義國家相關的書籍被禁。一份網路名單顯示，這一批疑似被禁的共20多本書，包括多本索爾仁尼琴（Aleksandr Solzhenitsyn，臺灣譯為索忍尼辛）傳記、古拉格群島（指蘇聯時期的「勞改營」）相關書籍、曼德施塔姆夫人的兩本回憶錄，甚至連諾貝爾文學獎得主、白俄羅斯記者阿列克謝耶維奇（Svetlana Alexievich，臺灣譯為亞歷塞維奇）的一些作品，也因傳言被禁，售價一度漲到人民幣三位數。其背景或可追溯到2013年，剛剛上臺不久的習近平強調，必須深刻記取前蘇聯解體的歷史教訓，並唏噓蘇共「亡黨亡國」時，偌大一個黨「竟無一人是男兒」。
一位出版社編輯透露：「其中有幾本是我們社出的，當時的要求不僅是下架，而且所有書都要回收、銷毀。那兩本書網上的售價已經炒得很高了，有朋友托我買，我本來也覺得沒什麼問題，就答應了。結果竟然連員工都不許賣，只能全部搗成紙漿。」
更令人震驚的是，曾接連有網友在中國最權威的讀書網站豆瓣發文稱，自己因在網上買了《古拉格之戀》等書，招致警察上門，要求交出書籍，書的賣家更傳被立案偵查。
隨著中國共產黨百年誕辰臨近，習近平和中共再次高調反對「歷史虛無主義」，稱：「一些人把歷史當作‘任人打扮的小姑娘’，有的誇大黨史上的失誤和曲折，肆意抹黑歪曲黨的歷史、攻擊黨的領導、詆毀黨的領袖⋯⋯」反對「歷史虛無主義」的淵源至少可以上溯到2013年，中共內部傳達的言論管控政策「七不講」，其中之一即「中國共產黨的歷史錯誤不要講」。
所有和中共官方口徑的「四史」不同的歷史研究、文學作品，都可能被扣上「虛無」的大帽子，而遭到封殺。疫情中被「小粉紅」指責為「陰陽怪氣」的武漢作家方方，根據「土地改革運動」真實故事創作的小說《軟埋》，曾於2016年由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但如今，這本書的簡體版在網路上根本搜尋不到。今年5月，豆瓣網站上不但刪除了持解構「中華民族」觀點的歷史作者劉仲敬的全部作品，搜索他的名字甚至會出現一行字：
「根據相關法律法規和政策，搜索結果未予顯示。」
美國人文書書號難申請，引進臺港作者要審「錯誤言論」、「查三代」
嚴苛管制之下，中國本土作者的創作也受到了影響，新書之中的佳作，大多來自境外作者。以豆瓣每年發布的讀書榜單來看，2019年的十大「高分圖書」中，作者為中國籍的只有2本，2020年則僅1本。更顯諷刺的是，2018年，該網站評出的最佳中國文學作品出自兩位臺灣作家──龍應臺的《天長地久》（非小說類）和林奕含的《房思琪的初戀樂園》（小說類）。
但對出版社來說，引進版權也存在著不小的風險。2018年中美貿易戰開打以來，兩國在各領域針鋒相對，2019年年中，一些出版社陸續接到上級的最新指示：美國籍作者的書要延遲出版。按近年新聞出版系統慣例，新規口頭傳達，沒有白紙黑字。
由此引發業內一系列效應，像有些編輯以往主做美國書的版權引進，一時全無業績，只能另辟戰場。也有人引進的多本美版書遲遲無法出版，受到外方壓力，卻也無可奈何。
主要負責引進版書籍的楊驀透露，自己所在的出版公司，美版圖書的引進已經幾乎完全停滯，「也不是所有美國作者的書都出不了，科技方面的有一些還可以出，但我們主要做人文社科類的書籍，基本都出不了。」
以往，中國也對個別海外引進版權的書採取過「特殊措施」，如被主管部門認為內容敏感，出版社就用少印刷、不宣傳等做法處理，對國外出版社有交代，避免對方感覺到背後的「政治操作」。
楊驀的同事沙晶一直關注港臺作者，以前也常向那裡的朋友打聽新書動向，希望找到好題材，引進到中國市場。不過現在，即便港臺友人提供資訊，她也只無奈回覆：「暫時不引進了，實在太麻煩了。現在要出書，如果作者是臺灣人、香港人，簡直是‘查三代’，光額外的表格就要填很多張，但就算填了也不見得就能批下來。」
楊驀說，一些合作的出版社明確告訴他們，目前不接受港臺作者的書。「可能主管部門訂了一份‘名單’，包括作詞人林夕之類的，凡是在反送中等事件中發表過‘錯誤言論’的人，無疑都在上面。」
沙晶則補充道：「而且港臺作者有很大的不確定性，因為你不知道，他們會在什麼時候，對什麼議題，發表什麼樣的言論。即便之前是‘安全’的人，突然說了什麼話，可能已經印出來的書就得全部下架了。」
業內人士認為，對美籍、港臺作者的限制，徹底改變了以往的「事後審查」制度，儘管這樣的事先審查，甚至並非內容審查，而是身份、國籍審查。但事實上，作為境外人士的作者們，只要還健在，不論國籍，其「不可控」風險都是存在的。COVID-19疫情後，諾貝爾文學獎得主、魔幻現實主義大師尤薩（Mario Vargas Llosa）將之稱為「中國病毒（China virus）」，批評中國政府專制、封鎖資訊，導致了疫情在全球蔓延，他的書隨即也遭抵制和下架。
安全又賺錢的「紅書」，也不是人人夠格出
無論教科書、人文社科書籍，中國出版市場看似已哀鴻遍野。有沒有哪個領域是「逆勢」紅火的呢？幾乎所有受訪的業內人士都會脫口而出：「紅書」，或者「黨建書籍」。
「光我們所屬的省級出版集團，這樣的‘紅書’，今年至少印了50萬冊，」從編輯轉行到書店工作的查勤透露，「黨建類書籍銷量榜前幾位，基本都是‘大大’（指習近平）的書，銷量肯定都是百萬級別的。尤其黨史學習‘四件套’，包括《中國共產黨簡史》、《毛澤東、鄧小平、江澤民、胡錦濤，關於中國共產黨歷史論述摘編》、《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學習問答》和署名習近平著的《論中國共產黨歷史》，絕對是千萬級別的，理論上要求黨員人手一套，非黨員的幹部，一般單位也會發給他們。」據官方發布的數據，截至2019年中共黨員共計9191.4萬人。
習近平2007年卸任浙江省委書記後不久出版的《之江新語》（「之江」是浙江的別稱）一書，至今已再版了16、7次之多。那些有國企背景的書店裡，通常會設置一個習近平著作和其他黨建書籍的專櫃，裝飾得金碧輝煌。《之江新語》、《習近平談治國理政（一、二、三卷）》、《習近平關於統籌疫情防控和經濟社會發展重要論述選編》、《習近平關於中國特色大國外交論述摘編》之類的書籍，擺得滿滿噹噹。
但是，也有身在中國的「書蟲」告訴《報導者》，在這些「偉光正」專櫃前駐足的人並不多，民營書店裡，大多不會擺設這樣的專櫃。查勤說，其實習近平著作等書籍的銷售，主要還是通過企業等團體採購，至於分發之後，拿到的人有多少會看，恐也無人知曉。
而在以使用者評分為最大亮點的豆瓣上，這些書籍悉數被設置為「禁評」──無論評分，或是評論。
「賣了這麼多書，該有多少版稅收入啊？上億人民幣？」一位編輯自問自答，「可惜，那是機密，我們無法知道。」
楊驀則分享了一個特別的故事，關於自己從國營出版社離職的原因。「和原來出版社的老闆相處了多年，直到最後圖窮匕見，逼著我編一本和習近平有關的書，才發現他原來是個黨棍。這件事一度讓我非常痛苦。但最後呢？人家告訴我們，我們出版社資格不夠，不配出習近平的書。」
知道那個結果的時候，他想起了魯迅的話：「想做奴隸而不得的時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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