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12月7日，北京路邊的理髮攤（圖片來源： WANG ZHAO/AFP via Getty Images）
【看中國2021年12月18日訊】（接上文）北京城邊的農民是商品房最大的受益者，土地被佔了，宅基地被佔了，但是開發商給他們的房子比較多，自己住不了，還大量出租，吃房租。
北京人沒有房子的也有，但是不太多。一個原因是沒有正式工作，或者像那位馬老師，沒趕上單位分房。像我岳母，分了房子不要。第二個原因是自己住的房子沒有拆遷。還是好幾口人擠在一兩間平房裡面。
北京人大量買房子的人不多，都是極聰明而且手裡有錢的人。我打籃球認識兩個球友，都是30歲出頭的年輕人。一個姓唐，是北大畢業，律師，買了好幾套房，還是以他父母的名義，因為怕他結婚，再離婚的話，女方會要走房子。是父母的產權，女方離婚，就什麼也得不到。還有一個姓蔣，做買賣掙了錢，買了好幾套房。中國青年報開發的望京湖光中街2號院的宿舍樓，規定每個職工只能買一套，但是有的人不買，機靈的人就使用他們的名額買。會計小吳，買了4套房，後來還調走了。這4套房子現在價值5000萬元人民幣。檢查組的第二任組長宋棟國把名額讓給了報社物業處處長孫秀娥，孫好像買了3套房子。後來賣掉一套在附近的來廣營買了一套別墅。就搬走了。剩下的兩套房，在我們一號樓，都在一層，一層4戶，她就把她那半層做了一個門，封死了，連樓道都歸了她。其實這是違規的。畢熙東也這樣幹，但是孫秀娥帶著物業和警察給拆了。宿舍樓承包給了私企物業公司，歸報社物業處領導，所以孫秀娥就可以為所欲為。
我在檢查組的另一個同事，共產黨黨員任建軍，自己的名額給了他媳婦小胡的弟弟。自己還是住在金興路武裝部開發的六層老式的樓房裡。房價漲上去之後就再也買不起了。就覺得自己太窮了，太虧了，所以和我一個班兒的時候，就總是搶我的大樣，我們是按照工作量發獎金，誰看得多，誰就拿錢多。但是他中學文化，看不出什麼差錯，所以他就搶一版和要聞版，上面淨是新華社的稿子，差錯少，不需要改。每看一個版面，掙100元，2017年我退休出國前，北京的房價已經漲到了十多萬元一平方米，一套房子1000萬元，一個月我們每人看30多塊版面，他得搶我多少版面才能買上房啊！他很辛苦，很絕望，我也很倒霉。這種事情是房地產畸形發展帶來的，外人誰能想得到？
還有一個題外話，他媳婦小胡，與他結婚前跟報社的十多個人談過戀愛，每談一個就懷一次孕，刮一回孩子，最後子宮刮得像紙那麼薄的時候，被他搶到了手。醫生當時已經給了診斷書：不宜再懷孕，子宮太薄，很容易導致破裂。
不但如此，後來不到50歲，就因為沒有生過孩子，過早進入更年期，患上了心臟病血壓高，幾次到醫院搶救。就更缺錢，所以任建軍就更加積極地搶我的大樣。所以現在很多年輕人不想生孩子，將來會很倒霉。
二，那麼誰買北京的房子？
共產黨最擅長的就是瞎折騰，辦事從來沒有計畫，他們自己還會給自己找遮羞布：摸著石頭過河。推行住房改革也是一樣。
最初推行經濟適用房，但是每套房子都是100多平方米，甚至200平方米。因為開發商也願意蓋大戶型，成本低，利潤高。最典型的就是北京北部天通苑的房子。後來戶型逐漸減小，既然是經濟適用房，就是窮人買，那就沒有很多錢。有錢買大房子的，就不是窮人。初期，審核也很鬆，很多不是窮人的都買了這種房子。畢熙東手下的電腦工程師張毅一個月工資2萬元，只有一個老婆，沒孩子，老婆不上班，他們也買了這樣的200平方米的經濟適用房。養一條大狗，站起來一人高，這是窮人嗎？
1949到1997年，將近50年，中國都不允許私人買房子建房子，所以剛開始推行住房改革的時候，大家都不願意買，覺得是花冤枉錢，還等著單位分房。那時候房子只有1000多元一平方米，好地段2000多元。還是沒人買。買樓的都是求著人買。
2000年至2007年大約，買房子的人逐漸多了，因為原來單位招人主要是要北京市戶口的，外地戶口的不要。這個階段就放鬆了，外地大學生進了北京，結婚必然需要房子，那時候房價還是很低。青年體育報主編畢熙東招的辛明，2002年來實習就給開工資，加上稿費就是1萬多元。第二年正式辦了進人手續，收入就達到了2萬多元。2003年就在朝陽路買了房子，這裡與天安門的直線距離只有十幾公里。這個階段進京的大學生買房子的很多，但是辛明是因為畢熙東和中國青年報的腐敗而非常輕鬆容易地買了房，是特例。
2008年北京要開奧運會，房價大漲了一回，從5000多元漲到4萬元。我是2005年在單位中國青年報買的房。北京市有很多政府機關，事業單位，它們都會找各種藉口跟政府手裡拿到地皮，自己開發，自己買，就比社會上賣的商品房便宜實惠、安全，舒適。我們屬於中央單位，只是一個司局級的媒體，像人民日報新華社就更是了不得。
這個階段房子之所以會漲價，是中國人第一次認識到房子是可以炒的，是可以大大升值的。所以很多外地人來北京買房子。最典型的是溫州炒房團。他們一來就是幾十個人，一買就是一個樓。山西、內蒙古的煤老闆一般都是一個人買一座樓，一層樓。江澤民、胡錦濤當政時期推行所謂的改革，大力發展私營經濟，把國有礦山以很低的價格賣給私人企業，煤炭的價格又很高，所以這些煤老闆揮金如土，在北京上海等一線城市買了很多房子。十多年以後習近平才提出「房住不炒」，但是已經晚了。
北京人其實對住房的要求在一些方面比美國人還高，要求住在市中心，平原，上下班近，孩子上重點學校方便。北京市只有1.7萬平方公里，面積只有美國加州的二十分之一，但是人口是加州的一半，所以人口密度是加州的十倍。而且北京市的北部西部都是陡峭的山地，不適合蓋房子，只能是向東部和南部發展。現在建設的北京市副中心就是在東部的通州區，我的青少年時期都是在那裡度過的。所以北京市的房子很少，難怪五環路附近的歐尚超市、迪卡儂體育用品商店20年之內拆了兩次，地皮太值錢了。
2010年之前，北京市就已經進入了汽車社會，2011年推行買車搖號制度。這時候北京市的私車達到了500萬輛，加上外地牌照的車，有700萬輛，使得車速太低，上下班的時間太長，所以人們更不會買30公里之外的住房，市區的房價進一步飛漲。我出國前達到了十多萬一平方米。
三，北京城被共產黨破壞得面目全非
30年前，北京還沒有建設什麼樓房商品房的時候，向美國學習了跳瘙市場，舊貨市場的經驗，每個區都會在星期日，在街道上，露天體育場開設跳瘙市場，賣舊貨和舊書。我先後買了兩本美國原版的英文書。一本是尼克松總統的自傳，其中寫到1972年訪華，說「飛機飛到北京城上空的時候，我向下望去，都是低矮的平房，跟中世紀的城市差不多」。應該說，一直到1989年六四事件，北京城的面貌都沒有大的變化。但是1990年江澤民為了擺脫六四屠城，遭到國際社會孤立的窘境，鋪張浪費舉辦亞運會，開始了最早的大規模拆遷。亞運村地區的原住民，就是農民，就搬到了花家地，望京附近。1997年，我也搬到了花家地。所謂花家地，就是花家的墳地。所謂望京，是一個明朝後期就出現的地名。當時，清朝人已經非常強大，經常打到北京附近。為了抵禦清兵，明朝皇帝從南方，大概是浙江一帶調來許多軍隊和家屬，駐紮在這個地方，建起烽火臺。這裡距北京城十多里地，肉眼可以相互看得見。一旦敵人進犯，這裡就燒起狼煙，給京城報警。這裡的人可以看見北京城，所以叫望——京。
共產黨奪取中國的戰爭中，毛澤東命令解放軍不惜一切代價進攻東北的大城市，和天津。但是對北京卻是個別對待，圍而不打幾個月，一直讓特工做工作，甚至讓傅作義的女兒策反她爸爸。最終導致解放軍兵不血刃進入北京城，號稱「和平解放」。1949年年初，毛澤東率領中共中央機關，在河北平山縣西柏坡舉行會議，說這次進北京是去「趕考」。他的意思是李自成在北京當了17天皇帝，就被打跑了，最後兵敗，死在了陝西。他擔心自己這個實際上的皇帝也呆不長。為什麼一定要和平解放北京？就是要進皇城，當皇帝。
但是，共產黨毛澤東除了中南海這個皇帝的後花園也就是皇宮之外，對保護別的地方沒有什麼興趣。建政之初，許多建築學家，包括梁啟超的兒子梁思成，都勸毛澤東另外建設一個政治首都，但是毛澤東打了朝鮮戰爭，國庫空虛，根本不可能拿出錢來另外建設一個城市，所以就在北京城西邊建設了中央政權的很多部委辦公樓。1959年，搞十大建築包括人民大會堂，又對天安門南面進行了大規模的拆遷。1977年華國鋒這個私生子為他爸爸毛澤東建設毛主席紀念堂，又進一步拆遷了天安門南面的民房。
但是這些比起1997年之後的開發商拆遷就算不上什麼了。開發商幾乎拆遷了北京城的80%。
文革中，毛澤東要當第三世界領袖，就像今天的習近平搞一帶一路，建設「人類命運共同體」。蘇聯不幹了，雙方打了一仗，蘇聯要使用原子彈揍中國共產黨，毛澤東害了怕，趕緊命令全中國「深挖洞，廣積糧」。挖防空洞缺少建築材料，就把北京的城牆扒了。通縣是把鼓樓扒了，那也是明清的古建築。而且通縣那時候是通州，下面管著十幾個縣，級別高，城牆和鼓樓都很講究。
北京城是以皇城為主，這就是「一環」。外城牆就是二環，拆了城牆，在這下面修起了地鐵兼防空洞。1980年我進入北京城工作，晚上可以騎車去北師大上課的時候，二環路還沒有通車，幾乎沒有人。我們十來個同學可以並排騎車。那時候，二環之外基本上是工廠和農田，三環之外絕對都是農田。但是1997年四環路就建成通車了。現在都有了六環路。就是說北京城像攤大餅，越攤越大。基本上沒有農田了。所以習近平最近還問：農田都被佔了，那麼糧食怎麼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