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10月12日，阿布扎比韓國文化中心舉行Netflix 熱門劇「魷魚遊戲」相關活動。（圖片來源：GIUSEPPE CACACE/AFP via Getty Images）
【看中國2021年10月13日訊】美國影視串流媒體（大陸稱：流媒體）網飛(Netflix)的人氣韓國影集《魷魚遊戲》(Squid Game)自9月17日播出以來，勇奪逾80國收視冠軍，成為罕見在國際造成轟動的非英語系影視作品。專家剖析，《魷魚遊戲》爆紅的原因是劇情內容寫實、尤其反映後疫情時代的貧富差距，引發全球觀眾共鳴，也讓外界一窺韓國社會之結構性不平等的問題。
網飛暴力驚悚影集《魷魚遊戲》，以一場殘忍的生存遊戲為主軸，描述456名因為債臺高筑而對人生感到絕望的韓國平民，不惜賭上性命，也要勇闖6輪遊戲的關卡，以求脫穎而出、獨拿高達456億韓元(約3900萬美元)的獎金。
遊戲很簡單，都是韓國人童年時期玩過的遊戲，不過一旦失敗，代價就是死亡。
像《魷魚遊戲》逃殺類的影劇作品頗為常見，過去在日本以及歐美都有不少經典作品。不過《魷魚遊戲》掀起全球熱議，成為網飛史上最受歡迎的影集之一；其成功也帶動網飛新一波的用戶成長，拉抬股價在今年累計走升超過兩成，表現優於科技巨頭蘋果以及亞馬遜。
過去全球爆紅的韓劇，像是2002年播映的《冬日戀歌》、2003年的《大長今》以及2019年的《王國》等影視作品，大多不離愛情劇和古裝劇的框架。不過，2019年的韓國電影《寄生蟲》以及今年的《魷魚遊戲》，勇於跳脫過往題材反倒大受好評，讓韓國影視圈再創耀眼的新里程碑。
為何《魷魚遊戲》能在全球掀起話題？
位於成都的四川大學-匹茲堡學院(SCUPI)人文及創作系助理教授鄭雅凜(音譯，Areum Jeong)在接受美國之音採訪時表示，《魷魚遊戲》劇情寫實，容易引發觀眾共鳴。
鄭雅凜說：「我想這部戲劇中探討的包含社會不平等、階級意識，資源爭奪等韓國社會存在的現象，目前也衝擊全球其他國家。像是我們現在可以看到，許多國家的貧富差距正逐漸加大。」
《魷魚遊戲》導演黃東赫(Dong-hyeuk Hwang)在接受媒體訪問時表示，劇情源自10年前的構想，但當時乏人問津，無論是投資方還是演員都對劇本興趣缺缺；隨著新冠疫情衝擊社會及經濟，民眾現在更能感受到故事的真實性。
鄭雅凜也說，儘管《魷魚遊戲》以韓文播映、玩的也都是韓國童玩遊戲，不過海外觀眾仍跨越語言藩籬，將劇情結合自身經驗產生巨大共鳴。另外，鄭雅凜說，引人注目的場景設計以及搭配得當的懸疑配樂也是《魷魚遊戲》創下國際佳績的原因。
近年來，韓國音樂及影劇風光攻佔全球市場，不僅為流行文化帶來嶄新的商業格局，也進一步翻轉歐美觀眾看待亞洲社會及生活的觀點。鄭雅凜說：「韓國大眾文化的成功，必然會讓西方觀眾對亞洲文化更有興趣， 可能可以減少部分人士對於亞洲人的偏見、或是去除一些先前所抱持的刻板印象。」
「漢江奇蹟」背後的殘酷真相
《魷魚遊戲》劇中人物來自不同階層，不過多半屬於社會邊緣人。他們一度放棄參賽，但在感受到現實生活令人喘不過氣的壓力後，紛紛回籠一決生死，希望能逆轉頹勢。這部影集雖然成功，但也反映了韓國人引以為傲的「漢江奇蹟」背後的真實社會面貌。
美國加州大學爾灣分校視覺及東亞研究教授金暻鉉(Kyung Hyun Kim)在接受美國之音採訪時指出，亞洲四小龍韓國的經濟發展形塑了其「漢江奇蹟」，他說：「 你可以看到韓國在過去三、四十年內從貧窮走向繁榮，可以說是全球經濟發展最成功的例子之一。」
金暻鉉表示，韓國經歷長期獨裁之後走向民主化，不過除了經濟發展與民主改革的成功之外，韓國卻有「黑暗」的一面。他說：「韓國有像是高自殺率、年輕世代競爭激烈等社會問題，而且韓國(去年)還是全球生育率最低的國家，生育率只剩下0.84。這些問題讓韓國人很難相信未來是一片光明，儘管韓國正享受經濟成功帶來的豐碩成果，但民眾也譏諷像是活在‘地獄朝鮮’ 」。
鄭雅凜則說，韓國年輕人認為就算努力工作，也看不見未來的希望，她說：「 老一輩可能只要認真工作就能獲得報酬， 他們大多一輩子努力賺錢，就能買房子。但對年輕世代來說，買房的夢想幾乎不可能實現， 除非他們仰賴爸媽金援。」
根據臺灣媒體《中央社》9月14日報導，韓國首都首爾市房價飆漲，其房價所得比漲到8倍，意味著當地居民必須不吃不喝8年，才可能買到房子。
鄭雅凜說，韓國社會現在流行「湯匙階級論」，就是以「金湯匙」、「銀湯匙」 、「銅湯匙」或是「土湯匙」 、「屎湯匙」等字眼，來象徵與生具來的社會階層高低。韓國人普遍認為，家庭背景比自身的努力還來得重要。
鄭雅凜說：「《魷魚遊戲》劇中反映了韓國社會殘酷的真相， 這甚至讓不少人看到一半就得喊卡，因為他們看劇就好像是在看他們的人生一樣。」
韓國淪為「負債社會」
儘管《魷魚遊戲》部分劇情看似荒謬，不過許多觀眾認為，劇中真實描繪社會底層人物欠下巨額債務的無奈。根據統計，韓國家庭債務近年明顯上升，去年總家戶債務佔國民生產總值(GDP)的 103%，成為亞洲最高，也是唯一一個家庭負債比飆破100%的國家，顯示韓國已淪為「負債社會」。
對此，金暻鉉分析，這與韓國年輕人爭相擠進大財團窄門的現象有關。他說：「對於韓國擁有大學學歷的人而言，他們非常難以接受藍領階級的工作，這成為相當棘手的問題，因為韓國擁有大學學歷的人口比率相當高，然而在過度教育的情況下，沒有人願意從事非白領的工作，只希望到類似三星那樣的大企業任職，也讓年輕人貸款需求激增。」
位於臺北的臺灣世宗韓語文化苑創辦人崔峼熲(Ho Kyung Choi)表示，韓國年輕人借貸的比例愈來愈多，這主要與房價飆漲及疫情有關。崔峼熲告訴美國之音：’他們(韓國年輕人)在房價更高之前，要先貸款來買，這就變成一個負債。還有韓國的負債比率激增，韓國的自營業者非常地多...像韓國賣炸雞、開便利商店(小型自營業者)等等。因為Corona(新冠疫情)的狀況發生之後，他們(生意走向)兩極(化)的狀況也發生了，所以他們為了生存而貸款的比例增加。」
學者：韓國歧視移工問題嚴重
在《魷魚遊戲》 劇中，唯一一位非韓國籍的人物是巴基斯坦非法移民工「阿里」，他遭僱主欺凌，手指還因公受傷。對此，澳大利亞悉尼麥考瑞大學(Macquarie University)媒體、傳播、創意藝術、語言和文學學系講師李聖愛(Sung-Ae Lee)指出，這反應出，韓國的外籍移民工仍受到諸多不平等的待遇。李聖愛告訴美國之音：「韓國許多戲劇經常描述外籍勞工處境，在《魷魚遊戲》中可以看到阿里的僱主不願意支付他的薪資，顯示移民工經常受到不公平的對待，也讓人意識到韓國社會剝削移民工的問題很嚴重。」
在四川大學-匹茲堡學院任教的鄭雅凜也表示，《魷魚遊戲》設定阿里這個角色，凸顯移民工在韓國社會遭受到制度性的剝削和歧視。她說：「你看阿里對其他參賽者非常有禮貌…如果他不對韓國人展現尊敬的態度，他有可能遭到毆打或是遇上不利情況。」
鄭雅凜說，《魷魚遊戲》一劇呈現韓國社會「局外人」之移民工的真實寫照，也顯示韓國社會的階級歧視根深蒂固。
位於臺北的崔峼熲說，韓國有相當多的非法外籍移民工，他們很多人語言不通，處境更為艱難。他說：「他們都是在農村、漁村，一級產業裡面，或是製造業的工廠那邊工作為主，但韓國人對他們的印象......不是在我們社會的一個成員的眼光來看待，(而是認為)他們還是一個下層階級，就是他們對我們的經濟發展是很有貢獻，但是社會對他還是有某種的偏見，不應該是這樣。」
社會積弊已久 短期難改善
《魷魚遊戲》不僅在全球爆紅，也觸及韓國社會積累已久的問題，甚至成為總統選戰的造勢話題。韓國不少角逐明年總統大選的參選人都曾以劇情為比喻來攻擊對手。
韓國國家革命黨名譽代表、曾兩度參選總統的許京寧(Kyung-young Huh)甚至表示，他願意高價買下劇中用於報名參賽的電話。他還宣稱，當選後將簽署緊急財政命令，讓全國人民每人都可比照劇情、分得1億韓元(約合83,600美元)。
不過，在《魷魚遊戲》淪為韓國政客的宣傳手段之際，外界也關注下一任的總統能否大刀闊斧改善韓國社會的種種不平等現象。對此，鄭雅凜看法悲觀，她表示：「要在一位總統任期內，或是僅靠幾位政治人物的力量，就要改變(韓國)社會問題、以及每位民眾內心的想法，恐怕難以做到。」
美國加州大學爾灣分校的金暻鉉教授也一樣不樂觀。他說：「像是過度教育、高自殺率等社會現象是(韓國)長久以來的結構性問題，已經深植在韓國社會文化中…我想韓國無論誰當選總統，要改變現狀都非常地困難，可能需要一個世代的時間，才能讓韓國社會走上正確的方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