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0後農民工女孩:我為什麼一定要留在北京(組圖)

作者:童蒙1021 發表:2021-10-03 03: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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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
2021年9月9日,北京動物園(圖片來源:GREG BAKER/AFP via Getty Images)

【看中國2021年10月3日訊】採訪安霖,是因為她5歲的兒子所在的幼兒園關門了,我們想跟她聊聊她經歷的北京私立幼兒園運行現狀。但即便孩子待學在家,安霖也並無強烈的歸責訴求。我們則發現,安霖自己的故事同樣值得講述。

作為一個90後農民工二代,她初中時來到北京,多次更換學校,初中畢業後開始打工。她並沒有過人的天分,也不曾遭逢過什麼意外或天降好運,因此她提供的並不是跌宕起伏的「逆襲」或絕望故事。

相反,她向我們提供了一個樣本,即一個命運和資質普通的女孩子,在成長中,曾得到更大的世界投入的善與愛,被播下一些觀念的種子後,會在心裏留下怎樣的烙印。以下是安霖的講述:

文︱李明潔

口述︱安霖

1

我出生於1993年,家在河南濮陽農村。我家一共4個孩子,我是老大,下面還有一個妹妹和兩個雙胞胎弟弟。我家人口眾多,但只有我爸一人分得土地,好在我家門口有一所學校,含初中和小學,所以我媽在家開了一個小賣部,一家人由此得以維持生計。

不過,後來隨著合村並校,學校的初中部分被撤銷,小賣部就難以維持了。於是我父母來到北京打工。他們在北京做過很多工作,一開始是在豐臺賣菜,後來在工廠裡打輕型樓板,自己還開過一個作坊式小廠,但沒多久就關閉了。之後我爸我媽在廠裡上過班,也開過三輪。

我爸媽剛來北京時,只帶了兩個弟弟,我則留在老家跟爺爺奶奶一起生活。我上小學時基本是班裡前五,但2006年我升學到了鄉里讀初中,需要住宿,加上學習難度增加,我的學習開始下降。

有一次,我媽給我打來電話,問我學習如何,我一下子答不上來,突然就哭了,哭得非常凶猛。挂了電話,我媽第二天就讓我爸把我接到了北京。我後來回想,也許是因為當時太想念父母了,那個電話成了一個爆發點。

到北京後,我讀的是農民工子弟小學,結果初一上完,那個學校就停辦了。因為我基礎不好,換學校時,我媽讓我還是繼續讀初一。重讀時,一開始我學習挺好,在班裡能排到前幾名,但到了初二下半學期,學校換老師,加上課程變難,我的成績又下滑了。

不光如此,初二讀完,我所在的學校又停辦了。我聽說大興區有一所名叫蒲公英中學的民辦學校,專門針對打工子弟辦的,也是北京唯一一所專門服務於流動兒童義務教育的公益性、非營利性學校。2009年夏天,這所學校剛辦3年,當時我是和一個同學專門坐公交自己找過去的,見了那裡的老師,知道可以讀完初三,回家跟父母說起。於是我爸扛著我的被褥,把我送到了這所學校。

但在蒲公英中學,我遇到的第一個問題就是,我以前在河南學的教材是人教版,到了北京頭兩年學的教材是北教版,當時蒲公英中學使用的卻是蘇教版(現在部分科目使用教育部統編教材,部分科目使用人教版教材),所以我的學習很難跟上。即使後來有老師幫我專門補課,在初三ABCD四個等級的成績劃分裡,我也只能排在C等。

不過,我在蒲公英中學的就讀體驗很好。老師們的書,我們都可以看。我喜歡語文,喜歡把身邊的人和事寫成小文章,經常得到鼓勵,還在一次作文評比中得了三等獎。有一次,我用以前學過的方法,在課堂上把蘇軾的《水調歌頭》唱了一遍,後來從同學那知道,老師私下裡誇我唱得好。

學校還會爭取一些學校以外的人,包括外教來給我們上課,還有形式多樣的培養興趣的課程,讓我們增長見識。學校的辦學經費主要來源於社會捐贈,是2005年由哈佛大學公共管理碩士鄭洪和一群女性朋友共同創立的。在那裡,我知道了一個詞,叫博雅教育,也就是通才素質教育,跟我以前感受的學校教育很不一樣,這讓我很喜歡北京。

老師們在生活上也很照顧我們,我記得我第一天去學校,什麼都沒準備,語文老師就給我買了飯盒。後來到秋天了,他還送給我校服。另外,蒲公英學校的辦學經費主要來源於社會捐贈,語文老師知道我家裡負擔較重,就主動向學校匯報,找了一位慈善人士,資助我的學費。

資助我的是一位阿姨,也是學校的一位理事,非常和藹可親。理事阿姨當時一看到我就流露出非常喜歡我的感覺,我聽到她和其他學校理事說我大眼睛白皮膚,長得靈氣,是個特別好的小姑娘。我第一次有種自己來到這座城市,終於得到了關注的感覺。那時覺得自己真幸福,想對全世界說,我也是一個被愛的孩子,而不只是城市裡一顆無人關注的小小野草。阿姨一直沒有給我施舍的感覺,後來我們再次見到,她也很開心我陽光開朗、熱情向上。

遺憾的是,我後來沒有繼續上高中。我記得,到了初三,我對自己的學習沒底氣,本就覺得自己考不上高中,加上那年冬天,我生病發燒在家好幾天,更加想放棄了。後來我的語文老師還坐公交車來我家,給我送課本和作業,就是想告訴我,千萬不要放棄自己。

不過到中考前夕,我還是退縮了,畢竟也沒經歷過中考,不知道會有多難,如果真要試試,沒準能考上一所普通高中。但當時我真的很害怕。記得那時跟同學們在宿舍裡聊天,聊到不想中考,大家一起打退堂鼓,還被宿管老師逮住過,第二天早上罰我們做蹲起、俯臥撐。最後老師跟我們說:「你們都是好學生,你們都能上高中。」

老師們真的特別希望我們能升學。但我當時跟一個女生結伴,都打定了主意要棄學。我的另外一個女同學,在北京的一所私立高中上了一學期就棄學了。因為家裡有三個孩子要上學,她的學費一個學期幾千元,爸爸當時又被確診為糖尿病,家裡負擔不起。

知道了老師的期望,我當時決定以後,其實不敢回學校面對老師,取被褥都只敢支使我爸去。但我爸去了三次,老師都不放。後來,我們的同學們都畢業了,老師又帶了新的學生,我自己去取被褥,老師仍想勸說我去上職校,學一門技術。不過這個建議也被我忽略了,我想的是,反正要工作,為什麼不直接去上班呢?

當時,如果有學生參加中考達到了普通高中的分數線,蒲公英中學會想辦法聯繫一些學校讓他們繼續升學,比如私立高中或職業高中裡的普高班。我也有同學在職高的普高班上了三年高中,後來回老家復讀一年參加高考,考上了北京的一所大學。

如今回想,我們當地雖有重男輕女的風氣,我父母也喜歡兒子,但他們還是很支持我讀書。我記得,每次換學校都是夏天,正是我爸回家收割麥子的季節,即便如此,他也總是陪著我一起找學校。從我的角度,我的父母並沒有因為我是女孩而虧待過我。

所以我現在也不太好解釋,自己當時到底是怎麼想的。但有一個想法,我記得比較清楚,就是覺得如果真的考不上,就無法跟老師和捐助人交代了,好難為情,好難面對。

北京
2021年9月8日,北京某商場外的青蘋果雕塑(圖片來源:JADE GAO/AFP via Getty Images)

2

初中畢業後,我去了流水線工廠,在兩家工廠一共做了三個月,第一家是汽配廠,車間裡溫度很高,第二家廠是做某知名品牌巧克力盒子的。在工廠裡都很累,但我離開不是因為這個,我當時想的是,自己選的路,跪著也要走完。

不過我媽媽認為,女孩子不應該一直窩在工廠裡,而是應該去商場賣貨,說不定能攢點經驗,未來自己開店。所以2010年,經過一個老鄉介紹,我去了一家商場賣品牌女包。那裡的世界果然跟工廠不一樣,我驚訝地發現,一個包竟然賣到兩三千塊錢,媽呀,真是天價。

不過我很快就適應了,賣得不錯,當時我真是攢足了勁,碰到各種店的店長,不管是做美容的,還是買衣服的,就跟她們加微信聊天,請教如何做一個好的導購和銷售。我發現做好銷售最關鍵的就是站在對方的角度考慮問題,同時用自己的熱情和真誠打動客人。

後來在商場,我發現化妝品區的小姑娘個個都精神好看,所以有新品牌入駐招聘時,我就去面試了,並在100:5的招聘比例中應聘成功。在新入職的化妝品店,我接受了七天基礎培訓,學了些基礎的化妝技術。

正是因為有了這點基礎,我後來又在業餘時間花半年多,學習了盤頭、新娘跟妝這些比較複雜的技術。有了這門技術,我就在放假時給人化妝,從1次100元的小助理,一步一步,成為接一個活可以掙800元的婚禮跟妝師,算是有了自己的一技之長。

我遇到的同事和領導都很好,願意和我換班,讓我能排開時間去掙外快。跟妝這件事,只要態度好,細心,干的時間長了,客源少不了。其實當時去學化新娘妝跟我在蒲公英學校的捐贈人有關。我記得我第一次見她時,她告訴過我,「女孩子一定要有獨立生活的能力,要有一門自己賺錢的本事」。

不知道為什麼,我當時聽完心情特別激動,哭得很厲害。這句話就這麼清晰地烙刻在了我心裏。

我後來一直跟這位捐助人保持聯繫,每次過節都會給她發簡訊,有時發完朋友圈,她也會問問我的近況。我現在在大興機場一家專賣店工作,有一次她在大興機場坐飛機,我還專門跑到登機口去見了她。當時心情真是又高興,又激動,特別複雜,一方面很後悔,當年怎麼就沒再努努力,哪怕上個職高也好,阿姨明明願意幫助我繼續讀書;另一方面又特別感恩,感恩自己能在北京遇到這樣好的人關心我。

其實當時在蒲公英學校,也有學習特別好的同學。我們那一屆,從後來的同學聚會中我知道還有兩個同學出國深造,其中一個女孩跟我同班。到蒲公英學校之前,她在其他的打工子弟學校唸書,後來學校倒閉了,她在北京幫父母種菜,結果我們有老師發現了她,就上門把她招過來了。

這個女孩學習特別刻苦,她的床跟我挨著,那時候我們已經熄燈睡覺了,她還在打著手電筒學習。我沒有人家那股刻苦勁兒。另外一個出國的同學,則聽說是天資特別聰穎的那種。

正是這些經歷,讓我特別感謝父母把我帶到北京來。我雖然遺憾沒能上大學,但在成長階段遇到的這些人,教給我的品格,其實夠我用一生的了。而且我後來發現,和我一樣從蒲公英學校走出來的同學們,絕大多數人都很上進,工作勤奮,對家庭富有責任感。我能感覺到,雖然生活很難,但大家都有種越挫越勇的精神。我們如今還常常聚會。

3

我現在的丈夫,是我17歲在生產巧克力盒子的車間幹活認識的。他來自河北農村,我們處了幾年,大多數時候是異地,但感情一直很好,結婚前從沒吵過架。

一開始,我媽媽強烈反對,她覺得「我都把你帶到大城市了,你又回農村了,那我不願意」。她當時特別想讓我找個北京本地人,也的確有人給我介紹了這樣的人,他個子不高,工作一般,雖然是北京本地人,但也是農村家庭。對方有意於我,對我不錯,但我就是想跟喜歡的人結婚,誰說也不好使。

那時完全沒有考慮到,以後孩子怎麼辦,生活怎麼辦,如今想來當然有一些遺憾,但並不後悔。如果再有遇到和我經歷類似的女生,感情之外,我會建議她選擇和一個可以共同發展的人在一起,能夠為同一個目標一起努力,而且起碼在同一個地方,不會異地。

後來,2015年結婚的時候,我跟丈夫沒房沒車,一無所有。剛結婚時,我丈夫已經在青島工作,那邊的待遇更好,我也去了一段時間,在一家影樓裡邊上班,工資不高,也沒有保障,理智告訴我,還是應該多賺錢,所以我就回北京了。

結婚第二年,我們的兒子就出生了。但迄今為止,我們一家三口團聚也不多。孩子出生後,我丈夫想讓我帶著孩子再去青島,或者我帶孩子回他老家上學,再或者讓我把孩子留在他的老家,請他父母照看。但這幾個方案,我都接受不了。

我既不能離開孩子,也不想離開北京。前者是因為,我太捨不得孩子了,我嘗試過把孩子放在丈夫的鄉下老家,結果特別痛苦,我每天回到家,一看到孩子的玩具衣服,就會想,我的工作是為了什麼呢,真的一點動力也沒有,所以只過了16天,我就把孩子接回了北京;後者是因為,在北京我母親可以幫我照顧孩子(孩子的爺爺奶奶後來身患疾病),我能繼續工作,一旦離開,我就得全職在家照顧孩子,這也有一些好處,但畢竟會與社會脫節,而我一直覺得,無論多麼愛孩子,他也只是生活的一部分,一定不能放棄自己。

其實我真的很想讓孩子在北京接受教育,不過這也困難重重。2019年,兒子3歲,該上幼兒園了,公立幼兒園進不去,去什麼樣的私立幼兒園,我和丈夫又產生了分歧,還為此吵過幾架。

我為孩子找的第一家幼兒園是一位鄰居介紹的,各方麵條件都不錯,還有外教,就是價格特別貴,每個月費用3000多元,而當時我一個月的工資只有5000多元。所以我就去跟園長談,讓我媽媽去園裡兼職做飯,這樣就能因為員工家屬,每月減免1000元費用了。

即便如此,孩子每個月的學費還是超過了2000元。我老公跟我一樣是農村人,孩子上學這麼貴,他一開始接受不了,我告訴他時,就少說了1000元。但後來因為壓力太大,我還是告訴了他,他也發現,孩子在幼兒園挺快樂的,很有禮貌,還學英語,就理解並認可了我的選擇。其實我也不知道,為孩子選擇這麼貴的幼兒園,是對還是錯,不過丈夫認可了,起碼心裏懸著的石頭之一,算是落地了。

不過,兒子在這個幼兒園只上了大半年,去年1月份放寒假後,因為疫情,上半年一直沒開學。到了下半年,因為外教沒法來中國,很多家長不願意再付高額學費,但幼兒園開在商場附近,房租又貴,一圈折騰下來,園方就選擇了關門。

新的幼兒園是我媽、我丈夫和我一起去選的,一個月1000多元,從師資和硬體條件看,不如上一家幼兒園,但總的來說還不錯。我本來以為孩子在這裡可以待得比較久,結果今年5月,因為疫情和設施檢查等事情,這家幼兒園也關了。

我小時候在農村,對北京只有一種大城市的幻想,到處都是高樓大廈,人人都說普通話,穿著洋氣好看的衣服,是一種和我們全然不同的生活。所以我也努力希望兒子在北京接受教育,單說教學質量,北京肯定比老家好,老家的學校,只教語文數學,但在北京,孩子們可以學習唱歌跳舞畫畫。甚至,我見到的孩子,大多都比老家的孩子開朗。

我住這個地方,今年夏天有個武術館在舉辦夏令營,雖然需要兩千多元,但我特別想讓孩子去參加。我很希望,他在未來,無論什麼樣的領域都敢於嘗試,不會像我們這一代的農民工子弟,去觸碰更大的世界時,總有一種發怯的感覺。

不過,目前來說,這些都是空想。直到如今,孩子依然待學在家,我現在對孩子的上學條件已經不再有苛求,能正常上學就特別知足了。

其實我和丈夫去年付了20多萬首付,貸款75萬,在河北廊坊永清分期買了一套商品房,離我上班的大興機場不遠。搬到新家後,孩子也許可以在廊坊上學,不過我還沒有詳細去瞭解過,因為房子還沒交付,而且時間還早,社會變化很快,瞭解太早沒有意義。

我父母現在都還在北京打工,一個在餐廳裡幫人做飯,一個在某單位開巡邏車,他們這個年紀,在老家沒什麼能幹的,在北京最起碼能賺錢能餬口。但我丈夫還在外地,因為他如果在北京找工作,必須從零開始,工資肯定有所降低。

如今有時候睡不著覺,偶爾也會想到,為什麼一定要留在北京。我沒有啥文采,也說不出來,但刷短視頻時看到過一個文案,大意是「北京很多人,來了又想走,留下的,大多數都是為了夢想」,我覺得挺符合我的心境。我的理想就是,一家人能平平安安生活在一起,但眼下這種情況,想在城市裡站穩腳跟,我們肯定需要比別人付出更多。

(文章僅代表作者個人立場和觀點)

来源:三聯生活週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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