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4億中國人 每個人都背著2萬元債務？（圖片來源：Adobe stock）
【看中國2021年9月24日訊】財經問題是說不完的話題，中國的財經問題更是說不完，而且它是黨國體制，完全不同於民主國家，非常複雜，就更說不完，也非常難以說清楚。特別是海外華人，沒有在中國長時間生活過，沒在體制內混過，就更難說清楚中國的財經問題。比如有的自媒體說中國各地方政府欠了28萬億的債務，中國14億人民辛辛苦苦幹了幾十年，卻是每人背上了2萬元債務，因為貪官們都把錢轉移到了海外。這是他對「中國的錢去哪了」給出的答案。
我很不同意這種說法。
首先，中國14億人都欠債，這個說法就不對。中國有9000多萬黨員，其中大部分都是共產黨制度的獲益者，像我雖然屬於中共中央直屬機關，都沒被發展成黨員，是幹部，但屬於技術幹部，非領導職務幹部。而村委會主任、村黨支部書記，雖然不屬於國家幹部，但是掌握著村民的生殺大權，如果是城中村的村幹部，因為城市化，他的家產可能有幾個億。中國有幾百萬軍隊，幾百萬警察和武警，各級黨委和政府的官員至少1000萬，事業單位的人員和國企人員也有1000萬人。加上他們的家屬，中國至少有1億人是共產黨制度的受益者甚至是貪官污吏，這些人中就包括江澤民、曾慶紅等人，頂多是13億人當韭菜。
我的單位《中國青年報》欠了我20多年工資，我幾乎是我們單位最窮的人，特別是編輯部的記者編輯中最窮的，我也沒有欠2萬元。這28萬億是各地方政府的欠債，我是中央直屬機關的，跟地方政府沒關係，我雖然是北京市戶口，但是北京市市政府欠債，跟我沒關係，用不著我償還。像我這樣的中央機關的幹部，北京有好幾十萬。外交部的駐外大使館人員也不屬於河南省或者廣西自治區啊。這些人加上家屬，也有幾百萬。
我2005年買房的時候，借了銀行36萬元，還款期16年，明年也還完了。現在每個月從我的退休金裡面扣2700元。我現在在美國謀生，也不花這些錢，扣多少對我也沒有什麼影響。
《中國青年報》1999年實行全員解聘、全員競聘，就留下了一個大問題，後來報社還專門設立了一個「待崗部」，把我們這些人的人事關係放在這裡。但是情況也是複雜的，像我願意工作，先是幹活算「玩兒」，北京市三級法院都是這麼判決的。後是願意工作，但是不給安排，給100%的基本工資，1700元。有的人安排了工作，但是不願意去。一個是畢熙東的司機趙維君，畢熙東還讓他當兼職的攝影記者，發行總監，《青年體育報》垮臺後，畢熙東讓他去了團中央辦的中國青年網站 ，擔任體育頻道負責人。他本來是報社的電工，報社再安排工作也多半會安排他當電工，他怎麼會幹？所以不回去服從報社的安排，報社每個月給他700多元，再給他交養老保險和醫療保險。他在外面招搖撞騙還能掙個一兩萬元。畢熙東另一個馬仔叫嚴濤，1990年是武警部隊守衛亞運村的戰士。借調到支隊宣傳股，《中國青年報》亞運會報導組要進亞運村採訪，這樣就認識了嚴濤，他復員後就靠上了畢熙東。後來就當了畢熙東的廣告部負責人。畢熙東請了情婦羅雪當廣告部副主任，嚴濤主動退出，不願意妨礙領導的私生活，就弄了一個足球彩票這樣的「孫子報」，掛在畢熙東的子報下面。子報垮臺，《中國青年報》想留下足球彩票這張報紙，使用《青年體育報》的報號，但是嚴濤帶著人跑了，自己幹。後來他的報紙還進了創業板，是上市公司。他成為上市公司的老總。錢能少掙嗎？報社也是每個月給他700多元錢，給他交各種保險金。
所以說，根本就不是每個中國人都欠2萬元債務。
第二，中國的貪官是把很多錢轉移到了海外，但是這只是小頭。中國軍費支出龐大，共產黨從50年代末，錢學森回國的時候就開始搞兩彈一星，現在就是這幾天中國的3個航天員上天，這些要花多少錢？搞一帶一路，多少錢？而且許多工程因為當地政局動盪，這些投資完全收不回來了。買通世界衛生組織，向全世界隱瞞疫情，害死了全世界400多萬人；以往買通奧委會的官員，舉辦奧運會要花多少錢？明年還要搞冬季奧運會。
中國的官僚系統非常龐大，經費是天文數字，中南海每年要花多少錢？絕對保密。維穩的經費是多少？新疆被抓進集中營的就有幾百萬，各種維穩的力量也會超過100萬，要多少經費？西藏也是如此，要多少錢？
我們宿舍樓在北京市朝陽區望京湖光中街2號院，屬於望京街道辦事處，我們院就有一個居委會籌備組。原來的居委會因為我宣傳討薪，干不過我，就遷走了。這樣的街道組織每逢年節、共產黨的大事件都要組織人戴著紅袖標維穩，街道辦事處（這是最基層的政府組織。前些日子中共下文件說把執法權下放到街道，就是下放到這一級。它是居委會的上級。並不是像文革那時候一樣，把執法權下放給居委會的老太太。）會給居委會大米白面和食用油，作為上街巡邏的獎賞。這不也是花錢買的嗎？
第三，也不是每個中國人都有資格辛辛苦苦幹了幾十年。
80年代末期，共產黨就搞企業破產，工人下崗，所以有了「鄧小平揮手全民下海，江澤民揮手全民下崗，習近平揮手全民下崽」的歌謠。想勞動也不讓你干。馬克思設想的是「社會主義按勞分配」。而中國共產黨根本就不讓你勞動，餓死你。他們其實也不是馬克思主義者。我前妻是北京市西單商場的售貨員，2000年之後，也讓她內退了，每個月給560元錢，回家呆著。西單商場90年代就在上海交易所上市了，有股票。也是先發行了職工內部股票。應該是那個時期北京除了王府井百貨大樓，全市第二牛的百貨大樓。但是那個時代全國大商店都走性感路線，都是雇佣外地和農村來的20多歲的年輕姑娘當售貨員。我老婆那時候40歲出頭，就算歲數大了，就必須內退。先逼著他們簽訂勞動合同。其實他們都是70年代末參加工作的，那時候根本沒有合同制，是終身制。兩年一簽合同，第二次就不簽了，就讓他們回家內退。等到了50歲，男的到了55歲再給正式的退休費。這就叫內退。那個時期全國很多的企業都這樣搞。自己單位有活干，有效益，不賠錢不倒閉，但是就是不讓你上班。這就是江澤民揮手全民下崗的厲害。海外個別自媒體現在說中國老百姓「辛辛苦苦幹了幾十年」，誰讓你干幾十年了？
勞動，在中國是一種特權，不是誰都能勞動的。我採訪過姚明，王治郅巴特爾，鄭海霞，宋曉波等許多明星，籃球報導在90年代末全國有名，但是1999年全員解聘全員競聘，因為我不是高幹子弟，也就是紅二代，總編輯李學謙就讓我回家了。他是李克強的小兄弟啊，他想幹什麼就幹什麼。呆了半年，再上崗，算玩兒，不算正式上班。《青年體育報》垮臺，我又回家了，2007年我在報社大門口躺平，上面蓋著報社欠我工資的白單子，這樣搞了幾次，陳小川等報社領導才讓我去了檢查組當校對。我不會幹校對，我幹的是比校對高級得多的編輯工作。這是我的本行。但是也是拿校對的錢。我經常在報社內部網上批評報社的領導，後來副總編輯唐為忠，人事處長郭藍燕，保衛處長莊偉利，主管治安也就是維穩的副社長寧光強4個人給我開了一個會，要把我送到公安局內保處拘留；後來唐為忠又讓我回家了。但是開工資，加上各種補助，再讓陳小川總編輯給我一個固定額的獎金，每月好像是2000元。跟上班的檢查員差不多。我就不是辛辛苦苦上班了。這樣的日子混了一年多，唐為忠心臟病猝死了，劉雲山的小兄弟杜湧濤副總編輯又讓我回去當了檢查。這是比校對高級的工作，但是名和利遠低於記者編輯。基本上沒有名，不允許也沒有機會寫稿子。杜湧濤比唐為忠水平高多了，所以現在是國務院的副部級幹部。我怎麼是辛辛苦苦工作了？要說辛辛苦苦，還是在《青年體育報》的5年半，一個人干四五個人的活，但是算「玩兒」。北京市東城區法院這樣判的，北京市二中院也是這樣二審的，北京市高級法院最後終審判決，也是這個結論。我怎麼是辛辛苦苦幹了幾十年？中國人民包括中共中央直屬機關幹部的我，沒有資格辛辛苦苦幹幾十年。那需要加入共產黨，是高幹子女，是處級以上幹部，比如畢熙東、李大同、陳小川，馬年華。畢熙東的副手只恆文是副處級，不是黨員，副處級的職務是聘任制，不是「任命制」——不聘任了，職務就取消了。所以《青年體育報》垮臺後，他也下崗了。
但是我們單位的秘書長羅志軍，後來調到團中央當了中青實業公司總經理，正局級；再後來調到南京市當了副市長。團中央書記李源潮那個時期是江蘇省省委書記。後來羅志軍就是南京市市長、江蘇省省長，最後是省委書記。退休後，又去了全國人大常委會什麼小組辛辛苦苦地工作。他是高幹子弟，文革的時候，知識青年都去農村上山下鄉，包括習近平，但是他是到東海艦隊還是什麼海艦隊當戰士。後來回到北京倒是和我一起辛辛苦苦在北京師範大學中文系學習了5年。不過人家真是辛辛苦苦幹了幾十年，一直到現在。我是「三天打魚兩天晒網」，配不上辛辛苦苦幹了幾十年的評語。
有的海外媒體還以為只有法輪功才會受到迫害，我是中共中央直屬機關的幹部，干一行愛一行，先是在群工部為讀者直接服務，維護合法權益，後是體育記者，寫了很多讀者愛看，體育界人士說很專業的報導，但是都讓我回家，都待崗了。當然我比四川、東北那些國營大廠子的工人還是幸福多了，他們的廠子被共產黨關閉後，完全沒有了收入，丈夫在家看孩子做飯，妻子去外面甚至是外地養家，2000年，《中國青年報》的王長安編輯用自殺使我們避免了這種生活。
我這個中央單位的幹部，現在也不欠任何地方政府的錢。房貸是按月還。明年就還完。前妻和女兒也不欠別人錢。她們倒是屬於北京市社會保險系統。要說每個人欠2萬元，這倆人就算是吧。
所以，中國的問題非常複雜，財經問題更是如此，並不是外人能搞得清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