港臺編導蔡玉玲（圖片來源：PETER PARKS/AFP via Getty Images）
【看中國2021年5月1日訊】港臺編導蔡玉玲憑鏗鏘集《七二一誰主真相》獲頒「金堯如新聞自由獎」，翌日卻被法庭定罪，指她故意向運輸署作出「虛假陳述」，以取得涉及七二一事件車輛的資料。
蔡玉玲獲罪後一度落淚，是為新聞自由也為法治而哭。一位專業記者盡其本事，認出七二一當晚涉嫌運載攻擊性武器交給歹徒襲擊市民的車輛，遂向運輸署索取該車輛資料，然後按圖索驥，追尋車主瞭解情況，逐步迫近元朗黑幫無差別襲擊市民的真相。蔡玉玲完成專業任務，取得大獎殊榮，實至名歸，竟被當局起訴，法庭判罪。這一刻，不啻是同步宣判法治失靈，因為公檢法三方面都出了毛病，既無法保障新聞記者按專業行事，更讓涉嫌違法者免被追究。
公安單位首要任務該是緝拿七二一襲擊者全部歸案，怎可忘恩負義，把發掘偵查線索的記者踢落法網；律政司話說須按照公共利益決定是否檢控，卻拿記者常用的調查手段開刀，彰顯官方擁抱的公共利益，排斥監督時弊的新聞報導。公安及檢察如此表現，儘管市民不該習以為常，但從近年的辦案手法觀之，今次做法也許是見怪不怪，反而裁判官今次的司法考慮和判決，體現公檢法三者竟不謀而合，也擺明不顧新聞自由的訴求，確是超出常識所能理解。
法官的錯失在於解釋法律的觀點狹隘。蔡玉玲查冊，是要找出七二一當晚運送攻擊性武器車輛的車主，再追查拿取武器的可疑行凶者，整個新聞調查都涉及當時元朗的交通及運輸情況，符合三大申請用途之一，即第三項「其他有關交通及運輸事宜」。但法官的偏見，一是將新聞和交通及運輸視為互不相關，即使索取車輛資料用作新聞調查以澄清真相，兩者也當作無交集之處。二是法官界定查冊目的限於「跟自身有關的用途」，因此記者縱有良好目的，為公共利益而查冊，也難逃法網。
法官的另一錯誤，在於熟視無睹《基本法》對新聞自由的保障。《基本法》在上，法官大可按照政府有責任協助市民實踐公民及政治權利的原則，對「其他有關交通及運輸事宜」作較為寬闊的解釋，容許記者索取車輛資料進行與交通事宜有關的新聞調查。裁判官沒有這樣做，是欠缺憲政的眼光，但也都算了，總不能把新聞與交通事宜互相無關的一己觀點，硬塞到被告人身上，並據此判定她明知兩者不同，卻剔選第三項申請原因，最後裁定刻意虛報罪成。
其實法官真懂中文的話，不該將「其他有關交通及運輸事宜」與「其他交通及運輸事宜」混為一談，否則「有關」兩字即屬多餘。法庭接納控方提供「有關事宜」的例子，如車輛可能導致人命傷亡或財物損失、無人看管車輛導致道路阻塞等，受影響人士便可索取車輛資料，再以法律程序追討責任。其實這些例子都離不開「交通及運輸事宜」，而有關事宜該指跟交通及運輸有關係的事情，範圍較為廣闊，如車輛運送攻擊性武器，雖然運輸途中行車正常，並無牴觸交通規例，但攜帶攻擊性武器即屬違法，車輛不算非法使用道路，司機也是非法使用車輛。
無疑，此事不是單純的交通及運輸事宜，還涉及一些刑事罪行，但事件關乎「車輛與道路的使用」，但怎能說與交通及運輸事宜無關？更何況，這批武器若證實是當晚的傷人凶器，由車輛非法運送造成他人的身體傷害，遠遠超過一般交通意外導致的損失，何以法律可以讓人追查車主資料，法官卻要禁止記者尋求真相？
不錯，法官提議記者可繞過申請程序，直接要求運輸署長提供車輛資料，但既然只容許法官所認可的三種情況下才能查冊，署長又何來酌情權，給予記者資料？又即使署長有酌情權，申請過程除了費時失事，更是貶損新聞自由，把憲政權利降為行政部門的酌情決定。
法官在判詞經常提及，查冊的立法意圖不可能讓人任意「濫用」所得資料，但蔡玉玲將資料用於採訪和報導，努力迫近七二一事件的真相，有何濫用之處？若無濫用，何以不受法律保障？相反，若法官是暗指蔡玉玲濫用資料而罪有應得，但明顯不過，她的有罪並不源自過錯而是源自正當的行為，今次法庭彰顯的不是公義，而只能是墮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