煽動鬥爭仇恨的《紅色娘子軍》，劉慶棠（右下）扮演黨代表洪常青。（網絡圖片）
提要：如今，網路上、小報上，常常說到影視界、娛樂圈的潛規則，代表性的表現，就是女演員要向導演獻身才能獲得出演的機會。這種事，其實「文革」期間也有，甚至程度更甚。江青的紅人、《紅色娘子軍》中黨代表洪常青的扮演者劉慶棠就被曝光過這方面的淫亂「事跡」。
吳思先生提出的「潛規則」這一概念，如今是極其流行了，它有助於人們理解歷史，理解歷史中那些大大小小、千奇百怪的事情。當然，如果這個概念僅僅只能解釋歷史，它就絕不會在現實中如此流行。吳思先生從中國歷史中提煉出了這個概念，不出幾年時間，卻已在引車賣漿者嘴上頻頻出現，說明這一概念對現實更有針對性。這個概念甚至迅速動詞化，某某欲對某某「潛規則」、某某被某某「潛規則」、某某為達某種目的而「被潛規則」，諸如此類的說法，每天都能從網路、報章、雜誌上看到。
在中國，比那顯規則更起作用的，實際上是那潛規則。就是在那很特殊的「文革」時期，潛規則又何曾銷聲匿跡？
「文革」號稱史無前例。在許多方面，的確如此。「文革」中的許多現象，諸如鼓勵子女與爹娘劃清界線，甚至慫恿子女對親爹親娘拳腳相加，鼓勵夫妻相互揭發、相互把對方的枕邊語私房話整理匯報，越窮越光榮，憑老繭上大學、交白卷成為英雄等等，都有些破天荒，都幾乎前所未聞。然而，即便在這樣一個宣稱要與傳統的一切進行最徹底的決裂的時代，傳統的許多東西仍然頑強地存在著。有的以改頭換面的方式存在，有的，則頭不改面不換，以本來面目延續。所謂「潛規則」，在「文革」期間，就仍然以傳統的面目在社會生活中起著重要作用。這樣說，也許還不夠，還不足以說明潛規則在「文革」時期的重要性。實際上，對「文革」的「史無前例」，應做兩方面的理解。一方面，有許多現象是歷史上從未有過的，這當然是史無前例；另一方面，又有許多傳統的東西，以歷史上從未有過的強度、力度，在現實中凸現著、活躍著，這也是一種意義上的史無前例，而潛規則，在「文革」時期，就往往比歷史上任何一個時期都堅挺。
有時候，兩種「史無前例」，會在同一件事情上表現出來。以上大學為例。「文革」期間，取消了高考，大學從工農兵中直接招收學員，沒有文化考試，甚至對招收對象沒有文化水平方面的要求。對招收對象的唯一硬性要求，或許就是政治上的「根正苗紅」，地富反壞右的子女、階級敵人的子女或本身是階級敵人的人，沒有進大學的資格。大學以這種方式招生，是歷史上從未有過的，堪稱史無前例。「文革」時期，大學對青年人同樣有著極大的吸引力。工也好，農也好，兵也好，能以「工農兵學員」的身份在大學混幾年，就能成為吃「商品糧」、拿工資的幹部，誰人不想？然而，「根正苗紅」的工農兵很多很多，誰能成為幸運兒呢？這時候，潛規則就起著史無前例的作用。
「文革」期間，大學其實沒有真正意義上的招生權，只有接納權。決定工農兵中何人上大學的「正式規則」，或者說「顯規則」，是「工農兵推薦」。「文革」期間我生活在農村，「工」和「兵」的情形不瞭解。我知道，在農村，「貧下中農推薦上大學」，是十足的空話。大學招生，在農村是以公社為單位分配名額。比如，某公社今年可推薦兩人上大學，這兩人是誰，當然由公社的最高領導公社書記說了算，連「推薦」的過場都不會走。全公社的貧下中農推薦，就變成公社書記一人推薦。書記推薦誰，就看誰與書記關係最親，就看誰的賄賂最有檔次了。在能否上大學上，潛規則如此起作用，也是史無前例的。所以，「文革」期間，在上大學一事上，兩種意義上的「史無前例」都有典型表現。
「潛規則」似乎已有廣義與狹義之分。廣義無需解釋。狹義，則似乎專指年輕女性以肉體從權勢者手中換取自己想要的東西。當有人說某位「美女」被領導「潛規則」，別人都明白是什麼意思。這種狹義的潛規則，「文革」期間也同樣是普遍存在的。大學招收「工農兵學員」，「農」則從農村「知識青年」中產生。農村「知識青年」由「回鄉知青」與「下鄉知青」兩部分組成。這是從來源上區分。若從性別上區分，則有男女之別。男知青要上大學，要以錢物通關，女知青則有時不免要獻上身體。當然不只是上大學。下鄉知青要上調回城，要請假回家，甚至僅僅是為免受刁難、欺侮，男也要獻物，女也要獻身。「文革」期間，被當地幹部「潛規則」過的女知青，不知凡幾。許多回憶文章和小說，都寫到過這種事。
如今，網路上、小報上，常常說到影視界、娛樂圈的潛規則，代表性的表現，就是女演員要向導演獻身才能獲得出演的機會。這種事，其實「文革」期間也有，甚至程度更甚。戴嘉枋的《樣板戲的風風雨雨》一書（知識出版社1995年版），就披露了一點江青的紅人劉慶棠這方面的「事跡」。
劉慶棠是「樣板戲」《紅色娘子軍》中黨代表洪常青的扮演者，深得江青寵信，以一個演員之身而居政治高位，是中共「九大」代表和主席團成員，在中共「十大」上成為中央委員，先是進入國務院文化組，後更當上文化部副部長。位高權重的劉某，壞事做盡。劉慶棠「潛規則」女演員一事，戴嘉枋是這樣說的：「到了『文革』中大權在握，風流成性的他更肆無忌憚地到了淫邪無恥的地步。一個比他小20來歲的姑娘，長期被他霸佔；而任何一位女演員，無論是你想爭取在戲中當主角或領舞，還是給丈夫落戶口、安排工作，甚至處在恐怖的威脅之下為免遭批鬥，只要有求於他，都有可能成為他的掌中玩物，滿足他的一逞之快！到後來，劉慶棠索性把自己的辦公室設在女浴室近旁，除辦公桌、文件櫃外，還有一張大床，美其名曰用於加夜班休息。他時常在辦公室窺守於門邊，見浴後的女演員經過，便以各種名目請她入內談話，然後誘脅相加邀其同枕共寢！不少意志薄弱、懾於權勢的女演員，不得不忍辱任其擺佈。」劉慶棠的此種做派，其「頂頭上司」江青、張春橋並非不知，而是知道了，也不當回事，認為是「無害」的「小節」，「絲毫無損於這個色狼的毛髮和仕途。」（第258～259頁）
潛規則的對立面是顯規則，是印在文件上、貼在牆上、掛在嘴上的「正式規則」。顯規則、正式規則，對潛規則多少有一點制約作用。而「文革」期間，顯規則、正式規則普遍弱化甚至被拋棄，潛規則所起作用之在，便「史無前例」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