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大躍進造成大飢荒，號稱「天府之國」的四川竟然餓死1000萬人，甚至發生人吃人的慘劇。（網絡圖片）
1984年，文史工作者朱全森去四川省達縣高家溝村做有關文史調查，令他遺憾的是，想要找尋的人大多都在1960年大躍進前後餓死了。
「他們說那一階段餓死了40多人，我不相信，認為是造謠。那個村的公共食堂總共百來人。」朱全森對我說，2001年他參與編寫《達州市志》時親自去這裡調查大躍進期間食堂情況，約來原食堂負責人高思仁，「一家一家清理查核，發現餓死了26人。」雖比40餘人少，但比例也是相當驚人。這是朱全森所知達縣縣城附近大躍進期間餓死人最多的食堂之一。
據《達縣志》，1959年至1962年，達縣人口出現罕見的明顯減少。1958年，達縣人口總數為931,944人，到1962年，降為879,300人，共減少52,644人。平均每年減少約13,000人，而在1958年之前，平均每年的人口總數大概增加2萬餘人（1955年人口總數為875,745；1956年人口896,012；1957年為918512）。
在四川東部的大巴山區，達縣的人口非正常死亡情況並不特殊。附近的巴中縣、通江縣、宣漢縣等地，也存在大面積的餓死人現象。其中，又以宣漢縣為最多。
大躍進導致大飢荒。劉少奇曾用「三分天災，七分人禍」為悲劇定性。
農民糧食被徵購 飢荒導致盜竊風氣
據瞭解，達州專區1959年糧食減產，但地方仍浮誇上報，導致當年徵購糧食達19億公斤，佔實際產量的45%，農民每人留原糧僅99公斤，到1960年略有提高——103.5公斤。
「患了水腫病，腿都彎不了，爬樓梯特費勁。」朱全森說，飢餓與高強度的體力勞動，促使大批人死亡，也讓盜竊風氣流行一時。「那時政法機關部署『保衛』夏收、秋收，農民自己種出的東西要進倉庫，還要公安去保衛，簡直是笑話。那時公安抓得最多的案子就是偷，偷糧食，偷耕地用的牛油……」
有一次，達縣教育局搞成人教育工作的王姓幹部，因在食堂偷抓了兩把米飯，結果被炊事員發現上報。「他被弄到白廟禮堂批鬥，我們三十多個人被叫去『受教育』。」區委副書記一人在上面鬥，王姓幹部支支吾吾說偷了飯，下面沒人吱聲，只是悄悄議論，一個鐵匠說：這是餓的結果。
朱全森說，當時食堂炊事員、保管員都要階級成分和人際關係特別好的人才能出任，「他們是大偷，其他是小偷。生產隊長還會組織社員去偷其他生產隊的糧食，這個公社去偷另外一個公社。」
通江縣何光宇的母親，1959～1960年間就曾獲得在當地食堂做飯的美差，何光宇因此能沾些光：「有一次她把伙食團的油舀了一小碗給我喝。香得不得了，當時覺得天下沒有比這更好吃的東西了，喝完了繼續舔碗，結果被伙食團長給看見了，追問偷吃啥。我母親說，今天是兒子生日，沒啥可辦的，就想讓他開點葷。結果以後就不准她做飯了，失去一個好職業。」
但何光宇還有一個在糧站加工廠工作的姐姐，時或與同事私分糧食，始終未被發現。「糧站加工廠經常24小時連續工作，大家換班。有時晚上加班累了，就偷偷煮乾飯。一人分一坨飯。我姐姐捨不得吃，就半夜走十幾里山路，把飯送回家。大概半斤米左右，再加水和菜煮了，我們一家6口人吃。她隔三差五就拿回來一次。」
地委書記孩子偷食 還有飢餓尋求坐牢者
相較而言，城市職工就好得多，不至於有餓死之虞；但飢餓仍是難免。「當時達縣專區地委班子成員都有得腫病的。地委書記李香山的娃娃都偷饅頭吃。有一次，在機關食堂拿票買饅頭時，他從櫃子裡偷饅頭，被發現了。」原達縣專區地委辦幹部嚴宗全在接受我採訪時說。
在通江縣永安鄉，還有刻意違法以尋求坐牢者。浩劫波及耕牛等家畜。何光宇稱，當地一位村民將集體的耕牛殺死，分給大家吃，因此被勞改。他在牢中感覺還吃得飽些，出獄後餓得慌，又不敢再殺耕牛，就把牛舌割下來，自己報案，要求坐牢。
坐牢其實也不保險，據開江縣1962年3月的一份報告，三年災害期間，看守所共死亡在押犯人71人。「最開始，一般偷盜還被公安當成刑案，後來就改稱為『拿摸』了，按人民內部矛盾處理。」朱全森說。1961年3月，在上級指示下，達縣專區停止執行《治安管理處罰條例》。理由是，因群眾生活困難，出現普遍性的偷摸和強收農作物、強奪糧食等情況，法難責眾。由此亦可知，各級政府對農村飢餓的實況並非沒有瞭解，但高指標徵購糧食並未停止。
病餓自殺 「人相食」悲劇
非正常死亡的人中，也有部分是自殺。朱全森的一位教師同事曾嘯鵠是個退役軍人，1957年被打成右派，他身材魁梧，有1米80多，是個籃球運動員，飯量大，糧食緊張時，忍受不住飢餓而偷胡豆，結果被抓受批鬥，此後又再次偷紅薯犯事，在被批鬥期間上吊自殺了。
除了病餓而死、自殺，劉少奇所謂的「人相食」悲劇也發生在川東這片土地上。
在通江縣沙溪公社文勝鄉，曾發生轟動一時的食人案。據何光宇介紹，當地一個老太婆，見生產隊長的孩子比別的孩子都胖些，就騙其到屋中吃飯，在孩子向水缸裡看的當口，用刀將其殺死，然後煮了吃肉，一時吃不完的肉，就熏成臘肉慢慢吃。這個老太婆非常飢餓，她的老伴前些天剛剛餓死，也被她將屍體吃掉。因為有肉吃，所以老太太看上去紅光滿面，與同村人一臉菜色形成對照，找不到孩子的生產隊長，後來在她屋中發現臘肉，此案告破。老太太被抓捕，遊街示眾。他還聽說，萬源縣也有人因殺人果腹而被判刑。
1960年2月，達縣專區政府曾在一份報告上表示，自1959年12月以來，短短3月內，達縣專區內已經發生28起吃人肉事件，其中萬源縣5起，巴中、通江、鄰水縣各1起，平昌縣3起，宣漢縣最多，有15起。共吃掉31具屍體，這其中，既包括偷吃死人肉，也包括謀殺親生子女或繼女事件。
達州市文史工作者何大地說，當時普通農民還是相信宣傳，但有點知識的人會懷疑，只是不敢說。在何光宇的記憶中，三年飢荒時期，他所在的村莊也「沒人敢寫反動標語」。
朱全森進一步表示，當時沒有人敢說真話，因為那樣很容易被打成「右派」，「右派」被認為是「反黨、反人民、反社會主義」，比地主、壞分子都更壞一籌。朱全森本人，就是在1957年的鳴放後，被定性為「攻擊黨的領導」、「挑撥黨和知識份子關係」的右派。
民間的反抗 尚在密謀準備階段被鎮壓
在關於三年飢荒的歷史敘述中，很多人困惑，在那種生活與工作條件下，為何沒有或甚少農民反抗？這方面的歷史素材，學者掌握得的確不多，但並不意味著反抗缺失，只是它們多半尚在密謀準備階段就被鎮壓了。
在達州市採訪的過程中，我發現了很多類似的事件。在此舉幾個例子。譬如1961年，開江縣破獲黎廣友、廖萬谷領導的「中庸道」復辟案，次年又有以馬朝萬為首的「忠孝派反革命集團」被抓捕。那個時候，個別農民常利用會道門來試圖實現「復辟」的訴求。
而達縣1960年上半年，共發生政治案件15起，其中11起為「反動標語」案，4起為「反動匿名信」案，較上年同一時期上升60%。
在宣漢縣，1963年還曾破獲「中國人民急救大軍」案。當地福祿公社一個叫徐瓊譜的勞改釋放犯人，在1961年春天，成立「民主同盟」組織，針對三年災害時期大面積人口非正常死亡的現實，先後策動冉啟文、張前方等21人加入該組織。他們有自己的綱領，並佈置了每人發展3～5人的任務，在宣漢、開縣邊境結合部發展。當年底，該組織改名為「中華反共救國軍」，編寫的宣傳材料包括「共產黨殘酷歷史」，並多次召開成員會議，批評共產黨的方針政策，認為蔣介石反攻大陸一定會成功。1962年3月，為了突出暴動的緊急程度，他們再度將組織名稱改為「中國人民急救大軍」，並成立「星新指揮所」，下設上中下三級指揮所和六個指導區，徐瓊譜自任所長，還正式發文委任指導區的政府區長。他們提出的綱領中，包括成立「全國人民大團結臨時政府」等七項。到1962年底，他們的成員已經達到164人。該案破獲後，徐瓊譜被判死刑緩期兩年執行，其他骨幹則被判有期徒刑。
當時中國的城鄉戶籍制度壁壘、人民公社體制，以及無所不在的監督告密網路，已讓這種零星的反抗行動，根本沒有任何成氣候的可能性。
（原文有刪節，僅代表作者個人的觀點和立場）
